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肯尼亚拍铁路

我在肯尼亚拍铁路

撰文、摄影/陈露莎

草长莺飞，万物萌动。动物王国一直是肯尼亚牢不可破的标签。因为长期的信息不对等，大部分中国人对肯尼亚的印象仅限于此，并不了解这一东非老牌强国的其他方面，更不太可能知道，在“一带一路”驱动的世界发展局势之下，肯尼亚人和在非洲的华人，各自有着怎样的生存困境和对新生活的热情。一位受邀前往肯尼亚拍摄蒙内铁路建设的中国女记者，用她的亲身经历为我们献上了一个个新鲜而真实的故事。

●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郊外。供图／CFP

上图 藏匿在不远处的狮子。

下图 即使在私人保护区内，也要为动物挖一个水塘，来吸引大批动物的到来。

满眼的绿色植被，一望无际的东非草原——这是所有来到肯尼亚的游人，对肯尼亚的第一印象。

肯尼亚的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联合国环境署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将总部设在了它的首都内罗毕。因此，保护植被和野生动物是进行工业活动的重要前提。在过去31年内，肯尼亚的工业所贡献的GDP在全国占了不到15%，而在中国，这一比重超过40%。

即便如此，肯尼亚依然被称为东非老牌强国。它以稳定的政治，自由的市场，相对健全的法制，快速稳健的经济增幅，成为东非的骄傲。

2016年上半年，我第一次来肯尼亚。当时应麦肯锡公司的邀请，我来肯尼亚调研中国企业的发展情况。在地毯式“轰炸”了110家公司后，我的人脉见长。这个国家对于我来说，有了全新的概念和体会，也让我有了二度回到肯尼亚的渴望。

第二次来肯尼亚，我介入了一个大型项目——肯尼亚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签订修建的标准轨距铁路。这是该国独立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是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延伸至非洲腹地的重要枢纽。而我的任务，是帮助拍摄这一项目的第一阶段工程——蒙内铁路。

蒙内铁路建成后，全程472.253公里，连接蒙巴萨港和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官方称，它将大大减少运输时间和成本，拉动国家经济发展。在肯尼亚，将第一次出现火车跑得比汽车快的情景。

我出身于铁路家庭，从小就经常听说，父母的同事朋友被派到非洲帮助修建坦赞铁路。40年过去了，如今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投资额，已经超过500亿美元。这样一条铁路，吸引了无数中国承包商，也带动了周边城镇的发展，它让肯尼亚当地人看到了前景：一个国家如何转型步入工业化时代。而我则在这条铁路的沿途，看到了形形色色的、鲜活的生命故事。

向动物学习生存法则的中产阶层

每年夏季在肯尼亚马拉河边上演的“天河之渡”——上百万只角马需要穿越这条危机四伏的河流，进入水草丰茂的马赛马拉草原寻找食物。

在这里将上演生死争斗，顷刻间，马拉河就会被鲜血染成红色。这是食物链底端与顶端物种间的一次殊死搏斗。

肯尼亚是动物的天堂。这早已成为国家名片和最重要的外汇来源。进入任何公园，卖点几乎都是野生动物，哪怕在私人保护区，也要挖一个水塘，吸引动物的到来。第一批来喝水的是斑马，第二批是水牛，第三批便是大象。它们严守着这个动物世界里的铁律。一旦有破坏者出现，被牛角顶飞就是寻常下场。

为了维持生态秩序，蒙内铁路的开发需要遵守肯尼亚动植物保护协会（下文简称KWS）的规定：在国家公园内，为动物修建行走通道，以避免与火车相撞发生事故。

KWS是一个在肯尼亚做任何事情都无法绕过的机构，作为肯尼亚野生动植物保护和研究最重要的官方机构，它管理着全国约8%的领土面积，甚至还有权制定和执行政策法规，来保护野生动植物和生物多样性。

在肯尼亚，自然秩序与人类规则平行而又偶尔交织。动物世界有着天然的等级之分，人类世界却一直都在企盼突围，通过教育和个人奋斗，让下一代进入一个更高的阶层。

Ben Okita 博士是我接触到的一位当地动物专家。他来自Save the Elephants（拯救大象）——KWS机构下的一个调查执行机构。他们的工作包括：为大象戴上项圈跟踪足迹、清点察沃保护区内大象数量、检测工程环境等。第一次见面，身材颀长的Ben给人印象很好，为人谦逊恭让，说话井井有条，用词谨慎准确，逻辑感极强。我曾在察沃森林公园和他一起观察象群的活动，这位动物专家带着慈爱的眼神，对象群的动作意义娓娓道来：公象从来不属于某个象群，只有靠终身的征战，才能保住自己在不同母系象群里的地位；如果象群里的妈妈被猎杀，它的孩子会自动被其他母象收养......

