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土流失与洪涝灾害的关系

（一）水土流失、泥沙淤积、山崩与洪涝灾害

首先还是从碑石中的有关记载来看。嘉庆十九年（1814年）汉中府属定远厅平溪山禁耕之例值得重视。《平溪山禁耕植木以资巩固碑》云：

城东平溪山峻逼城垣，连年开垦，一遇暴雨，冲泻浮土，淤塞城壕，漶漫为患。每年春派二十四地民夫淘挖，辄数千人。水患不时，民劳无底。⁽¹²⁵⁾

西乡县城受木马河洪水灾害的例子也颇为典型。据道光十五年（1835年）六月刊立《捐筑木马河堤碑记》记载：

（木马河）发源巴山，由县南转经县东，折北会洋水合流入汉者也。曩时岸高河低，去城稍远，民不知有水患。近因林箐开垦，沙泥壅塞，水势亦漫衍无定，逼近城垣。壬辰（道光十二年）秋，大雨浃旬，波涛汹涌，冲塌南关房屋无算。嗣是渐冲渐圮，水涨河溢，街道几为河道。甲午（道光十四年）夏，余（知县胡廷瑞）奉简命来守斯土，则见沿河一带，或立柱入水，架梁棚板以构屋；或补葺倾圮，支扶潦倒以栖身；而水犹湍激岸脚，靡所底止。⁽¹²⁶⁾

两则碑石反映的皆为县城水灾问题，所及内容，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将自然灾害的变化与山地垦殖直接联系起来，即由于“连年开垦”、“林箐开垦”而致“水涨河溢”、“水患不时”，在二者之间，关键的症结是水土流失与泥沙淤积。

同样是城治水灾、成灾原因、情形类似的还有鄂西北均州、陕南商州镇安等州县。均州人萧镇枢的《请开西门说》记载：“州城平临汉水，每值雨潦之岁，江涨横溢（水崩）灌城中，民间庐舍往往冲激坍塌。”⁽¹²⁷⁾那么，洪水为灾的原因何在？光绪《续辑均州志》亦有论说，其说曰：“州东临汉水，以河为池，西南北皆凿濠各深一丈五尺，阔称之。明崇正时知州胡承熙益加浚深。国朝二百余年来，休养生息，人民蕃庶，西北高原冈阜悉数开辟，夏秋时雨滂沛，畦町土壤顺流下积，旧濠已淤塞无存。”尽管“滨江滨河诸城邑恒垒石为长堤以资捍护”，却难以抵挡水土流失造成的水文环境恶化所带来的洪水袭击，尤其道光朝之后，更是如此。道光十二年（1832年）汉江大水灌城之后，旧溃尚未修筑；咸丰二年（1852年）秋七月和同治六年（1867年）秋八月又先后两次遭遇洪水灾害，“视道光时更剧。河东沙滥日淤日高，水势过沧浪亭下为石麓所激，直泻东门城根，汹涌澎湃，堤堑已冲啮无余，沿河城墉率多绽裂，东南隅城址逼近河干，欹侧倾陷，累卵可危，环堵生灵将叹其鱼矣……”⁽¹²⁸⁾镇安县西关，“旧长半里许，惟逼于西沟、古墓两沟间，频年山洪暴发，民舍多被冲塌，迩年两沟陵起，民处洼隰中，实原城后荒山尽辟，坡坂易崩，宰斯土者屡经封禁无效，居民率多迁避”。南关则是“前临镇安河，坊市及城垣被水冲没，今存城门半壁，城外淤垫逐增，辟公田百余亩，地势高与城平”⁽¹²⁹⁾。

水土流失、泥沙淤积与自然灾害，尤其与水灾的关联，在众多有关洪涝灾害的记述中都有明确反映。特别是道光年间以后的洪涝灾害记述中，每见有“山水陡涌”、“河水陡涨数丈”、“河沟水头陡涨七八尺至一丈余尺不等”和“沙淤冲崩”、“田被沙压，挑挖为艰”、“沙压泥淤”、“冲陷沙压”之类的记载，⁽¹³⁰⁾反映着清代后期洪涝灾害的基本特征，同时也表明水土流失是重要的致灾因素。

