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网络环境

网络环境是实现智慧信息网络化的物质基础。如今，计算机网络从体系结构到实用技术已逐步走向系统化、科学化和工程化。

网络使我们走向知识经济时代。“数字地球村”并非神话；网络信息铺天盖地而来，用多如牛毛或灿若繁星形容亦不足为过。电子出版物、动态新闻、娱乐信息、产品广告、法规政策、会议论文、研究成果、产品目录、软件资源、书目数据库、联机数据库等，组成了一个开放的信息网络。信息类型包括文本、声音、图形、图像等，信息内容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生活服务、休闲娱乐等各个方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最新报告表明，每年世界生产的信息量在千兆兆以上，即世界上每人平均大约250MB，这些信息多数为图像、声音和数字数据，印刷型资料只占总量的0．003%。毫无疑问，数字信息是人们极其重要而宝贵的资源。

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它具有极强的理论性、综合性和依赖性；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它必须能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合理、有效地管理和调度网络资源（如链路、带宽、信息等），提供适应不同应用需求的网络服务和拓展新的网络应用。

一、网络的现实发展

网络信息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不论在行为特征还是在心理特征上，都表现出与传统现实文化截然不同的特性。随着网络应用范围的扩大，网络信息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从而对现实社会的一系列规范、准则和秩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基础文化的挑战

基础文化是现代理性社会的思维方式，这种基础是永恒的、超历史的。基础文化也是现实世界得以建构的一个重要原则，在现实世界中，大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小到一个团体的组织运转，都有一个内在的中心或基础在发挥决定或支配的作用，没有一个社会基础文化，社会就难以聚合，知识和文化也就难以为继。智慧课堂所倡导的，是多元化与网络化的存在方式。在网络世界中，没有一个基础文化存在，如果有的话，那么每一个个体都可称之为中心或基础，因而从本质上仍是多元化的。网络世界不是“金字塔状”的，而是一个“网状”的存在，生存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网上的一个节点，没有人处于绝对的顶点。在这种情况下，每个网上交流者都以个体为中心构建自己的网上交际圈子，这种人人都为中心的交流，其实就是一种无中心、多元化的交流机制。网络世界倡导的多元化与网络化的存在模式，自然有其积极的文化意义，然而过度的多元化与网络化也容易演变为无中心主义，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网络社会问题，进而危及网络社会乃至现实世界的凝聚性与稳定性。当网络群体涣散为一个个独立、多样的个体时，网络社会也就丧失了维系其构成的纽带，从而沦为一盘散沙。当这种无中心状态波及网外现实世界时，必然造成社会的疏离和无序。如何应对网络世界对现实文化的这一挑战，成为网络建设者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对整体性、结构性的挑战

现实世界中，由于总有一个中心或基础在暗中发挥支配作用，因此，现实世界呈现出较强的整体性与结构性，每一个个体都紧紧围绕着中心布在社会构成的各个区域中，有层次、有秩序的分结构具有较强的封闭性与稳定性，开放性、流动性在网络世界中，无论社会存在还是知识存在，都不是一个封闭的整体，也不具备有机的结构，唯一存在的只有一个个零散、片断、随机的个体。在网络世界中，传统的社会结构不复存在，虽然网络群体也会隶属于某个网上组织，或者在某次游戏或交流中处于有利地位，但是由于网络群体身份的虚拟性以及高强度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使得网上的任何结构都是暂时的、多变的，个体可以随心所欲的将它改变。同时，网上信息量极其庞大，“信息爆炸”与“信息垃圾”成为困扰网络群体的两大难题，而结构性的缺失又使信息处于无序和随机状态中，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势必湮没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只拥有断裂、零散、亦真亦幻的印象，却更丧失了对世界整体的认识和把握。

当前一些较常见的网络社会问题，都可以看作是这种个体性和零散性的过度膨胀所造成的。如一些陷入“网络沉溺”不能自拔的边缘青少年，一旦回到现实世界中，常常表现出自闭、失语、消沉等症状；另外，一些人能够利用网络进行信息诈骗与信息骚扰，也是因为网络群体缺乏对网络的整体把握能力和对信息的辨别能力。

