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识神智过程

上面所讲的实验说明，信息可以进入大脑皮层而不产生意识知觉。有趣的是，这种信息可以影响我们的行为。在大脑皮层的不同脑区，无意识加工过程可以同时发生。仅仅认识一个字，是可以无意识发生的；而那个字的意义要能够被了解，一定得在脑的较高水平，但是我们不一定觉察得到。字的另一些方面也可以被无意识地计算、加工，例如其发音、其所包含的情绪成分，或是讲错或讲对，错的地方有没有被抓住［9］。

自从19世纪德国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亥姆霍兹首次发现无意识加工过程以来，以后的科学家们力图了解这是怎么工作的，可以进行到什么程度。亥姆霍兹认识到，脑是有创造性的，脑自发地（无意识地）把一组来自感觉系统的基本信息加以集群，而且据此作出推断。事实上，脑可以根据非常少的信息进行复杂的推断。例如，当你看到一系列黑线条的时候，这些线条并不代表什么意思，但如果这些线条在运动，特别是向前运动，那么你的脑就立即认为：这是一个行走着的人。亥姆霍兹知道，无意识的脑可以部分地取得信息，并拿此信息与以前的经验相比较，使之变成学习到的东西，由此进行合理的判断。这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认识过程［9］。

1939年，H. Hartmann戏剧性地扩展了我们对于弗洛伊德的前意识和无意识的了解。在他的著作《自我（ego）心理学和适应问题》中提出一个看法，自我有其天生的能力，这种能力在好几个方面是无意识的，而且促进我们适应环境。近来科学家还了解了这种高水平的、无意识的思考［9］。

无意识过程和有意识过程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认知科学问题。事实已经表明，无意识刺激和它所引起的“代表”能够影响意识经验中的信息过程。问题是如何用已知理论来加以解释。B. Dresp-Langley根据现有科学材料提出了一个模型，该模型可用来说明，脑内专用共振神经回路上的学习机制，如何能够产生无意识代表的特定时间活性特征。然后，这些活性特征中的反复进入（reentrant）信号、自上而下的匹配、活性痕迹的重合（coincidence）等因素，将能够使得作为意识经验的神经特征（标签，signature）逐步巩固。这种经验还可以扩展很远距离，覆盖脑的很多功能部位［15］。

可以看出，这种说法与14.4提到的“大体工作空间”十分类似。

在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历史上，意识的定义是最有争议的一个议题，而意识往往与是否有知觉相联系。企图澄清什么是“无意识”的种种说法，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的理论基础以及研究觉察时所用的不同方法学。首先，应当区分什么是无意识（unconscious），什么是非意识（non-conscious）。前者源于精神分析传统，这种看法认为，存在着一个心理动力学性质的抑制意识信息的主动机制。相反，“非意识”这个概念的应用植根于实验心理学传统，此种看法认为，存在着一个知觉状态（perceptual state），在这种状态下，受试者不能报告存在刺激或刺激的某一属性（例如刺激的情绪成分），虽然有（行为的、心理生理的或神经生理的）证据表明，事实上存在着刺激，而且已经被受试者加工。其他名词，例如“阈下知觉”（subliminal）、“内隐知觉”（implicit），也被用来描述无意识知觉的类似情况。其中，“阈下”更经常应用于健康人，指弱的或短促的刺激未能引起受试者意识感知的情况；“内隐”则是一个更一般性的描述，表示与作业无关、不随意的或无意向性的过程。“自主的”一词的情况有点类似，正常情况下此词的意思表示独立于自上而下的控制，特别涉及注意的控制。在注意研究的背景下，更优先使用的是“前注意的”（pre-attentive）而不是“自主的”，因为前一种说法更明确地指出，进入刺激的处理是在注意性选择之前，而且与注意无关。但是，一个刺激在注意之前被处理，并不意味观察者不能觉知它的存在［16］。