时人论及洪涝灾害的增多加剧，对于上游的水土流失、泥沙淤积因素亦给予了充分的重视。道光七年（1827年）闰五月二十二日兼署湖北巡抚嵩孚奏称：

近今数十年来，襄阳以上山地，俱经百姓开垦耕种，沙土浮松，每岁汛涨，山水居其大半，挟沙稠厚，水去沙停，河底淤垫日高，且到处淤积，洲滩逼溜，迁徙靡定。王家营之堤，建自前明，始则水由西首畅流，今已二百余年，对岸荆门州地方，淤生杨家垴沙滩，长出沙咀，逼水东趋，直射堤锁。又有靠堤稍下之胡李湾，亦淤出沙州，横截河中……⁽¹³¹⁾

道光十一年（1831年）十月初五日湖广总督卢坤的报灾奏折亦称，江汉平原“不但大水为灾，即常年汛涨，亦易受淹……采访舆论，究其病源，据复情形，在昔江面宽阔，支河深通，涨水容纳易消，滨江州县少有水患，迩因上游秦属各处垦山民人日众，土石掘松，山水冲卸，溜挟沙行，水缓沙积，以致江河中流多生淤洲……向日通流支河水口，近复处处淤塞……”⁽¹³²⁾报告分析所及，诸如河底之淤垫抬高、河道之迁徙无定、淤洲之愈多愈广、支河之淤塞难通等现象或因素，皆为水灾增多加剧的重要原因，亦无不与河流上游土地垦殖扩张导致的水土流失相关联。

频繁的、大规模的泥石流乃至于山崖崩塌是山区环境演变、水土流失恶性发展的结果，此类现象在清代后期秦巴山区久雨、暴雨成灾之时较为常见。地方志及有关报灾文书对此有较多的记述。试列举如下：

道光二年（1822年）三月，城口厅“高官场发水，山崩塌，死三十六人”⁽¹³³⁾。

道光四年（1824年）大水，定远厅“五块石山崩，坏市廛民屋”⁽¹³⁴⁾。

道光十五年（1835年）淫雨，定远厅渔渡坝、母猪硐沟山崩。⁽¹³⁵⁾

咸丰三年（1853年）房县县南马进沟起蛟，二山崩数里，压大小户五家，伤七十余人。河障成潭，蛟时现，至今尚见之。西乡扁担沟出蛟，冲刘姓全家，基地成潭。至双龙口陷储姓房宇，锅场、纸场成潭，伤人百口，水底尚有屋影。⁽¹³⁶⁾

咸丰三年（1853年）夏六月，保康县大雨十六日，溪水多伤人物。汪家沟大山崩移十里许，石土分裂，田宅毁坏甚多。陈家河东岸大山崩移，西岸压毙陈国柱一家九人。盘龙寨山崩，孙全道一家六人压毙。白峪沟山崩，高元一家四人压毙。东沟大水入城，南关街道冲淤，居民庐舍多漂没。⁽¹³⁷⁾

咸丰三年（1853年）夏六月，（郧县）县南青岩保山裂里许，宽丈余。⁽¹³⁸⁾

咸丰三年（1853年）夏六月，“保康大山崩移十里许，毁田宅无算”⁽¹³⁹⁾。

咸丰八年（1858年），定远厅大水，坏民田庐，大池堡、袁家沟山崩。⁽¹⁴⁰⁾

咸丰时，房县“南山麻湾山崩，没居民六家，计六十余口……下麻湾山亦崩，遏其流半日，水溢汪洋，覆田庐无算”⁽¹⁴¹⁾。

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房县有“数处山崩地裂”的记载。⁽¹⁴²⁾

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大雨旬日，南北各山溪俱起蛟发洪，树木蔽江而下，漂没田地房屋人口甚多。⁽¹⁴³⁾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东乡县禀报，五月二十七八九等日，雷雨交作，山水陡发……山多崩裂，田禾、道路、桥梁均被打毁”⁽¹⁴⁴⁾。

