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金斯帕格：我是一个普通的人

革命的第一要务就是使这种行动不受惩罚。

阿比·霍夫曼70

古希腊神话包含着人类对自身生存环境的深刻见解，从而使它百读不厌。所谓《知识黄金时代的黎明》的故事，我是指我那本因经常记不住需要随时翻检而被翻旧了的赫西奥德的著作，71这里要说的是提坦（Titan）的魔术师埃尔维斯（Elvis）从上帝设在非洲深处的秘密地点盗火给人类这件事。宙斯因此很愤怒，派了恶魔化作数千个羞怯的少女，即追星一族（groupie），到埃尔维斯的兄弟利伯雷斯（Liberace）那儿，但他对她们不感兴趣，就打发他们去埃尔维斯处。宙斯给每个粉丝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不幸、苦难和绝望，外表却装饰得像日本午餐。果然，这些粉丝们经不住诱惑或是由于饥饿打开了各自的盒子，于是生活中所有的丑恶全都跑出来了：电话拉客、上下班高峰交通拥堵、机场的电视从来不关，等等。在每个盒子的底层都有一颗小宝石、一份宙斯给各位的良好祝愿和一个贝蒂福特诊所72的紧急热线电话号码。宙斯对这样的报复犹嫌不足，又将埃尔维斯拴在拉斯维加斯的撒尿小天使喷泉上，让老鹰每天带给他可卡因、巴比妥和酒，并啄他的肝脏。埃尔维斯最终被赫拉克勒斯救出，后者由此得知了宙斯的奇异金苹果的位置和闻名世界的花生酱和香蕉三明治的做法，埃尔维斯正是吃了这些而变得如此巨大而强壮的。获救的埃尔维斯投靠了哈得斯73，因此变得永远不死。在冥界，他偶遇来自外层空间的异域经销商，他们向他再现了他的经历，现在人们经常在儿童诱拐案中发现有他。

讲这个故事我有一种内疚感，因为和许多滑稽剧一样，它实际上并不好笑。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曾是个真正的悲剧英雄，一个使创造之火熊熊燃烧的人，他向追随他的粉丝们展示了他们以前从不知道的东西，不幸的是年纪轻轻的就过世了。在音乐领域有无数这样的例子——查理·帕克、基米·亨德里克斯、席德·维瑟斯、图帕克·沙库尔74——但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和人类一样古老的原创力，这并不限于个人品质值得商榷的音乐家们。

像巴格斯·邦尼、斯派克·琼斯和马克斯兄弟一样，75所有真正的理论物理学家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这与我是个非常保守的人这一点不无关系，我有稳定的家庭，要缴收入税，得还抵押贷款。当学生时我成天埋头书本，根本没有时间关心政治或旁骛——这在20世纪70年代的伯克利还真不多见。然而，这种专心用功也会误用，因为我那时整日泡在图书馆实际上并不是在做作业，而是在做资金筹募活动，主要用于政府深恶痛绝的、被贬斥为“好奇心驱使的研究”——快速离线调查，我认为这种研究很重要。理论物理的玄奥性和抽象性使得一个人可以看起来冠冕堂皇实则犯错而不受惩罚，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一学科对那些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但我一直没把这事与无政府主义联系起来，直到有一天保罗·金斯帕格（Paul Ginsparg）向我指出了这一点。保罗是洛斯阿拉莫斯简报编委会的发起人，这份简报是科学界第一份真正成功的电子期刊。当时我们正在聊为什么在其他科学领域类似的机构会出现得这么慢。保罗暗示说，物理学家判断一个概念或思想的奇异性和新颖性上有自己的标准，这是其他学科所不及的，即使他们面对的事情有相当大的职业风险。这种态度在譬如说生命科学领域是很难见到的，生命科学里有一种强调意见一致的权威性的强有力传统，这大概是因为个别人主张某事无关乎健康或某事会引致疾病的流行将会给他带来巨大的危险。保罗感到，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是根本性的，像他所从事的这种自由性质的工作在其他学科领域是很难甚至是不可能产生的。他的理论现在正在经受检验，因为在医学领域已有好几家在筹办全新的电子通讯期刊。不久我们就会看到它们是否真的像保罗的刊物那样具有新颖性，还是仅仅只是传统期刊的时髦版本。但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物理学家与医生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对立。