意识和无意识知觉之间的区别，大部分与所用的方法有关。采用主观测试方法，如果受试者辨别知觉信息不能够优于随机水平，则知觉被视作无意识的，即使其实施（对刺激的反应）优于随机水平。因为主观测试方法容易受个人反应偏好的影响，晚近的工作引入了客观测试方法，其中某些方法源于信号检测理论，根据该理论，只要知觉辨别能够达到随机水平，这种知觉就可以界定为无意识的。有一些描写，例如“无意识知觉”或“知觉而并不觉察”这两种情况（我们认为这两者基本上是等同的），是指在研究中得到的结果，不论用主观还是客观方法，受试者都不能报告情绪性视觉信号的存在［16］。

自发性脑活性最近在神经成像学界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然而，为了更好地了解脑-行为相关而进行的、有关静息状态的研究，使其价值受到了挑战。意识状态改变是一种独特的方法，被提出来可以用于研究自发脑活动和行为的相关。这里回顾在意识改变的不同状态下，共同的静息状态脑活动之特征。早期的PET研究显示，极端高或极端低的脑活动状态，经常会关联到无意识状态。然而，此相互关系并非绝对，对大体脑代谢与觉察之间的准确关联仍然很难判断。相比之下，通过以体素为基础的分析，鉴定了各种意识改变状态下的联络性额顶叶-扣带回区的系统性损害，例如在睡眠、麻醉、昏迷、植物状态及意识的癫痫性丢失的时候，还有在梦游症的时候。与此相平行，近来的fMRI研究鉴定了静息人脑慢神经元振荡的结构性型式。在几种无意识状态下，例如在昏迷、麻醉、慢波睡眠状态下，也发现了类似的、全系统一致的BOLD型式，特别是在默认的模式网络中。后一结果提示，慢的一致性自发BOLD波动并非无例外地作为意识神智活性的反映，但是可以反映默认的脑连接，这种连接按照超越意识水平的一定方法，来塑造最有可能相互作用的脑区。其功能重要性仍不甚清楚［17］。

脑活动可以比安静时还要低，这就是所谓“默认模式网络”。它是指当受试者做需要注意和非自我参考的不同的新作业时，脑活动比安静时还要低的那种网络活动。这种模式网络存在于人类、非人灵长类、猫和啮齿类脑的分离、双侧、对称性皮层，包括内侧和外侧顶叶、内侧前额叶、外侧颞叶等部位［18］。

长期以来，濒死体验一直被蒙上一层神秘面纱，世界各地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都曾报告濒死体验。据统计，大约20%心跳骤停的幸存者报告在临床死亡期间见过白光并有灵魂出窍等感觉。为研究濒死体验，有人在老鼠实验中诱发9只被麻醉动物的心跳骤停，同时记录它们的脑电活动。结果发现，这些老鼠在心跳骤停后30 s内，其脑电活动激增，且具有与意识和视觉活动相关的特征。让研究人员感到惊讶的是，在濒死状态下，许多与意识有关的已知的脑电活动，程度甚至超出清醒状态。这或许意味着在临床死亡的早期阶段，大脑还能够组织良好的脑电活动。此前科学界关于濒死大脑能否产生意识一直存在激烈争论。主流观点是，心跳骤停后大脑就不再活动，无法再产生意识。对上述实验，科学界也存在不同的声音。论文发表后，有学者立即提出了6条反对理由，认为实验不可能确定老鼠在心脏停止跳动期间是否体验到什么经验。还有人认为，对“意识”这一词汇的定义至今尚存在争议，更不用谈动物是否有意识了［19,20］。

现在，认知心理学家T. D. Wilson扩展了弗洛伊德和Hartmann两人的观点，而且引进了一个“适应性无意识”的观点。这是指无意识过程，它服务于一系列功能，其中一项功能就是作出抉择。多少年来行为学家希望，在我们每天的判断及每天所进行的抉择中，把意识和无意识成分分解开来。行为学家们确认，我们的神智有两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慢的、深思熟虑的意识过程，以及快的、适应性的无意识过程。当我们有意识地聚焦到我们周围发生了什么的时候，适应性无意识过程让我们的部分神智仍在追踪：周围到底有哪些事物在变化，并确定我们有没有丢失周围的某些重要方面［9］。

