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在《热河日记》一书中，朴趾源详述在中国的观感，在朝鲜王朝引起巨大反响。图为朴趾源画像；右：沈阳早期种植水稻的资料片。
历朝历代，沈阳这块土地上只种植旱田。虽说在田里种什么的地区传统一时难改，但在清廷从盛京（沈阳）迁到北京后，清朝统治者为何不在私心的驱使下，将江南等地的水稻移植盛京，以反哺“龙兴之地”呢？其实，恰恰是清朝皇帝的私心，延迟了水稻在沈阳种植的时间。
据考证，清帝一直知道关东黑土地适宜种水稻，之所以不让种植，是因为大米做出的饭腴香柔软，八旗兵吃了这种粮食会变得性格温顺，丧失斗志。所以清帝宁弃“千里膏沃之野”不种水稻，让八旗子弟去吃能够耐饥饿、壮血气的高粱，以保持战斗力。
这样的考虑，曾让朝鲜王朝的大文豪朴趾源抱憾不已。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月，朴趾源随堂兄朴明源率领的朝鲜使团到北京祝贺乾隆70岁生日，在路过今沈阳市于洪区境内的永安桥一带时，看到蒲河流域“绿水无际、青泥润烂”，是种植水稻的好地方，不禁感叹道：“若辟此为万区水田，不知岁收几亿万石红稻香粳。”他没想到的是，百余年后，朝鲜族人真的就在距永安桥不远的这块膏腴之地，破开荒地，开辟稻田。
由于王家荒人的努力，110年前沈阳人就开始吃上自产大米。如今当地仍在享受近水之利。
据档案资料记载，1906年，当时住在沈阳西北郊区王家荒（现属于洪区大兴朝鲜族乡吴家荒村）的汉族人王长兴，从外地雇来金时顺等三户朝鲜族农民，腾出自家的西厢房供他们居住，让他们在蒲河岸边低洼地块种植水稻。这三户有丰富种植水稻经验的朝鲜族农民当年即地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于是开始从政府角度给予扶持，发起了由政府组织、民众参与的挖渠行动。从1913年10月开始，用了近六个月的时间，开挖了从城东上木厂向西经大北、小北边门外横亘沈阳城，再经北陵南过塔湾，西至刘家窝棚入蒲河的灌溉渠道，渠宽三丈，引浑河水入渠，中设闸门以控制水量。
后来此渠称为“新开河”，又因为开渠是为西北蒲河沿岸一带洼地辟种稻田，“挑挖此河以资灌溉”，所以也称“新开河”为“水利河”。
当时，“新开河”两岸尽是低洼之地，杂草丛生，土质肥沃，有开垦了60亩荒地，并在蒲河转弯处修了一道滚水坝，用作灌溉。试种水稻当年就获得成功，由于这一地区荒地多，距河水近，从而引来大量朝鲜族农民陆续到这一带从事水稻种植。
1912年，一位名叫安彦的朝鲜平壤实业家来到这里，在吴家荒、南陈家荒、北陈家荒（现均属大兴乡）租用荒地4500多亩，开始大规模种植水稻。
稻田在沈阳扎下根来，固然有稻种适宜、朝鲜族农民技术过关的原因，土壤和气候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据有关专家研究，辽宁地区有适合水稻成长的土壤，因为是一季一熟，在寒冷漫长的冬季，更有利于土壤恢复和杀灭病虫害。更重要的还是气温。实际上，全球有两个区域最适合水稻种植，其一是环渤海地区，其二是印度北至我国云贵高原地区。所谓“环渤海”地区，主要是指大连向北，以沈阳为中心方圆1000千米的地方，东到日本，西至内蒙古东部地区。这一地带秋季的平均气温不太高，刚好适宜水稻的生长要求。另外，辽宁地区内陆盐碱地较多的特征也有利于生产优质水稻。
如果你寻找沈阳周边的水田，会发现水稻的种植是呈一个半环形绕在沈阳西部，仿佛一弯月牙照亮了沈阳这座城市。
沈阳人不仅看中稻米的食用价值，还开发其艺术价值，在今天的沈阳市沈北新区，拥有世界最大的稻田画基地。
沈阳地区水稻种植成功，令当时的地方当局认识到水稻种植业能给当了河水灌溉后，附近的汉、满族农民也学着改旱田为水田，开始种植水稻。荒地有了灌溉后，许多朝鲜族人移居到塔湾以西（今于洪区境内）开垦种植，这里成为当时沈阳境内最重要的水稻产区。
1930年修纂的《奉天通志》，在总结清末民初辽宁地区稻田发展概况时写道：“曩者地旷人稀，天然之利未暇经营。自光绪季年劝业道派员调查地方水利……各处之人民知稻田之利益胜于旱田，于是互相效仿，而各县境之山陬水，水竹巫洼田下甸十数年间，皆区画井井，一变而为膏腴。”
20世纪20年代以后，沈阳地区稻田面积迅速增长，1923年统计为8万多亩，1945年达到9.4万亩，其中大部分是由西部和西北部（即今于洪区境内）的朝鲜族农民耕种的。按当时水稻亩产200斤的产量计算，沈阳地区水田每年生产稻米达1万吨以上，数量相当可观。
而如今的王家荒已是半城半乡，南边是林立的高楼，北边是沈山线铁路，稻田的面积已经缩水，城市的发展让当年这些“荒”村越来越缺少乡村的味道。但始于王家荒的稻米种植运动，却在沈阳发展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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