许多年以前，我开始注意到一种奇怪的现象，那些顶尖的学生——通常是年轻人，但也不总如此——会逃学（中学甚至大学）去给人当计算机程序员。这种现象不同于逃学去吸毒，因为工作不仅能带来经济上的收益，而且具有数学上的挑战性，有时这种数学复杂性远远超出大多数人甚至大多数中学数学老师的能力。尽管这事听起来尤其是对父母来说有点儿吓人。其实我小时候也那样，但现在自己有了儿子了，而且还正处在逆反心理高涨期，因此最近对这方面就变得敏感些。（但到目前为止还算让人放心。）让我对这事感到蹊跷的是这事发生在信息时代，而且还发生得如此频繁。我就知道几个这样的事例，更多的则是当趣闻逸事听来的。在我遇到的这些个例中，每个孩子都是小帅哥，心理健康，聪明机敏。但有些事却使他们变得疏远一他们不愿意谈及这种事。

这些人当中有一位是我在MIT做研究生时的同屋。为了施展他那超强的才干，当时他为作为国防项目承包商的Bolt、Beranek和Newman公司76工作，任务不大，为达帕网（DARPAnet）——互联网（internet）的前身——编程，后来去了硅谷，赚的钱比我多了去了。另一位是我同事的儿子。其他的就是我从洛斯阿尔图斯山（Los Altos Hills）市的一次野餐会上听来的了。那里现在可是技术专业人员的贝弗利山了。77我问一位当地的计算机厂商，他是如何为他的企业找到程序员的，他说他只消听他们嘴上说的就知道了。实际上，他最好的员工也就20岁，没任何学位，但用心工作一年能挣2万美元。当然也有的是谣传，这些都很难证实但非常可信，据说在圣地亚哥超级计算机中心干活的有一半没拿到过高校毕业证书——但比那些拿到证书的能干多了。

我越来越相信，这些频繁出现的高智力外溢（academic meltdown78）事件的当事人其实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被推入残酷的“优异”竞争之前早早地滑出了轨道。换句话说，这种行为实为吸毒成瘾或少年自杀的聪明的表兄弟。我庆幸没误入歧途那只是因为我生长在一个小地方，那里没有如此激烈的竞争。

老话说，你要想衣食无忧学术有成，就得一心一意地关注市场、参与竞争并且遵守游戏规则。所有称职的父母都懂得这一点，只有那些极端不负责任的父母才会建议或赞同另辟蹊径。我也不例外，这一点孩子们可以作证。但事实是有时候这种强制性会不起作用，我敢保证每人能绝对做到这一点。我们都体验过那种以创造性的自由方式来生活的冲动，有些人甚至不顾警告最后总是屈服于这种冲动率性由之行事。这种冲动是文化教育造成的还是遗传使然，这个问题可以争上几个星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是艺术、科学发现的源泉，是以创新为特征的现代文明的强大驱动力。父母看着孩子走自己的路，都会送上衷心的祈祷，祈望他能听话确保平安。我也在此送上我的祈祷：圣明的主啊，请把这孩子给我送回来。

这种祈祷也可能经常不会有答案。无政府主义者的生活是困难的，肯定不应当鼓励。每个人最终都会变得成熟，学会妥协，只不过年轻时过分沉浸于桀骜不驯的生活会在以后使这种校正变得更加困难。无论是好是坏，我上大学时的校规是只容许各方面非常优秀的学生可以不上课去干自己的事。但也就是偶尔的次把两次缺课，事后我们赶紧就一些重要的课业集体攻关搞定，这多爽！

一直有争论认为，正是成人的这种负责任的务实态度使得各种发现大多由年轻人做出。年轻人并不比成人更敏锐，尽管这种情形经常发生，但他们更少保守性。《疯狂》杂志的一篇短文切中了这个问题的要害，它描述了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嬉皮士像苍蝇一样成天嗡嗡地到处乱转，嘴里总挂着俏皮押韵的威廉·盖恩斯版的约翰·惠蒂埃的诗：赤脚的孩子黑脸盘，可没人喜欢光脚男。79

