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渊源深，现代考古辟新河

中国当代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在《丹尼尔及其〈考古学〉》中曾说过：“众所公认，考古学是新中国发展最迅速、成绩最昭著的学科之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是在20世纪20年代。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考古工作虽有很重要的收获，但范围和规模尚属有限。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考古学繁荣昌盛，全国各地不断有重大发现，为举世所瞩目，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李学勤先生在上述文献中还说：“中国古代文明是世界上有数的独立兴起的古代文明之一。对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的研究，应当能使过去主要以近东等地文明为依据的一些理论得到补充和完善。”由李学勤先生主持的“九五”期间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的口号是“超越疑古，走出迷茫”，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多学科交叉，对夏商周年代学进行系统的探讨。这为古代文明研究在方法论上开辟了新路。

周代考古更能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两周王朝都邑：周原的岐周，长安的丰镐，洛阳的成周；诸侯国都邑：晋、虢、应、郑、卫、燕、齐、楚、秦等。考古工作的丰硕成果实在令人惊异。东周王朝势衰，但各诸侯国的文化特色日益突出，如吴越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等，已成为一些学科分支，使古代文明的研究大为丰富。

现在，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商文化，已经形成了继承衔接的链条，没有明显的缺环。在这一链条中，1975年发现的登封王城岗城址，有学者认为是禹都阳城，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该遗址属龙山晚期。从这一时期起，诸如河南禹县瓦店、巩义稍柴、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郑州小双桥，以及最近发掘的安阳洹北商城、河北邢台东先贤等遗址，都有学者指为夏商都邑所在地。尽管这些均在争议之中，其在了解夏商文明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必须充分肯定的。

夏文化的探索，与二里头文化的认识直接相关。后来称为二里头文化的遗存，1953年在河南登封玉村首次发现，1956年在郑州曾被称为“洛达庙期”。1958年发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在1959年豫西“夏墟”调查后进行了系统发掘，二里头文化的命名得以确立。如今二里头文化或其较早的部分属于夏文化，已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

考古工作几十年来的开拓铺开，以事实证据逐步驳倒了中原中心论。中国辽阔境域各地发现的多种多样的文化，清楚地表明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是由多地区的民族共同缔造、共同推进的。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认为中国古代历史的文化根系超过百万年。他强调“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使“过去那种过分夸大中原古文化、贬低周边古文化的偏差开始得到纠正”。

关于文明起源的问题，学术界引用专攻近东文明的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的论点，提出文明社会必须具有下列三项中的两项，即有5000名居民以上的城市、文字、复杂的礼仪中心。中国学者多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予以批评修正，如夏鼐先生说“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并列举出城市、文字、冶炼金属作为文明的标志。这些可作为文明标志方面的考古发现，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关于城市，上面提到的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址，边长仅约百米。随后发现的一系列龙山文化或同时代文化城址，规模更大，年代也更早，包括内蒙古、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浙江、四川等地，已达数十座之多。在山东阳谷、荏平、东阿一带，还发现有由大型中心城（面积约40万平方米）与若干小城构成的城组。始建年代超过公元前5000年的，有河南郑州西山的仰韶文化晚期城址，湖南澧县城头山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城址，山东滕州西康留大汶口文化城址与阳谷王家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城址。

史学界已经指出，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有数的独立兴起的古代文明之一，其起源与发展过程的探讨，有可能使以往主要以近东等地文明为依据的理论得到补充和修正。对在考古学上怎样判断文明时代的问题，如有的学者所说，不能简单套用流行的标准，需要从实际出发，做到实事求是。无论如何，中国文明的肇始要比一些人设想更早，也就是说在时间的长度上明显地向前延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