（三）对权威垄断的挑战

网络世界鼓励个人的创造性，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有发言权，个人的创造性高于一切，不存在一个垄断一切的文化代言人。比如在网络文本创造中，不管是网络文学、网络艺术还是网络学术创造，都在极力的彰显一种个体的创造性，并为之提供一切可能的技术平台。输入型网络时尚的典型代表“大话文化”，更是对传统的文化权威进行了全面的解构，在大话的氛围下，一切试图凌驾于其他文化种类之上的现实权威都是荒唐可笑的。然而，当这种对个体创造力的宽容到了纵容的时候，网络的混乱也就在所难免了。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网上论坛中，受到点击次数最多的帖子，往往是一些言辞激烈、观点偏颇、内容失真的言论，一些民族虚无主义者、邪教徒、无政府主义者、异端思想拥护者，也总能在网上找到自己的乐土。这一现象说明，在弱约束、无约束的网络行为机制中，过度提升的个体创造性势必破坏网络社会乃至现实世界的稳定性。

（四）对现实存在的挑战

无论对于现实世界，还是对于现实世界中的人来说，物质基础都是其存在的前提性条件。网络世界的虚拟性对此提出了挑战，在网络世界中，一切都成了虚拟的存在。虚拟性作为互联网的技术基础，也是网络群体在交流与互动时所默守的游戏规则，网络群体对虚拟性不但是认同的，甚至还有依赖与迷恋的倾向。尽管任何一个上网者都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世界的物质基础，但对网络虚拟性的过分认同却会极大的破坏现实生活的和谐性，在上网青少年中流行的“网恋”行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一个网恋者沉迷于虚拟恋情、在抽象的文字符号中寻求感情寄托时，也就难以进行正常的现实生活。网络的虚拟性不可能为上网者提供一切生存条件，毕竟，人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的社会关系。

二、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

网络对现实社会的一系列规范、准则和秩序提出的挑战，使人对传统世界观发生动摇。鲍德里亚为表征危机描述的前景极其黯淡：“信息将意义和社会消解为一种云雾弥漫、难以辨认的状态，由此所导致的绝不是创新的过剩，而是与此相反的全面的熵增。”^[2]原型与摹本之间的再现关系完全失效，网络世界除了表现自己，在现实中毫无根据和所指。这种表征危机不仅表现为心灵世界以虚假替代真实、以空洞替代实在，而更具破坏力的是真实的对立面的消失，这使得对表征的所有理性解释与批判都从根本上遭到了拒斥。以传媒为例，传统的媒介往往标榜为再现真实的镜子，但现在却用以制造比真实还要真实（realer-than-real）的信息与意象，真实的历史事件反而成为次要的了。因此鲍德里亚在《宿命的策略》中，他提出了所谓“后现代的形而上学”。他认为，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都是主张主体优先于客体的主体性形而上学，但随着后现代的来临，主体丧失了对客体的控制权，作为大众、信息、媒体和商品的“客体”，形成了一股仿真的流变，它们摆脱了主体的控制，不断地超越界限，“诱惑”主体去“创新”和“仿真”。他极端悲观地指出，在新的高科技社会中，客体已经取代了主体的地位，并主宰了不幸的主体，主体的唯一出路是向客体世界投降，学习客体的计谋和策略，根本放弃对客体的主宰。^[3]鲍德里亚对网络世界的批判有较为深刻的一面：网络世界使想象具体化而破坏了主体的对实在的丰富的想象力，即网络世界使主体按照程序的预处理去认知实在，这会使主体自身的认知能力和想象力退化。由于鲍德里亚仅仅看到了“客体”的作用，而忽视了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没有看到主体对实在与网络世界的辨别能力。因此，虽然鲍德里亚对社会文化现象有较为深刻的描述，但其形而上学层面的结论却是不可取的。

那么，应该如何全面理解网络世界的文化意涵，使人们的心灵世界在实在与虚拟的世界获取和谐呢？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将人、技术和世界的关系概括为四种：包容（embodiment）关系、解释学（hermeneutic）关系，他性（alterity）关系和背景（background）关系，如果从这四个方面思考人、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三者的关系，就可以从新视角更进一步地理解心灵信息世界。^[4]

（一）包容关系

所谓包容关系，是指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体现或包容在人的活动之中，即技术成为人的某方面能力（躯体）的一种延伸，在某种程度上与人合为一体。在这种情况下，技术是一种“透明”的工具，例如，人通过眼镜看世界、透过显微镜观察细胞。实际上，许多网络世界是对真实实在的透视，而不是替代，网络世界如同眼镜、显微镜等一样使世界得到体现（embodiment）。当人们使用网络世界进行外科手术时，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虚拟的实在不仅是独立存在的拟象和仿真，而且还与真实实在同在并发生相互作用；另一方面，主体可以明确区分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例如，在利用网络世界辅助技术进行外科手术时，采用CT扫描数据合成的虚拟内脏结构就需要不断地由原型校对修正，操作者在使两者形成映像式的关联时，无疑是能够区分出什么是网络世界，什么是现实世界的。