同年“城口厅禀报，五月二十四、二十八等日，大雨倾盆，风雷并作，河水骤涨三四丈，铺户房屋多被冲塌，荡析离居者二百余户。道路坍塌共计三十四处，田地禾苗悉被沙淤”⁽¹⁴⁵⁾。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川东北地区大水，太平、东乡、云阳、开县、城口、蓬安、南充、广安、岳池、渠县、武胜、安岳、大竹、合川等州县皆有记载，因久雨、大雨引发的山崩记载亦多达数十处。“二月十一日巳刻，绥定府东乡县与城口厅交界之鸡母山石嶆地方，后山崩裂，压断毛滩河流，积水至五十余丈，漫延十余里，无处宣泄，附近居民七十余家，牛畜、田禾、庐舍，荡然无存……河流壅塞之处，宽约三十余丈，长约四五里……”⁽¹⁴⁶⁾后来正在疏浚之时，遇大雷雨，断水处被水冲开，下游一千余家居民猝不及防，皆被冲没，“淹毙人口不计其数”。⁽¹⁴⁷⁾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东乡县“新滩，本大潭也。光绪丙申，霪雨四十余日，平楼山山潦暴发，田野崩圮，沙石瓦砾泻积于此，遂成险滩，陡如门限”⁽¹⁴⁸⁾。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开县地方，八月初五日及十二三等日，江里之黄家山，蒲里之懒板凳、吴家坪等处，亦因久雨，山岩倾下，压坏民房田地。复于二十五六七等日大雨倾盆，雷电交加，县署后之盛山亦复崩塌开裂，山水由缝内喷激，而江水因之陡涨，沿河及附郭居民，多遭淹压”⁽¹⁴⁹⁾。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达县“本年阴雨过多，山多崩裂，河水陡涨”⁽¹⁵⁰⁾。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云阳县盘陀镇地方，阴雨过久，八月二十二三四等日，大雨连朝，县属之龙井湾、黄家官嶆大山崩裂，高下远近约数百丈，田庐悉被压陷。幸居民迁避，未损人口。惟江面新崩山石堆积，江流逼成险滩……”⁽¹⁵¹⁾“黄官嶆山土松石圮，崩卸一角，堆塞江中，宽八十余丈，与江心石梁逼迫，致将水势逼成二股交流，形如剪刀。其中乱石冲激，浪沸雷鸣，泡漩兼备”⁽¹⁵²⁾。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云阳县“该县小河白岩甲、猫抓子地方，亦因久雨，山崩多处”⁽¹⁵³⁾。

长江南岸酉阳、武隆等地山崩亦多。“酉阳直隶州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二十三日起至八月初三日止，连旬阴雨，细沙河一带河水陡涨，冲塌两岸土山，壅塞河道，致水倒流，淹没该处居民田庐数十里……”⁽¹⁵⁴⁾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县属之龙阳乡、江口镇、黄家坝、浩口场、汪家坝、趁古河、龙射乡、鹿鸣乡、茶园乡，均因（山）崩水溢，覆压泛滥，人口房屋被冲甚多。田地禾苗，为土石壅压，多成沙纪，为向来未有之灾”⁽¹⁵⁵⁾。

有《紫阳竹枝词》说得好：“老林垦尽虽成熟，坡陡石多土又松；最怕经秋连日雨，山犹溃塌况秡秡。”⁽¹⁵⁶⁾愈益常见的山崩、滑坡与过度的垦殖扩张之间有着直接关联。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被水之地，砂砾纵横，猝难修复”⁽¹⁵⁷⁾；或称“被水之处乱石纵横，变迁陵谷者无论矣”。⁽¹⁵⁸⁾在山地，“或刷成沟槽，或乱石嶙峋，一凹一凸，大改昔观”。在河流，由于“土石并倾于河”，以致“狂澜彭湃，巨石奔腾”。⁽¹⁵⁹⁾

田地遭受严重的石压沙淤成为清代后期水灾的重要标志之一。道光六年（1826年）六月，当阳县大雨连日，山水泛涨，沮漳河不能容纳，泛溢四出，导致严重水灾。原因即在于“漳河淤塞”，“沮河本已淤浅”。⁽¹⁶⁰⁾水灾后至八月，“当阳县被水乡村田地，刻（下）水已退消，补种者十分之六，因石压沙淤，现在挑挖未种者十分之四，不致成灾……”⁽¹⁶¹⁾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水灾，滨临汉江、渭水两岸沙压泥淤田地5193亩，冲崩成河田地亦多达2000亩。此类田地大多“涸复无望”，或“难以修复”。⁽¹⁶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