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当面对重要选择的时候，可以作出一系列正的或负的判断，帮助我们确定该怎么做。但实验显示，这不一定是作出判断的最好方式。相反，我们要无意识地收集更多信息。这样，一个优先的意识会喷涌出来。如果我们是过度意识的，那么我们等于是说服自己认为需要某种实际上不要的东西。睡眠帮助我们平衡情绪，所以，如果要做一个重要抉择的话，从字面上说，我们应当“睡”在这个抉择过程上面。这种适应性无意识，对于我们的生存来说是必需的；而过程接踵而来，接着就是有意识的过程，从而帮助我们成为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我们既有无意识又有意识，我们已经发展出来两套不同的神智过程，以对付不同的神智信息，所以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回顾这两套神智过程在进化中有多久远［9］。

通过后面的讨论将会展开，几乎每种神智功能都需要有意识和无意识过程的相互作用。因此，有意识和无意识过程的生物学可以提供重要的新链接，把精神分析理论和当代神智科学联系起来。这样一种链接将帮助我们在无意识理论下对精神分析进行探索和修饰；如果合适的话，还可以否定。就新神智科学而言，它很可能从精神分析观点那里得到充实与丰富。应用Dehaene的操作性工作方法，我们将可以把弗洛伊德的本能性无意识做到现代生物学认识的图式上，以此来解释社会行为以及攻击性。可以这样提问，虽然这些无意识过程没有达到意识，但它们达到了大脑皮层吗？是一些什么样的神经系统回路管理着心理防御机制，例如升华（sublimation）、压抑（repression）、扭曲（distortion）等呢？［9］

创造性被描写为无意识思想的募集，以及发现思想、观念的新排列、新组合之能力。这种描述是20世纪50年代E. Kris提出来的，此人是一位艺术史学家，又是一位精神分析师。按照他的说法，在一种有控制的条件下，有创造性的人会有这么一瞬间，在此瞬间他经历相对不受约束而且比较容易的无意识和有意识神智过程之间的交流、交换。他认为有创造性的人在某一瞬间会有这种状态产生，他称这种状态是“回归到为自我服务”。这是一种受控的回归，与那种不受控的回归是不一样的，不受控的回归就是精神疾病发作（psychotic episode）。艺术家可以把这种无意识的驱动和欲望带到图像的前方。创造性的认知心理学研究大体上是与Kris观点一致的，但是我们对于创造性的生物学基础是什么，懂得很少。自从发现语言在左侧大脑半球有代表以后，英国神经学创始人J. H. Jackson争辩说，左侧大脑半球的特异化是为了分析性组构，而右侧大脑半球的特异化是为了连接刺激与反应，因此是为了把新观点组成新的组合［9］。

M. Jung-Beeman和J. Kounios近来的研究与以上观点相一致。他们给受试者一个简单的问题，此问题既可以用一闪念解决，也可以用系统思维解决。应用脑成像方法，作者发现，右颞叶的一个区——前上颞沟，当受试者经历一闪念思想的时候变得特别活跃。当受试者开始试图用系统思维解决问题的时候，同一脑区也活动起来。这表明，创造性思维可能让受试者看到两个观点之间的联系。将要发展出来的无意识和有意识神智过程的生物学，可能最后将会影响许多的人类事业，从数学思考、计算科学，到艺术和科学的创造性，从评价抚养孩子的实际操作，到判断有罪和无罪的法庭辩论，从正常社会行为到失常行为，其中的许多问题都涉及意识和无意识的神智过程及其紊乱［9］。

情绪是一种行为，它与内部的，也就是本能性的状态相关联，例如性、侵犯、恐惧。所有这些本能性的行为状态都有重要的无意识成分，而弗洛伊德早就指出过这一点。近来我们对这种脑机制，包括性、侵犯的脑机制有了新的认识。通常，这两个本能性驱动（drive）是互相排斥的，但在某些环境下，它们可以互相加强。我们将会看到，在过去几十年中，神经科学已经打开了这扇社会行为的窗户。所形成的认识很可能会刺激社会学的思考，而且提供前景，用新的方法去接近和了解有关同情、攻击、配偶亲密关系、放荡以及其他的社会现象［9］。关于性与侵犯的神经机制，请参看第17章。另外有作者提出，意识和情绪是互有关联的，只是分化水平不同而已［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