毫不奇怪，随着这些无政府主义者长大成人，在他们身上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不论是热闹的笑话还是辛辣的嘲讽，都成了趣闻掌故。例如，我有个同事过去特别热衷于与人辩论，他认为纳税人应将支持具有创新性突破潜力的技术研究视为神圣义务——直到他妻子开办了一家技术公司开始纳税为止。他还喜欢添油加醋来渲染这个故事——他带女儿去森尼维尔（Sunnyvale，地处硅谷市中心）的国际薄饼屋吃早餐，偶尔听到邻座的工业间谍进行秘密交易的谈话声：这种金属喷涂工艺值多少？一万。这是你的了。那种扩散工艺值多少？如此，等等。不需要多少数学天赋就能看出，窃取这种技术要比发明这种技术的成本投入的效益高得多。于是总有人喜欢跳出来公开抨击律师界——后来真相大白：原来他私下里正在修法律课程。另一个同事则不计成本地从基本原理出发干起了金属锈蚀的计算机计算，因为他的大显示器容许他这么做——即使他完全知道生锈是环境中的碳和盐等杂质催化的结果，其过程根本就无法计算。还有个同事耗上极大的精力来写一篇复杂但错得离谱的数学物理论文来“解释”冷核聚变，并把它发到了杂志上，指望这样就能鱼目混珠来掩盖其欺骗行径，对支撑不下去的局面做徒劳的修补。作为对个人毅力的严格考验，成熟的人很容易在微积分期末考试和律师资格考试中获胜。

我对冷聚变一事特别感兴趣，因为一位核物理专家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请他就这篇文章发表评论时，我正好与他在一个办公室。那次我差点心脏病发作，因为我们读着传真机一页页传过来的文稿时，内容一页比一页逗，笑得几乎喘不上气来。但就像埃尔维斯的故事，这事其实并不好笑。

从清醒的工程设计观点来看，聚变并不神秘。它的魅力以及潜在的商业价值来自于它是一种维持太阳熊熊燃烧的能源，一种有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能够摆脱对中东国家不稳定局势依赖的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但本质上说，它不过是一种高品质的火——一种氢核聚合生成氦核的核反应，就好比氧和碳反应能够产生热和二氧化碳一样。聚变反应通常需要在极高的环境温度下，譬如太阳内部，才能发生，而不是在常温下就能做到的，这是因为在短程上氢核间是互相排斥的，需要有很高的碰撞速度才能使它们相互接近到反应的距离。要真正实现点火（一种一经开始就不可遏制的链式反应）而又不把自己炸得粉碎，这在技术上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反应发生所需的温度和反应释放出的能量实在太高了，但这并非完全不能做到，因此才有正规的现代意义上的工程技术研究。

但在1989年，化学家斯坦利·彭斯（Stanley Pons）和马丁·弗莱施曼（Martin Fleischmann）在一次新闻界会议上宣布，在电化学元上发现有超热释放——他们认为这种热只能用他们称之为“冷聚变”的概念来解释。这一断言在整个量子力学界看来毫无意义。普通化学能的能量当量与催化型核反应的能量当量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但事实上，有太多的人不信量子力学，他们更乐意按自己的愿望曲解量子力学的复杂性，或者干脆就认为搞量子力学的都是些骗子艺术家，对他们的解释充耳不闻。犹他州议会决定拨款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冷核聚变研究，一时间全世界刮起一阵冷聚变研究热潮，按作者约翰·休伊曾加（John Huizenga）的估计，高达5000万到一个亿的纳税人的血汗钱被挥霍掉了。

