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种植的急剧扩大

（二）烟草种植的急剧扩大

烟草之传入中国，亦在明中叶以后。但不久之后，普及之势极速。清代初年，闽、赣、川等不少地方都出现了与五谷争生死的倾向，有的地方甚至出现“烟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⁹⁴⁾的局面，引起朝野上下关注。

陕南种烟，较早为城固县。康熙《城固县志》已有“米、姜、姜黄、烟、柑子，五者较他邑颇胜，故特载之”的记载。发展最快的也是城固。至嘉庆时，“城固蔍水以北，沃土腴田，尽植烟苗。盛夏晴霁，弥望绿野，皆此物也。当其收时，连云充栋”⁽⁹⁵⁾。到清末，城固烟叶的年产量已达六七十万斤。⁽⁹⁶⁾不仅城固，汉中地区已普遍种植，史称：

汉川民有田地数十亩之家，必栽烟草数亩，田则栽姜或药材数亩，烟草亩摘三四百斤，卖青蚨十千以外。⁽⁹⁷⁾

据说紫阳县“务滋烟苗，较汉中尤精，尤易售”⁽⁹⁸⁾。一般来说，烟苗培植，技术及投入都要求高一些，有专门的培育，可省去不少种植户的困难，购买现成烟苗种栽即可，必然有利于烟草种植的发展。

烟草种植的兴盛，必然带动相应的加工、销售业务的发展。岳震川说：“汉中郡城商贾所集，烟铺十居三四……大商贾一年之计，夏丝秋烟……南郑、城固大商重载此物，历金州以抵襄樊鄂渚者，舳舻相接，岁糜数十万金。”显然汉中烟叶生产中商品经济的成分很高，所获利润颇为可观，正所谓“楚人糜金，汉中得利”者。

鄂西北山区的兴山、巴东、均州、南漳等地方志中皆见有烟叶生产的记载，其中以均州一带产多质优。嘉庆时吴熊光《俨江笔录》曾称：“烟草无益于人，楚省均州一州、衡州一府皆种之。”衡州为清代著名产烟区，“衡烟”名气很大，时人均衡并称，起码说明均州烟在楚省之地位不低。《均州志》的记载更明确：

草则淡巴菰，俗名菸，其气辛，能御瘴疠。州南二十里产者尤佳，下游商贾乘大舶懋迁，泉货流通多赖此。⁽⁹⁹⁾

在经济作物种植中，烟草是争议较大的。严如熤和岳震川同在嘉庆年间为官陕南，一在汉中，一在兴安，对烟草种植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岳氏作《府志食货论》，即有感于兴安、汉中烟草种植状况而发。他的态度很明确，反对种植、吸食烟草。他指出了烟叶经营、吸食的两大弊害——糜费钱财，有碍桑麻。“或曰楚人糜金，汉中得利，何害？岂知兴（安）汉（中）之人以此糜金者不少耶，害有大于碍桑麻者耶……若云皇皇求利，庶人之行。则蚕桑之利，齐可以富国，山南之民，岂不能以蚕桑富其家耶！”他并非绝对反对求利，但以为种植烟叶不如经营蚕桑，标准显然是传统的是否有助于衣食实用。相反，严氏却是以赞赏的口吻将种植烟草与种植药材等同看待的，是从“以为纳钱粮、市盐布、庆吊人情”，“同济日用”的立场立论的，显然是纯经济的观点，而且他并不以为种植有碍民食：“烟姜占地虽多，其地颇加粪，次岁收粮必多，于民谷无妨也。”这就难免牵强了。也许他是相对于汉南种植粮食作物不施粪肥而言的。他自己曾经说过：“汉川农民种田，粪土之宜全所不知，即水田中灰饼之类，从无使用者。”

其实，问题恐怕不在于知与不知，关键在于愿意与否。不然，何以一种烟草就知道施肥且“颇加粪”了？既然种植烟草可以施肥，并能使次年粮食生产受益，那么种植其他作物就同样能够通过施肥来增产。在种植烟草问题上的争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中叶商品经济有所发展情况下，民间社会消费需求增广、加多以及逐利心切的现实与主观意识的冲突。

烟草种植之外，清代山内先后有所发展的还有生姜、姜黄、麻、棉花等经济作物，晚清又有鸦片种植。城固县之生姜种植，年产干姜皮十余万斤，主要销往甘肃、新疆、内蒙等北方寒冷地区，用作避寒之物。姜黄更是城固县第一大宗商品，年产达一百多万斤，百分之九十运至老河口分销山西、河南、山东、直隶等地。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述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