这位动物学博士，曾经放弃政府里的工作，而立之年游学欧洲，在荷兰用5年的时间获得动物学博士学位。在美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地获得的海外经验，让他开始审思祖国肯尼亚：为什么在其他国家，人们捡到钱包会交给警察，贪污在政府公共系统里被严令禁止，城市里的公共交通能够准时准点？

他和本国其他公民之间的不同，不在于宗教信仰、身份地位或是财富分配，而在于价值观。他为自己的三个孩子设定了一个非洲父母不敢轻易承诺的目标——他的孩子要成为世界公民。

曾经，他靠自己的奖学金和亲人的接济到海外求学，如今他16岁的儿子已经踏足北美和亚洲等地，在不同国家参加短期教育培训或学术竞赛，代表肯尼亚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孩子竞争。

他说，自己的孩子虽然出生在非洲，但是仍可以专注地发展自己的特长，高中毕业后上哈佛念医药学。不过，当妻子和其他亲人劝他移民时，他却拒绝了。他说肯尼亚正在上升期，有更好的机会和市场，自己的孩子也应该回到这片土地，让祖国成为一个拥有秩序且遵守秩序的地方。这是肯尼亚一个中产阶层最真诚的自述。

马赛人的窘境与尊严

行走在蒙内铁路沿途，遇过很多有趣的人。他们肤色的深浅，代表着非洲不同部落和种族。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马赛人。

过去，马赛人可谓非洲特殊的民族。一夫多妻，娶亲以牲畜作为聘礼，牛羊是他们最重要的财产。为了“美”，要拔掉两颗门牙，村里的长老都留着长长的耳洞。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里，他们保持着最传统的生活状态，茹毛饮血，牛奶挤出来后给孩子直接饮用。他们以人均近2米的身高和极佳的视力而傲视非洲。民间流传一个说法，非洲大草原里，狮子闻到马赛人的味道也要退让三分。

而今，城市化的冲击席卷一切，生活在原始状态里的少数民族开始日渐觉醒。我曾经拍摄过一个位于内罗毕南部的马赛村，感觉到这个种族的排他性。在拍摄期间，马赛人为我们跳了一段民族舞蹈。为了达到更理想的拍摄效果，我们想邀请别处专业的马赛舞者来表演，但是中国公司建议不要这么做。因为没有得到马赛村长老的同意，其他马赛人在这里是不被欢迎的，双方眉眼间的较量可以瞬间上升为武斗。

强烈的部族认同感在非洲十分普遍，但马赛人对外族人的“不信任”，是一个更为长久的历史问题。难以驯服的性情，以及被贴上“落后”标签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马赛族人长期被排斥在肯尼亚社会主流之外。殖民时期结束后，第一位总统Jomo Kenyatta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第一大部族Kikuyu的政策，不平等的政策倾斜持续至今。在漫长历史中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令马赛人愤懑，从而转化为对其他部族的不信任，以及对资源的强烈控制欲—与他们打交道时必须小心翼翼，因为随时可能会突然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采访马赛小学时，我与当地一位老师经常联络。一开始她对我表现得十分热情，感谢上帝将我带到她身边，并为我亲自做马赛族手环。结束采访那天，她对我说，她需要接受教师培训，但是因为经济上捉襟见肘而无法实现，希望帮助修建校舍的中国人能够慷慨解囊。听到“钱”的时候，我心里一沉，心想，果然绕不过这一点。我被托付了“和中国人牵上线”的任务， 只能嘴上勉强答应了下来。

马赛人是有尊严的，他们不会催。但约定时间一过，用词就不大客气了。比如短信里，会用上“never”（永不）这样严重的词汇，等我再回复，就没有下文了。

不过，在首都内罗毕现代化生活的影响下，这个位于内罗毕南站旁的马赛村，价值观上有了新的改变。曾经，他们视牛羊和土地为最重要的东西。如今，他们希望中国公司能够为自己建桥、建水塔和建学校。

马赛人的目的很简单：我们知道外面的世界在变化，我们也想要变化，我们也要享有最好的资源。我们的孩子将来也是要和其他孩子竞争的，除了放牛放羊，还需要接受教育。我们不能再让别的部族看不起——这是马赛族人一如既往的骄傲。

正如我接触的一位司机所说，皮肤之下，流淌着的都是红色的鲜血。无论欧洲人、亚洲人还是非洲人，我们终其一生，追求的不过是一个“大写”（独立且有尊严）的人字。

钱从哪儿来

如何得到钱，几乎是肯尼亚人的一个共同难题。他们似乎没有存钱的习惯，到手的工资要立刻花光。这基本上改变了中国公司在肯尼亚的薪酬支付习惯，从支付月薪到支付周薪，再到最后支付日薪。