冷聚变的另一个并不好笑但很重要的一点——这与埃尔维斯真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它的不朽性。1997年的一天早上，我正开车去上班，偶然间调到了全国公众广播电台艾拉·弗莱托（Ira Flatow）主持的《科学星期五》节目。那天的节目内容正是关于冷聚变的。艾拉的访谈对象是肯尼斯·福勒（T.Kenneth Fowler），一位来自伯克利的令人尊敬的核工程师，和尤金·马洛夫（Eugene Mallove），《无尽的能源》杂志的主编。在节目的前半部分，艾拉从福勒那里得到了对这个问题的一系列学术上的和科学性的说明，譬如我们不能肯定地说冷聚变就是一定错的，但它确实是与我们现今知道的核物理定律不一致，也没有得到实验上的强有力支持。大家都尽量避免使用“伪”这个词。但到了节目的下半部分，马洛夫就很放得开，其表现令人印象深刻。为节省篇幅我这里只能转述他的意思，如果有些更精细的意思表述得不是很到位，在此事先申明请原谅。马洛夫说，冷聚变是有效的，各地都有实验证据证明这一点，私人资本已经在考虑用它作为民用能源，学术界认为聚变有利可图的设想已经失败，但他们占着体面的位子拿着干薪谁也没办法，他们简直就是专享福利的蜂王，他们对冷聚变的非难其实就是一场打压竞争的斗争，要保住他们自己的位子。他一口气说了半个小时，艾拉没去打断他，也没想到要反驳，让我感到他是赞同这种观点的。

这段插曲反映出，所谓高品质科学其实常常并不科学。在涉及大量资金投入的场合，正确性往往远没有诱说和商业利益考虑来得重要。这是作为职业的理论研究人员生活艰难的原因之一。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学术训练不仅徒劳无益，而且还会遭受严厉的惩罚。基本原因当然不外是经济上的。社会支付给毕生从事基础性发现的人员的报酬之一也就是社会经济领域内一个蓝领职位的价格。与蓝领同酬这当然没什么错，但这意味着他们被排除在重要的政策性会议之外，而那些能够参加会议的人，他们明白是钱在决定着何对何错，则常常漠视来自科研第一线的呼声。当然这种烦恼到哪儿都免不了，你得学会对它不屑一顾。但绝大多数职业科学家都明白，那种高品质科学的非科学性质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它不仅令人尴尬，有时还不道德，而且会深刻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作为一种管理行为，这种状况使得真正的科学成了影响深远的经济牺牲品。在物理学领域，随着核武器渐行渐远成为过去，电子学硬件研制移向远东，软件开发移向印度，国家的科研重心移向制药和医学领域，我们就已经领教过这种巨大的牺牲。对许多人来说，这些转移始终伴随着痛苦的调整——这不过是失业的委婉说法，职业生活变得痛苦、残酷而短暂。但一些骨干分子在这些困境中坚持了下来，因为他们懂得，基础性发现不仅困难而且重要——有些事不是通过管理就能取得的。认为这一点能做到的观点是与现有理论对着干的，就像认为不会再有多少发现有待做出，或认为经济力量将神奇地为我们带来各种发明发现的观点是与现有理论唱对台戏一样。科学上的重大突破从来都是由走自己的路、藐视权威、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去取得预期成果的刚正不阿的人做出的。

其实，个人力量在职业生活中的重要性不仅对科学家是这样，对每个人都是如此。在从纽约飞旧金山的飞机上，我和邻座有过一次交谈，他讲了个有趣的故事。他最初来自立陶宛，现在住在宾夕法尼亚，这次去阿拉斯加是要和儿子一起去钓鱼。当他刚来美国时，他说，他在电动摩托车厂找了份工作。我对电动摩托车也很感兴趣，于是我问了他一些技术问题，让我惊奇的是，我发现他对电动摩托车真是了如指掌：扭矩特性，转子是如何磨损的，什么合什么不合尺寸，能耗特性，要用哪一种导线，轴承座的热流特性，等等——你只要说得出，没有他不知道的。就这么神聊了一个小时后，我调侃地说，我真该当您的研究生，这样的话我可以尽知电动摩托车的一切。但几年后，他说，上头有消息说工厂将关闭迁往智利。他的工作没了。我惊骇地问他那你以后怎么过的呢。他说他又到钢铁厂找了份工作。当我问他是不是还干以前的活儿时，他说不，正经的炼钢活儿。我对钢也相当感兴趣，现在正好有机会，于是我问他一些关于钢的问题。出乎我的意料，他对钢也是百问百知：什么温度下钢水呈什么颜色，什么样的杂质是容许的，其含量多少对钢的品质有什么影响，如何正确地退火及冷轧钢锭，如何保护员工免受伤害——你尽管问，没有他答不上的。就这么又神侃了个把小时，我再一次被迷得晕晕乎乎，又当了一回研究生，对钢的知识有了大长进。但几年后，他说，又是上头放下话来，说钢厂也要关闭了。这次情形比上一次更严重，因为公司人太多，只能发放养老金了。我感到更恐怖了，问他是怎么打算的。他回答说，那时他和他太太已经攒够了买下一个牛奶场的钱，于是他们买了个牛奶场，自那以后就一直成功地经营着乳品业。我对奶牛饲养和乳品加工也很感兴趣，乘此机会，我又向他讨教些乳品业方面的技术问题，毫无疑问，这下我又当了回研究生，学到了很多乳制品生产加工方面的知识。时间真快，飞机不久就落地了，但回家这一路上我的思绪一直都萦回在这次谈话中。这个人在事业上三次遇险，但至少有两次他是靠精湛的专业技能度过了经济转型带来的危机。每一次他都不轻言放弃，而是坦然地面对舍弃已掌握的技能的无奈，重装上阵，并再度辉煌，最后去了个好地方钓钓鱼来安度晚年。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渴望成为像这位长者那样的人。

