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东一年中最忙的日子

1994年收割的季节，是张昭东一年中最忙的日子。他母亲的病却也拖到了最后关头，张昭东只能放下工作，带着妻儿回家。等他办完母亲的丧事，回到长沙的时候，悲伤的情绪还没有缓和过来，一个劈头盖脸的消息迎头扑了上来。

曾绍君经何登骥推荐，担任水稻所原原种场场长兼水稻所开发公司总经理，农科院调张昭东到作物所任副所长。

这件事情没有征求过张昭东本人的意见，调动就通告了全院。张昭东本人倒也没什么，服从领导安排，天经地义。可毛晓媛却在家里炸开了锅，大发脾气说:“凭什么，凭什么，这么辛辛苦苦，脚不沾地为了工作，连儿子的学习都没管过。为了给单位省招待费，还经常把经销商请到家里来吃饭。你把原原种场从严重亏损扭转到一年盈利80万，猪场也是，从濒临倒闭到一年盈利50万……这里面还有我的功劳呢。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说一句公道、正义的话么。过河拆桥呀，去作物所，那可是个喝西北风的地方。”

张昭东好说歹说才把毛晓媛的情绪给平缓了下来，张志程在旁边看到，也暗暗发誓，这辈子坚决不做农业，又苦又累不说，穿得还这么破烂，天天下田，像个农民，全身晒得黑黑的，付出这么多，到最后还得不到尊重，一点自主权也没有。我得努力地好好学习，将来要做光鲜体面的工作，要永远离开农科院，永远不跟农业打交道。

张志程没有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张昭东跟毛晓媛无从知晓。毛晓媛这种火爆的性格，一来无法让张志程把心里小小的誓愿说给她听，二来毛晓媛也只会管张志程饿没饿着肚子、衣服够不够暖、有没有跟人打架、学习成绩怎么样等，心理沟通无从谈起，自然就无法知道了。而张昭东完全没有管理这种小事的心情与时间，他一贯的准则是只管大方向，在大是大非上面不出娄子就行。所以更加不知道了。

对于他调离水稻所到作物所的事情，何登骥和曾绍君唯一的请求是，希望张昭东不要到作物所搞水稻种子的经营。张昭东没有表态，认为杂交水稻的市场很大，根本不是一个水稻所就能做得完的，抱着视情况而定的心理。

作物所所长罗仕林、副所长邓锡兴，以及作物所其他工人，都笑眯了眼睛。他们早就盼了张昭东来作物所，大刀阔斧地也改革一番，让他们也过上好日子。这一天终于是给盼来了。

调令下来的第三天，也是星期天，张昭东还没到作物所报到。罗仕林、邓锡兴便上门来，请张昭东去吃饭喝酒，说作物所几个领导都在那等着呢，大伙儿高兴得不得了。

盛情难却，再加上张昭东对罗仕林、邓锡兴的为人也有一点了解，同时也为了以后工作上的方便，张昭东跟他们来到了酒店。作物所的陈卫江、李莓、谢培庚，张昭东都认识，还有二三个叫不上名字。

几个人相互客套了一番，然后叫店家上菜。剁椒鱼头、毛氏红烧肉、爆炒肥肉、冬笋炒腊肉、清炒莴笋尖、臭豆腐等湖南名菜悉数端了上来。还有张昭东最爱的东安鸡、永州血鸭。这阵势估计得吃掉一个人一个月的薪水。

酒过三巡之后，罗仕林端起酒杯说:“张所长，那年你升为副所长的时候，我跟邓锡兴还在你家吃过饭呢。你还记得我说过啥么?”

张昭东看着罗仕林笑而不语。罗仕林也不等张昭东回答，接着说道:“那时候我们就说，什么时候天上掉下来第二个张昭东到我们作物所。这下好了，两年时间，真正的张昭东来了。老弟来了，我高兴。我们喝一杯。”

张昭东只好开口了:“谢谢所长这么看重我。既然我人到了作物所，心也就到了。接下来就让我们大伙儿齐心协力，把作物所打理好，让大家都过上好的生活，把事业做大做强。”

邓锡兴也端起酒杯，说:“张所长，我们作物所暂时确实是比不上水稻所，但你来了，我们有信心。”

作物所远离农科院跟水稻所，单独在一片土丘后面，主要从事旱地种植，经济收入来源于玉米、油菜、大豆、红薯等作物。因为在南方，人们主食以稻米为主，再加上气候原因，所以一般旱地上种不出来像小麦这种收入比较高的作物，只能种大豆之类的低价作物。

旱地作物的收入很少，当初罗仕林也提到过，开发收入最高的一年仅5万，还被评了一个先进。张昭东一到原原种场、水稻所，年收入都是50万、80万，甚至上百万的。看得他们情绪消沉下去，工作没劲了，也就再没有哪一年超过了5万。

也就是说，张昭东过来的时候，作物所完全可以说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地方，是连只鸟儿都不愿意拉屎的地方。办公室自然也是整个农科院最破烂的。大夏天，在火炉长沙，却连个风扇也没有。不远处倒有一个储藏粮食的大仓库。

“作物所如此艰难，终究是因为没开发杂交水稻。”张昭东感叹道。到作物所上任之初，张昭东只是把一些旱地作物改良了一下，把不值钱的作物统统改为经济收入较高的作物，并且制成种子销售。同时，仍然按照责任合同制跟每个工人签好合同。

作物所的领导、工人们自然是希望张昭东带领着他们开发经济价值更高的杂交水稻种子，但张昭东没提出来，大家也只好都放在心里，没有人敢主动提。没人提不代表他们就此放弃了，更不代表其他人把这个事情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