钱花完了该怎么办呢？跟七大姑八大姨借，跟朋友借，尤其要跟外国人借。钱会还吗？不会。相反，持续数十年被英美捐助的非洲人认为，能够得到这些钱，是上帝的恩典。

我在肯尼亚遭遇过一桩入室偷窃案。趁着我和室友外出，小偷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偷去了。能够准确掌握我们的行踪，甚至拿到钥匙，只可能是“内鬼”作案。这样的事在本地不在少数。本地朋友说，家门口的保安当天偷东西，第二天就会辞职走人。偷盗者之间还会互相包庇，共同分赃，并且能为自己找到看似“合理”的理由：因为付出了“偷窃”的努力，那么拿到的钱便归自己所有。

听上去确实有些荒唐。但是，在“偷窃”习惯的背后，却有着令人感慨的历史根源。

● 图1 蒙内铁路内燃火车头。因为肯尼亚经常停电，中方提出，不建议修建电气化铁路，而建议由内燃火车头拉动，以免出现停电的状况。

● 图2 蒙内铁路Mtito Andei站。中国的基建项目，目前已占肯尼亚全部基建项目的1/3。

● 图3 万吉库（左），蒙内铁路一标女工程师，她从小是个孤儿，和姐姐相依为命。

在非洲，部族之间的传统是“共享”。贫瘠的环境和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让非洲部族不得不强调与弱者分享资源，以巩固富裕者的社会地位。而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单向的分享模式被大规模复制，反而帮助了非洲人在高度不稳定的生存环境中存活下来。即使到了现代，肯尼亚的人均寿命只有61岁，而中国人的人均寿命是75岁。各种家庭、自然和社会意外，也让当地人形成了互相救济的传统。

在蒙内铁路沿途，我拍摄过另一个故事，这让我进一步理解了他们。

万吉库是这部铁路纪录片里的一个人物，留着一头脏辫。她从小是个孤儿，和姐姐相依为命。家里四兄妹中，有三个开小卖部，只有她考上了大学，在内罗毕市内的科技大学学习土木工程。

然而，因为家境窘迫无法按时交学费，她曾经在考试中途被老师勒令离开教室。自尊心极强的万吉库为了能回到学校，不得不向亲戚朋友借钱。吃“闭门羹”是常有的事，但一家不行还有另一家。非洲人家里一般能有4到5个孩子，家族人口众多，一家一旦出了一个大学生，是家族的荣耀。花点钱为家族买荣耀，也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听到万吉库的故事后，我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爷爷。1935年，爷爷考上厦门大学后，也是奶奶访遍了陈氏宗族，才凑齐了爷爷的学费和路费。两相对比，在一个经济程度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家族势力是一切资源的起点。无论是在战时的中国，还是在和平年代的肯尼亚；无论是单向的资源馈赠，还是家族间的互相帮助，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生活需求，把每天的日子过下去。

变化中的中肯关系

拍摄期间，很多人问我，中国人为什么要来非洲？这里有疾病、贫穷、偷盗和腐败，穷乡恶水出刁民。

在非洲，无论中国游客或是商旅，容易陷在一个小而封闭的社区里。为了规避风险，被告知少与当地人打交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而非洲人轻则在社交媒体上叫嚣，重则游行罢工的沟通习惯，让双方在话语层面产生了明显的不对等。中国人本就在历史合作上晚于别国，沟通方式的双向隔阂，更为中国人在非洲开展活动带来了重重障碍。隔阂一日不除，双向鄙视链只会日渐加深，让双方关系捆绑在进退两难的局面里。

目前，在肯尼亚的华人分层依然十分明显。主体为国企外派员工，其他则有驻扎多年或是决定开拓非洲业务的私企员工。

虽然大部分人都是短暂过客，但年纪在25岁上下的年轻人发挥了相当良性的作用。他们懂得如何用社交媒体表达自己的意见，也越来越愿意与当地人接触。他们使用“我”，而非“我们”，代表个体层面上的尊重，而非群体意识上的居高临下。

这些年轻人用个体对个体的视角，在非洲看到了贫穷和贪腐，也看到了天然的环境和善良的人性。他们学会乐天知命，在上下班高峰里，搭一辆摇摇欲坠的matatu（当地公交）回。他们为当地贫民窟里的孩子解决每日午餐问题，并集思广益寻求干旱的解决办法。

在大半年的拍摄期内，这些年轻人是我看到的最大救赎：不管在地球的什么地方，我们不过是同样本真的人类，不同的肤色下，流着同样的血。

上图  作者与马赛当地老师。

下图  摄影师在拍摄马赛村的孩子们。马赛饰品是马赛人的一大生计来源，也是该民族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