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动乱后的陕西植被研究与《陕西植被》的出版(年月日)

十年动乱后的陕西植被研究与《陕西植被》的出版(2000年8月29日)

十年动乱，陕西植被的研究工作和其他事业一样也遭到了空前的浩劫，研究工作无法进行。尽管如此，科学事业和植被的专业工作者，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顶着“四人帮”的阴风恶浪，中国科学院和中国植被学会于1973年在云南昆明召开了全国植被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会议，研究了在危难时期，保持和健全队伍，巩固专业人员，开展全国及省区植被研究和编图工作。1975年开始了《中国植被》编写以及《中国植被图》的编绘工作，从北京到全国各地，逐步全面地开展了起来。陕西省的植被工作者们在大力支持全国植被编书和绘图工作的同时，也进一步恢复和开展了陕西植被的编写与绘图工作。

改革开放的20多年里陕西植被研究经历了稳步发展的新阶段。1976年秋，紧跟着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历史转入了一个新时期，陕西省的植被工作，迎着《中国植被》、《中国植被图》编绘任务，在省政府的积极支持下，恢复并继续开展了《陕西植被》编写与《陕西植被图》的编绘工作。在省科协支持下，由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植被研究所等9个单位的有关人员组成了《陕西植被》、《陕西植被图》编辑协作组(设在西北大学地理系)，雷明德任组长，在积极支持全国植被编书绘图工作的同时，又继续陕西植被的补充调查和编绘工作，至1980年《中国植被》这一巨著的出版，震动中外，被评为优秀书籍并获1987年自然科学二等奖和1981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陕西植被在该书中占有应有的位置。陕西植被和陕西植被图的工作继续进行。与此同时，陕西省农、林、水、牧、副生产部门及科学研究单位和各有关高等院校都在其业务活动和生产实践中开展了若干地区性植被研究和对以往资料的总结和整理工作。1980年前后，西北大学先后应陕西省军区、陕西省环保局和陕西省水土保持局之约，编绘了内部出版的1∶150万、1∶225万和1∶250万的陕西省植被类型图各1幅，有的图还附有比例尺较小的陕西省植被分区图，而这些图大都是以原编写编绘组的半成品1∶50万，陕西植被图为基础和成图1∶100万陕西植被改编而成的。从1980年起，由于体制的变更，多单位联合在人员和资金上均有难以协调之处，不少单位不但经费无法保证，人员也大都派不出来了，因此参加人员急等调整补充，这时西北大学把陕西植被列入校科研计划，推动研究工作得以延续。1980年以来，西北大学、西北植物所、陕西师范大学以及稍后的西北林学院等院校都在其相关专业培养了生态学、地植物学、植被地理学等方向的硕士研究生30多名，并在研究生培养计划和过程中，教学和撰写学位论文时，不少都对陕西植被进行了不同程度和各方面的研究，其中西北大学、西北植被所先后六届研究生对陕北北部、子午岭南缘、秦岭南坡的湄水流域和洵河流域植被进行了专门调查和专题研究。南京林业大学森林生态博士生的论文也曾结合洵河植被调查进行。陕西省林业厅组织了太白山自然保护区的综合考察。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对安塞地区进行过草原研究，还出刊了《水土保持通报》。陕西省农业区划办公室曾组织各地县进行了农业自然条件和农业区划调查，其中详略不同地涉及了陕西植被的内容。陕西师范大学受省科委委托编写的陕西省10个地市的《地理志》已先后全部出版其内都有植被专章。陕西省计委国土处组织全省及各地市出版了全省及各地市的《国土资源》，其中植被资源居于一定地位。各县在编制的区划报告中均涉及了植被内容，西北大学在耀县及铜川郊区的区划调查中，专门填绘了1∶5万植被图，开创了县级植被图的全国先例(该图内部彩色印出使用)。西北植物研究所调查编写出版了《秦岭植物志》和《黄土高原植物志(部分)》等巨著，为秦岭和黄土高原植被区系组成的研究创造了更有利条件，西北植物所还出刊了《西北植物研究》，其中不乏陕西植被的研究成果。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陕西省水土保持局、黄河中游管理局、西北林学院、西北农业大学、陕西农业科学院等结合水土保持及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在陕北、关中、陕南若干个示范点上进行了包括植被(自然、人工、次生)在内的自然条件调查和总结了治理过程中涉及到的各地的植被。林业部组织编写出版了《陕西森林》、农牧厅出版了《陕西省种植业资源与区划》、《陕西草场资源》和《陕西农业自然环境变迁史》，在极大程度上概括了陕西森林植被及人工植被的演变状况，在更深更广的意义上推动了陕西植被的研究。中科院西安分院与陕西科学院召集会议并编写出版了《秦岭巴山生物科学论文选集》。虽经体制变化，西北植物所改为省属和中国科学院与陕西省共管，西北水土保持所属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水利部双重领导，但其内部的植被生态研究和刊物内容仍保持不变。这个时期，陕西省内及部分国内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有关刊物、学报都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在整体上比较全面的，有关陕西植被的论文。这里特别应当提到的是西北大学朱志诚教授在这个期间先后发表在全国及地方的著名刊物的10多篇论文，集中对陕北黄土高原的森林、秦岭北坡、秦岭高山草甸的植被结构、分类及属性进行了研究，特别对陕北、秦岭植被的地带性及桦林、侧柏疏林等的性质发表了新的见解。总之，通过大量的野外补充调查、室内整理，对全省及各地县，从农林牧副水各业的生产出发，有关植被研究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较以往更加全面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报道，标志着陕西植被已经步入一个积极发展的新阶段。