（二）解释学关系

在解释学关系中，技术不是像体现关系中那样，帮助人们直面世界，而是对世界做出抽象的解释。例如，用望远镜看远方是体现关系，而通过地图找一个地方就是解释学关系。此时，人是通过绘图技术使用的抽象的符号去面对世界的，技术所显示出的不是体现关系中的躯体的延伸，而是一种语言的延伸。在解释学关系中，世界先被技术转换成一种文本，然后再由人去解读。人、网络世界和世界三者的关系有时也是一种解释学关系。例如，在科学家运用网络世界建构DNA模型、蛋白质分子模型等可感知的理论模型时，就存在解释学的关系。当人们进入描述蛋白质构造的网络世界时，他们所看到的不是对真实实在的直接的拟象，而是对客观知识的具体化模型，需要一定的知识背景和规则才能加以理解和诠释。换言之，此时的网络世界是对真实实在的解释，因而不会与真实实在混同。人们可以借助理论模型的网络世界进一步研究真实实在，但总不至于将研究目的定位于解释网络世界本身，那就成了解释的循环了。

（三）他性关系

他性关系源于人对于“自动化”的追求，其初衷是人希望制造出一个不仅体现人的意志，而且能够替代人的作用的替代物，即人们希望技术代替他们去与世界发生关系。在前面两种关系中，人们致力于使技术的力量纳于“我”的力量之中；而在他性关系中，人们反过来将自己的意愿和力量投射到技术替代物之中。值得指出的是，在他性关系中，世界是“我”可以控制（输入指令即可获得输出，并能用反馈调适）的世界，或者说是属于“我”的意愿的世界。当人沉浸于网络世界之中的时候，他性关系就显现出来了：网络世界可以根据人的行为动态地展现在人的视野之中，让人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它们还可以是反常（违反因果律和自然规律）的，甚至随人的意愿所动。此时，网络世界既是“我”的替代物，又是“我”的意愿中的世界，其实质是“我”的意志的循环。在这种关系中，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可控性。例如，在网络世界中发生虚拟性关系时，参与者的对象与其说是网络世界，毋宁说是参与者的性幻想的具体化，而这种性幻想又不同于梦幻，其对象是可控的。此时，可能的“异化”出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网络世界中的“我”习惯了对“他”的完全控制，这会使主体的权力意志得到膨胀，而影响到日常生活中对待他人和他物的态度；另一方面，“我”的潜意识又希望“他”是真的，便依据日常经验欺骗自己，将网络世界假想为具有某种自主性的“他”。由此可见，网络世界不仅是鲍德里亚所揭示的“客体的诡计”，同时也体现了主体的权力意志，其“异化”不仅来自客体的“诱惑”，更源于主体的控制世界的欲望。

（四）背景关系

当人们生活环境中的技术成为习以为常的生存背景的时候，就出现了人与技术的第四种关系：背景关系。建筑物、天然气、家具、电话、电视、电脑等使人在其中（海德格尔称为“在世界中存在”）的技术，构成了一个特殊的世界──“技术茧”，使人由此而能够相对地独立于“技术茧”之外的世界而生活。背景关系表明，技术已经部分地融合到我们的生存之中，成为我们生存的背景，昭示着我们的生存状态及其流变。在背景关系中，人、技术和世界之间的罅隙消失了，技术成为自由的一部分，成为世界的工艺结构。就网络世界而言，在两种情况下可能发生背景关系。其一，当人沉浸于网络世界中时，网络世界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生活环境，对于处于其中的人来说，网络世界就是一个典型的“技术茧”。由于网络世界的“清晰度”再高，也难以与真实实在混同，故对于虚拟情境中的人来说，网络世界不仅仅是真实实在的拟象，实际上更意味着实在的一种新形式：它为人们构建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新环境和新世界，人们沉浸于网络世界之中，过前所未有的新生活。其二，如果不是过于保守，我们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前景是，网络世界将成为人类生活环境和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个前景中，网络世界与真实实在是互补融合的关系，而不是替代和被替代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