丈夫怎样改变妻子的憎恨情绪

参与情绪的不同脑区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哪些是脑内的情绪系统？情绪的功能性神经解剖如何系统地操控？关于这些，在理论上有不同的模型。有单系统模型，此模型认为，同一神经系统实现各种不同的情绪。还有其他的看法，认为各种情绪都依赖于共同脑系统的结合，但特定不同的脑区可以更多地贡献给某个特定的个别情绪，例如恐惧、厌恶、怒，此即所谓的多系统模型［1］。

情绪的无意识和有意识，是情绪理论中的又一重要课题。

坎农和巴德、帕佩兹（图16-2）、麦克林（图16-3）等人的建议，以及某种程度上Damasio的建议，都是单系统模型的例子。还有，像前面谈到的Davidson的建议，可以称为“右半球假说”。此假说开始是1912年由C. K. Mills提出来的，以后由其他人加以扩展。从最简单的形式看，此假说强调，在情绪加工的所有方面，右侧大脑半球具有特异的作用。不过，更精细的观点也提了出来，认为半球特异化仅限于情绪的知觉和表达，而不是情绪的经验［1］。

Davidson的价值不对称模型关联到右侧大脑半球假说，其侧重点在于区分左侧和右侧半球分别对正性和负性情绪的贡献。从1959年T. C. Schneirla开始，其他双系统理论家建议，可以把情绪分解为接近的和退缩的两种成分。他们采用了不同的命名学，建议以不同的神经解剖底物对应不同的成分，例如行为激活和行为抑制系统、接近和退缩系统、欲求和躲避系统等。最后，Rolls建议双系统途径，它把情绪加以概念化，作为状态来描写。例如，在一个维度空间内，情绪可以由正性（酬报）工具性强化物（instrumental reinforcer）引起，或由负性（处罚）工具性强化物引起［1］。

受达尔文原创工作的鼓舞，其他理论家提议，有少数几种不同的情绪，它们分别由脑内相对应的神经系统来实现。支持这种多系统观点的某些关键资料来自人类脑损伤及功能性成像研究，如前面已经谈过的几个关联到恐惧加工的研究，把恐惧归于杏仁核。有关厌恶情绪的类似研究正在开始出现。M. L. Phillips等的fMRI实验显示，厌恶脸孔表情的知觉，关联到前脑岛皮层的激活，这与早期潘菲尔德和M. E. Faulk在1955年的工作相一致。潘菲尔德等的工作表明，电刺激人脑岛产生恶性的感觉、不愉快的味道以及胃内的感觉。此后，A. J. Calder等报告了一例左侧脑半球损伤影响脑岛、基底神经节和纹状体的病人。病人显示了对脸孔及发声厌恶信号的认知明确受到选择性损害，其厌恶经验亦受到损害。有关累及脑岛和纹状体的亨廷顿病病人，也报道有类似的发现。在亨廷顿病基因携带者中也有此情况。对其他情绪的神经底物还只有相对少的工作，最近有关病例的元分析研究最清楚地支持了有不同神经底物服务于情绪，其实例是恐惧和厌恶，它们分别集中于杏仁核和脑岛。至于其他脑区，可以提到的是PFC和ACC，这两者在所有情绪的情况下都受到激活［1］。

近年来陆续有些报道，说明某种情绪与某些脑区有关，如有关憎恨和愉快情绪的脑区。憎恨能够激活特定脑区。用通常的方块设计（block-design）fMRI方法研究憎恨（hate）时脑活动的变化，共做了17名受试者的脑成像。研究者提供给受试者两种不同的脸孔图片，一种是受试者感到憎恨的脸孔，一种是对受试者而言是熟悉而中性的脸孔。实验结果表明，受试者看憎恨脸孔导致他的某些脑区被激活，包括内侧前额回（medial frontal gyrus）、右侧壳核（putamen）、双侧前运动皮层（premotor cortex）、双侧额极（frontal pole）、双侧内侧脑岛（medial insula）。发现其中有3个脑区的激活程度与憎恨程度呈现线性相关，这些脑区是右侧脑岛、右侧前运动皮层、右侧额内侧回（fronto-medial gyrus）。有一个脑区呈现失活，即右上额回。由此可见，憎恨在脑内有其特征性代表。憎恨在脑内的代表，虽然与代表浪漫爱的脑区有特征性的差别，但有两个脑区是憎恨和浪漫爱共同的，即壳核与脑岛［6］。人类脑成像研究发现，愉快情绪由中脑-皮层-边缘神经回路介导，各不相同的愉快情绪往往由类似的中脑-皮层-边缘神经网络介导［7］。

疼痛引起的大鼠厌恶行为受终纹床核（bed nucleus of stria terminalis，BST）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和神经肽Y（NPY）的调制［8］。

J. LeDoux是情绪神经生物学研究的先驱。他发现，杏仁核协调情绪是由于它与其他许多脑区相联系。一般而言，一个刺激可以通过两条路径来到杏仁核。第一条路径是快速的直接通路，它加工无意识的感觉数据，而且自发地把事件的各个感觉方面联系在一起；第二条通路是通过几条途径传送到大脑皮层，包括脑岛，此通路可能贡献给信息的有意识加工。LeDoux争辩说，直接通路和间接通路加在一起，介导了对某种情况的立即无意识反应，以及往后的有意识加工。根据这些研究，我们现在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可以进入神智的表层下面，开始考察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经验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对于意识的认识，事实上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来自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平行于詹姆士的思考，而且考察了意识在其他过程中的作用。例如，G. E. Wimmer和D. Shohamy的研究显示，杏仁核加工恐惧的无意识方面和有意识方面；同样的机制也存在于海马，它参与对外显性记忆的有意识回顾，但也可以指导无意识的判断［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