我喜欢讲这个故事，因为它对不幸的人具有精神上的平衡作用，但事实却是，敏锐而有教养的人很快就厌倦了这种牺牲精神的说教，转到其他事情上去了。他们做事的那个瞬间总是很有意思，因为它反映了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人有时会遇到一个可心的惊喜，就像那个立陶宛来的牛奶场场主，但更多时候遇到的则是像二手车推销商那样，他只对改装厂里的部分东西有兴趣。过分严厉地指责这种权宜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不成熟的孩子气的表现，因为实际处事中重要的是行动对策和防止被骗，我们生活的好坏全在于此。这一原则是通用的。春天里细嫩的抽芽变不成刺，夏末的鼠尾草也长不了多久。长不大成不了猎手的可爱的小猫小狗死得早。更确切地说，我观察发现有两条明显不同的技术生命轨迹，一条有点苦行的味道，且与科学很和谐，另一条则非。两条道路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刻意漠视那些禁止想象的法则，而正是这一点使得人们很容易将一条误认为另一条。在苦行的情形下，被漠视的法则往往是智力上的，而在另一边，商人科学家所漠视的则更倾向于道德层面。每个阵营里都有幻想家，有人甚至兼具两者。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在这之间做出选择正是成长过程中重要而困难的一环。

威廉·布罗德（William Broad）在1986年出版的《星球武士》一书中对苦行僧与商人科学家之间的对比有过描述。故事的背景是利弗莫尔实验室臭名昭著的核驱动X射线激光武器项目。这个被对手嘲笑为“星球大战”的项目涉及令人非常感兴趣的技术问题一一用激光原理聚焦强大的核能使之成为X射线细束。然而，让这本书被人记住的不是它描述的技术，而是对人物个性的刻画和对这个大胆、高风险工程项目背后的思想脉络的描述。无论是对其中的科学家，还是对推进项目的政府部门，这种刻画无不入木三分。我认识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当时我就在利弗莫尔，虽然只是作为远离该项目主体的普通模拟小组的一员。书中对这两种人干下的层出不穷的违法违规事件有着精确的描述，一如实际发生的那样。

然而，书中描述得不准确的一个重要的地方是缺少了苦行精神。我清楚地记得我们这些新受雇者是如何整天窝在拖挂车房内讨论项目所涉及的物理学原理的，设计目标是否可行（我们大多数人认为它不可行），谁谁谁是因为钱被骗来的。当项目经费从里根年代的一个亿美元的高峰因达不到预期目标而骤然跌落为零时，我们都不感到奇怪。但我们对收场则感到非常惊奇：我们接到喜讯说这个项目已经灭了苏联。事实是这样：上面告诉我们，我们在技术上骗过了苏联人，把他们拖垮了。

当我得知我的研究一直受到这个项目的支持后，我的苦行哲学又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想如果我事先知道的话，或许我不会参与进来，但这实在很难判断。我家里有孩子，一刻也承担不起失业的风险。

当然，但凡言过其实的声称都是精心设计的，因为买家——在这个项目中就是里根政府——想要搞出一套太空基反导防御系统，因此它乐意支持将科学作为实现这个特定技术目标的手段。做生意的和做管理的，与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客户总是对的，尤其是在事关大笔的资金运作时就更是如此。