应该指出，1991年6月29日全国人大通过多年酝酿，反复讨论修改，终于正式通过，由国家主席下令公布的我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开始正式实施，其中不少于5次提到“植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不仅是对“植被”科学的认可和尊重，而且是对全国和陕西植被工作者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陕西植被研究是一个历史性和群体性的科学研究工作任务。然而从事《陕西植被》编著和研究也是一项具体的工作任务，迟早得有人来做(当然不是个人)，笔者在建国初不久即被分配从事此项教学和研究工作，在走上讲堂之初尚不敢奢想，只有在多年之后，受老一辈专家言传身教、成果示范的基础上，经过外业实践和参加考察之后，内心开始萌动，在本世纪60年代初期才开始有所行动，在工作之余，进行分袋文字、图片资料。这里必须提出已故北京大学李继侗教授和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侯学煜教授二位老师，前者亲自带队言行教导，后者以其书论文图进行启迪。正是这样《陕西植被》便悄然启动了。然而时间不长，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全面停止了。今天时逢盛世，终于迎来了这个来之不易的陕西植被研究和编写《陕西植被》的新时期。

经过10年准备和10年整理总结的《陕西植被》、《陕西植被图》编绘工作，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人员几经调整，虽然先后列入陕西省科委、西北大学和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计划，仍由本人主持，但主编，但经费和人力十分困难，各单位(只有高校)都在实行工作量制度和评定职称、分房、分福利等，出书又要自费，组织编绘工作无力无利，一筹莫展。万般无奈，只好结合本科教学和研究生培养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当然进度缓慢，甚至有时停止。后来原调整后的编委有的年老故世、有的调离、有的病故、有的把书稿无奈转作他书，编绘工作只好停顿。陕西植被图1∶100万的图稿完成后，由西北大学等负责与邻近省区(实为太原幅、兰州幅、长沙幅等接图)汇集完成接图，西安幅和太原幅由西北大学负责主编、副主编。图稿草图完成后上交中国科学院国家1∶100万植被图编委会统稿出版。直到笔者1993年秋退休后，下定决心，克服因难，陕西省科委领导给予支持(复印书稿及上报申请等)，学校也给我以方便，经过三年，出稿初步完成，经过主编统稿和各部分撰稿者的多次修改，终于在1997年向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委员会申请出版资金，经过多层次审批，终于在1999年初获得了1998年的资金项目，由于出书过程中的实际需要，资助尚嫌欠缺，不足部分由朋友和学生相助。1999年末《陕西植被》终于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在《陕西植被》出版之时还必须说到中科院院士、内蒙古大学李德教授，我们相识于50年代初期的北京大学生物系，既为同学，后来又成为挚手，还是治沙队的同事，在《陕西植被》成书过程中曾来西北大学四次，每次都共商和交流区域植被研究中的有关问题，1996年秋冬共四次来西安组织中国生态学会第二次学术会议时，书编已经完成，他当即浏览全书，并带回北京和内蒙古继续审阅，于1997年9月9日写出了《序言》(原稿仍保留)并随即推荐科学出版社，在获得国家科技出版基金后，在多方面帮助下《陕西植被》才于1999年12月得以面世。可惜1995年5月16日李博院士公殉于匈牙利，时正出席国际草地管理第17次学术会议，《陕西植被》的出版将会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陕西省植被的研究与《陕西植被》，正逢我国政府发出“西部大开发”和“建设一个山川秀美的大西北”的伟大号召，应该说恰逢盛世，万分高兴，好像重负初释，应该愉快。但静心反思，并非如此：出书拖时过久，愧对乡土人们;编著尚觉粗糙，读用难免误枉，当然立论、引文有无纰缪，等等。所有只有留待读者批评和指正了。但无论怎样，参与本书编著、校改、出版的各位师友、学生等应均受到感谢，不足或谬误应由主编负责。

本文是对1982年发表的《陕西植被研究简史》一文的补充和《陕西植被》出版说明和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