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位置与城市沿革

一、地理位置与城市沿革

一般认为，“桂林”二字最早见于《山海经》一书。《山海经·海内南经》云：“桂林八树，在贲禺东。”贲禺东即现在的广州东，与今天的桂林不是一回事。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三郡。钟文典主编的《广西通史》认为，桂林郡包括今广西北起兴安，南抵扶绥和右江一线，东起郁林，西抵河池一线的广阔地区，郡治设于今贵港市。

清代谢启昆修《广西通志》记录了不少古人形容桂林地理位置重要的文字。唐代白居易称桂林“东控海岭，右扼蛮荒”。唐代萧昕认为桂林“居五岭之表，控两粤之郊”。宋代唐弼认为“五管之地，桂为大，被山带河，控制数千里”。北宋李彦弼指出，“湘水之南，粤壤之西，是为桂林；秦以郡置，唐以管分，遥制海疆，旁控蛮窟”；认为桂林是“桂西南会府，所以为襟蛮带海用兵遣将之区”。明代杨芳也强调：“桂林带江襟山，控制蛮荒千里，盖西南一都会也。”

今日桂林辖秀峰、象山、叠彩、七星、雁山五城区和阳朔、临桂、永福、灵川、兴安、全州、资源、灌阳、平乐、荔浦、龙胜、恭城十二个县，境域南北长二百三十六公里，东西宽一百八十九公里，总面积二百七千八百万平方公里，市区面积五百六十五平方公里。

从陆地系统观察，桂林地处岭南，属古代百越之地。从水域系统观察，桂林的湘江、资江、灌江属长江流域，为古代荆楚之地；漓江、洛清江、恭城河属珠江水系。这造成了桂林地理上的双栖现象，即一个城市同属两个不同的地理单位。

地理上的双栖现象导致了行政归属的游移不定。据桂林第一部地方文献，唐代莫休符的《桂林风土记》记载：“桂州，禹贡荆州之域。春秋时越，七国时服于楚。”可见，在先秦时代，桂林在行政上时而归属楚域，时而归属越域。秦以后，这种状况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秦朝统一岭南后，设桂林、南海、象三郡，桂林位于桂林郡的北部边境。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之后，桂林属于其管辖范围。在这个时期，桂林在行政区划上基本归属越域。

汉武帝平定南越，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将岭南三郡改为九郡。桂林以始安县治的身份被划给九郡之外的零陵郡，从越域分离出来，重回楚域。始安县辖区包括今天的桂林、临桂、阳朔、永福、灵川、兴安等地。桂林作为县治成为城市。1998年，桂林市邀请史念海、陈可畏、张荣芳等权威史学专家到桂林实地考察，对桂林建城时间进行专题论证。根据专家们的意见，1999年5月19日，桂林市人大常委会开会通过了市政府的报告，最后认定：桂林建城时间确定为汉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

三国吴甘露元年（265），始安郡从零陵郡独立出来，桂林成为始安郡治所在地，实现了行政意义上的城市升级，但行政上仍归属荆州楚域。

晋武帝时代，始安郡又改属广州，复归越域。晋怀帝时代，始安郡又归属湘州，回归楚域。东晋成帝时代，始安郡还属广州，回归越域。汉晋时代又像先秦时代一样，其行政归属在楚、越两大地域之间游移不定。

南朝梁陈时期，分广州置桂州，始安（即桂林）属于桂州辖区。《桂故》专门用一段文字概括了桂林行政归属的变迁史：

按始安初属荆州，中属湘州，后改属广州，受彼刺史所督察，未有桂称，其设州称桂，为部刺史治所，自梁始。

《广西通史》特别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南朝时在广西新设的桂州，逐渐形成广西桂北地区的政治中心，它所辖的郡县包括今桂林、柳州和平乐的大部分地区。

隋朝，桂州回归始安郡，仍为始安郡治。

唐代，岭南分为东西两道，岭南西道下设邕、桂、容三管。桂管治所在桂州（即桂林）。桂州大总管李靖在独秀峰下营建了桂州城。

宋代，全国分为十五路，桂州城为广南西路治所。狄青平定侬智高起义后，桂州成为广南西路帅府。南宋绍兴三年（1133），宋高宗因为自己曾做过靖江军节度使和桂州牧，视桂林为潜邸，升为靖江府。桂林集广南西路帅府驻地、桂州州治和靖江府治所在于一身。

元代，桂林成为广西行中书省省会。

明代，洪武五年（1372），改靖江路为桂林府，“桂林”作为行政名称正式使用并沿用至今。

清代金《广西通志》对桂林的城市沿革有很简明的概括：“临桂县，始安故城，汉置县，吴为郡，梁后皆曰桂州，宋南渡为静江，明为桂林。”

清代把全国划分为十八个行省，桂林为广西行省苍梧道下属桂林府。

民国初，陆荣廷就任广西都督后，于1912年将广西省会由桂林迁往南宁。1936年，广西省会从南宁迁回桂林，在靖江王城设府办公。广西省政府报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于1940年1月1日成立桂林市政府，桂林成为广西第一个省辖市。这是桂林建市的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1958年，桂林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直辖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