在某些时候如何确保必须做出重要的科学进展，X射线激光项目是为一例。虽然激光武器没能成功，但核爆驱动X射线激光是成功的，并且现已成为激光聚变重要的日常诊断手段。激光聚变本身——通过聚焦大功率激光到薄的燃料靶上——并不像最初预想的那样成功，人们对向心聚爆估计得太过乐观了，但这项研究形成了导致如今新的稳健有效的设计的最初投资——我认为事实就是这样。当激光聚变靶丸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之时，这种资金运作把戏是否能得到原谅还需拭目以待，但世界肯定会为之震惊，我猜想还会彻底改变。

在我认识的企业家里，具有发现和间接利用这种策略的能力是他们成功的关键。这些人对不诚实这一点往往抱达观的态度，认为有得必有失。我对于这个项目纳税人到底要人均付出多少钱没有确切概念，但肯定不在少数。我曾与给手套箱（按惯例容我略去其名称）安装线路的技术员有过闲聊，当时我偶尔提到了一位当地有名的爱空想的人，他也是一名操作员，名叫X。这个技术员眼都瞪圆了，他压低声告诉我，有一次某个老总传下话来第二天他要来视察，你知道X怎么做的？他让手下一夜之间将纸盒子全都漆成黑色，来冒充他本该装配但根本没做的计算机。

虽然许多人听了这个故事直摇头，感到难以置信，但它却在真正的科学家的内心引起恐慌，因为他们为了工作常常不得不忍受道德妥协带来的痛苦折磨。我这里不是指对核武器的道德妥协。这些武器涉及的只是传统道德部分，人们认为它们在文官控制下是安全的，因此我感到从事与这种武器有关的工作完全不存在道德妥协的问题。这里的道德妥协指的是有时不得不通过夸大其词来获取研究经费。真正的科学，作为上述企业家形象的对立面，对不诚实有着严格的禁忌。我们需要用这种禁忌来反对在错误指导下对宝贵的稀缺资源如人的生命等的浪费。因此，当最近扬·亨德里克·舍恩（Jan Hendrick Schon）因在贝尔实验室伪造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半导体实验数据被抓到时，大家都知道这种无耻行径的下场：急得抓耳挠腮，深刻反省，开除，学术生涯彻底终结。

正由于道德判断在我们的生活中具有核心价值的地位，因此科学活动中技术需求的市场拉动作用才不断地重复产生着道德难题，它们已成为黑色幽默的无尽的源泉。作为太空基导弹防御战略中X射线激光的下一代武器，是造价5000万美元的“智能卵石（Brilliant Pebbles）”——最新一代的“灵巧石块（Smart Rocks）”。智能卵石的基本设想是在太空轨道上部署4600枚小型拦截弹，它们无需地面指挥就能够自动搜索迎击并摧毁敌弹头。我不是武器技术专家，不知道这种智能卵石是不是好的设想，但我总感到制导和目标搜寻电子学有问题，它们很难做到完全可靠。有一点可以肯定，对导弹防御系统的巨大需求在过去（现在依然如此）有着强烈的经济促动因素，至少某些方面不是像它所标榜的那样。

在智能卵石研发走上正轨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已经调到斯坦福大学成为一名物理学教师，并执掌系务，主管考试命题委员会。一如这个委员会以往那样，时值仲夏没人提交考题，于是我不得不反复催促他们。大家觉得我太狂妄，目中无人，我也感到成天跟这些人打交道无异于浪费宝贵的时间，于是我干脆全部自己命题。后来这场考试因其太难且满是错误而在研究生中成了传奇——从任何角度上说它都是不恰当的——但它有一种于我有利的作用，那就是从此以后我得以彻底离开这个委员会。我出的题目属于普通物理范围，目的在于检验学生将所学的抽象原理运用于生活中实际问题的能力。前一年的考题是估计烹制罐焖牛肉需要多少时间。我与命题人就这个题目进行了激烈争论，我认为生活中比焖牛肉更体面更重要的事情有的是，但我没能说服命题人。后来我越想这个问题越觉得好笑，但无论怎么努力，我都无法不去想这个问题。于是最后，我出了个叫做智能罐焖牛肉的题。考题的背景介绍是这样的：美国政府有一个新的战略防御计划，就是将成千上万的带有微型火箭发动机的罐焖牛肉部署在太空轨道上，如果一旦发现闷罐向下偏离系统就会自动启用点火装置飞向迎面而来的俄罗斯重返大气层的太空舱。要回答的问题是，如果你被以3.5万英里/小时速度运行的焖罐撞上，会有什么结果？

考试结束，大家谈的都是焖罐牛肉。考题的荒唐性演变成关于考试过程本身荒唐性的讨论，这正是我所期望的，算是对入校新生头两天所受的戏弄加些笑料。这个问题自然没人能解得出。它是一个激波方面的问题，通常这些知识要到研究生阶段才会学到。任何物体——焖罐牛肉、石头、钢铁——到了这个速度上就失去了原有的剪切力，变成了一个水球（water ballon），然后在激波作用下从冲击面向四处溅射开去，并以极高的速度来回弹跳。一些俄罗斯学生（那年我们招的尤其多）的答案有点这方面的意思，大概他们以前对军事技术较为熟悉，但没人给出正确答案。许多学生向我抱怨说我给出的火箭方程是错的，那是我故意的，还有学生问我什么是罐焖牛肉。我说它就是一种肉，并用手比划了它的大小。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中有人把时间都花到试图估计它的质量去了，他伤感地看着一个朋友起身离开了考场，这位朋友只带了积分表，实际上他该带上一本字典。

这种作弄人的诡计带来的侥幸并没有维持多少时间。在那年我们系的圣诞晚会上，学生们合演了一出模仿尼尔·西蒙的《怪宴》（Murder by Death）80的讽刺小品。说的是圣诞老人被绑架了，各地的孩子们陷入恐慌，世界各地的大侦探家会聚一处讨论如何破解这宗罪案。经过精湛的化妆，这些侦探满屋子游走，一边争吵着谁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侦探家，谁的犯罪学理论写得最好——最后来到我的桌旁，指控是我劫持了圣诞老人，目的是要拿他的雪橇当作我的智能焖罐牛肉反导系统的发射装置。我也有准备。我从桌下掏出事先藏下的血淋淋的烤肉。“举起手来，谁也别动，”我说，“这枪可是上了膛的，我很乐意试试它。”

人类的基本生存条件常因心智的局限和孱弱而受到责备。我们周围到处都是这种可悲的结果，多得难以名状。但在天性难以抑制的乐观主义者看来，值得庆幸的是人们一时间还没有陷入这种误区，尤其是年轻人。总有人会成为科学家——真正的科学家——理由很简单，那些有责任心、教养良好的家庭总会产生出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尽可能地避免出现这种一切向钱看的局面，不会一股脑儿地都去当银行家、医生和足球教练。虽然老一代人因为生活所迫渐渐变得实际，但新一代人会很快接过他们的旗帜继续前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雷·布雷德伯里（Ray Bradbury）的《火星编年史》（Martian Chroncles）里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我曾琢磨了一遍又一遍，因为它非常准确地抓住了导致发现的内在驱动力。这是一本虚幻未来预言体文集，故事一开始，地球人向火星殖民，所有殖民者对建在城镇附近的古代的已灭绝了的文明充满好奇，但那里已成为废墟，只有火星人的灵魂去那里。一天早上，父亲平静地告诉母亲和两个孩子，他终于找到了火星人，这一家人打算当天就赶过去看他们。父亲修理好了车，一家人上了车便向沙漠中火星人的灵魂聚集地进发了。四周一片死寂，只有他们自己脚步踏出的回声，父亲领着一家人来到一座古代的喷水池前，告诉他们向下看。火星人就在那儿，他说。但他们看了半天，看到的只有自己的倒影。

今天，你凝视任何一个喷水池，看到的不是火星人在回望你，而是一个死了很长时间的古代的星球武士，是你自己的同时生活在未来和过去的灵魂的回声。正如布雷德伯里的故事里说的那样，当你得知的确是他们建造了这些伟大的城市，你才会放心地回家，并且你也就见到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