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胜寺旁争水战

广胜寺旁争水战

广胜寺旁的霍泉水，清澈见底；泉头总是呈“浮雪堆玉”之状。高高的霍山上，怎么竟有了这样一股迷人的泉水呢？多少游人到此，说什么也解不开这个谜。

其实，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说的就是霍泉的来历。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霍山是座干山，不长树，连草也难活。当时，山上有座俱芦舍寺（即今广胜寺的前身）。寺里有个老和尚修炼已成，他决心运用法力，使霍山变得山清水秀。一天，他倒洗脸水时，故意让脸盆从手中滑出。这脸盆是个宝物，盛黑面可以变白面，盛脏水能够变清水……有一年老和尚无意将一枚铜钱掉到盆内，转眼工夫，盆里就生出无数的铜钱，随取随生，取之不尽。这脸盆原来埋在西山的山坡上，因为它是宝物，所以埋盆的地表长满鲜嫩的青草；那青草像韭菜一样，割了又长，越割越嫩，越割越旺。老和尚发现这一奇迹后，便在草地上挖啊挖，终于挖出了一个盆。现在，他就想用这宝物，为光秃秃的霍山变出水来。只见他把脸盆往地上一扔，口念咒语，不一会儿，脸盆就在地上变成了一个无底的窟窿，盆中的洗脸水变成了翻银珠吐雪沫的泉水。从此，霍山上便有了霍泉。汹涌的泉水，很快就让光秃秃的霍山披上了绿色的新装，青草铺满山坡，碧树笼罩古寺，风景美极了。

可是，西山的山神却发怒了。当他知道宝盆被霍山上的老和尚挖去变成泉水后，立即赶到俱芦舍寺找宝盆。他刚来到霍泉泉眼边，就碰上了水神派出的巡水夜叉。夜叉一听这山神是捣毁自己老巢的魔鬼，立即向水神报告。水神遂带领虾兵蟹将，与山神打起仗来。边打边骂：“我水神老爷在霍泉悠闲度日，为民谋利，有何不好？你小小山魔，赶快滚去！”山神虽只身一人，但武艺高强，听得骂自己‘山魔’，顿时无名火起，厮杀一场。霎时间，霍山之巅尘土飞扬，天昏地暗；霍泉水面浪击涛涌，雾气蒙蒙。数十回合后，山神终于寡不敌众，败下阵来。水神本想追赶，怕山神搬来救兵，便放山神逃走。山神逃到西山万胜寺，越想越窝火，真不该败于那些喂鱼之物！气恨之中，搭弓张弦，一箭把万胜塔的金顶射歪了。

自那以后，水神的威名大震。霍泉因水神保护，永不干涸，四季长流。人们为了感谢水神，遂在霍泉边修建了“水神庙”（也称龙王庙）。相传农历三月十八日是水神的生日，每年一到此时，洪、赵二县的百姓便杀猪宰羊，到水神庙举行隆重的庆贺。久而久之，三月十八日这一天，便成了广胜寺传统的庙会，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下寺里的“明应王殿”，就是当年的水神庙。

这些美丽的神话传说，虽不能说明霍泉的真正来历，但却为霍泉增加了更加诱人的色彩。

那么，霍泉究竟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

据《赵城县志》记载，霍泉发源于沁源县，流至岳阳县南渗入地下，伏流八十里，才从霍山脚下喷涌出来。早在唐贞观年间（公元627年—649年），霍泉就浇灌着洪洞、赵城两县的土地。

由于浇地，使美丽的霍泉也发生了一桩桩辛酸的往事。现在我们看到的“分水亭”，就是辛酸往事的见证。史书上说，洪洞、赵城自从有了霍泉水，便产生了“赵城十之七，洪洞十之三”的分水官司。这事最早发生于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当时，洪洞县有人要求按浇地亩数重新分配泉水，赵城人不同意，双方便争执不下。有人只好建议在泉水旁架设油锅一口，当油沸腾时，向锅内投入十枚铜钱。然后，让洪、赵二县选派代表，赤手从锅中捞钱，捞几枚钱得几分水。结果，洪洞只捞得三枚，而赵城却捞到七枚。于是，泉水便这么三、七分开了。

不了解内情的人，总以为这样分向设渠，为了将莽莽泉水分成两股细流，便于浇地哩。其实，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争水战后，为解决水的争端而采取的一种“调解”措施。

千百年来，在这两条渠和分水亭上，“因分水不均，屡争屡讼”，打架斗殴时常发生，不知淌洒过多少劳动人民的血和汗。据说，每年三月十八日庙会就是打群架的日子。三月十七日，准备第二天打架的人，常常是又剃头，又割肉，整好面容，美餐一顿，准备第二天丧生。由于打架打多了，打惯了，后来在洪、赵二县甚至形成了一个规矩：凡是在南北霍渠上打架的，打死人不偿命。因此，平时因别的事情发生严重争执时，有些人常常说：“要打，咱就到霍渠上去！”

历史上，洪、赵二县因水纠纷，大型的争斗先后发生过四次。第一次发生于宋开宝年间；第二次发生于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第三次发生于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第四次发生于雍正三年。前三次争斗，经州县衙门调停，每次都暂时平息一段，但过上一些年矛盾又再次激化。平息时间最短的就是第三次，仅仅平静了一年，第二年便又闹将起来。这一次，官司打到平阳府，清政府派平阳知府刘登庸前去制止武斗。刘登庸吸取历次处理争水纠纷的教训，接受任务后，先到南、北二渠上作了一些调查，认为：问题的要害是两县百姓“彼此怀私逞强。”但他也感到：“古制立二渠以分水，恐未尽善也。”于是，刘登庸在一篇报告中写道：南、北二渠“广狭虽有尺寸，而两渠界限不分，则水数仍无定准。南渠虽立限石于渠底，而北渠仍无；则浅深仍无相等。立拦石以障水，湍急之势、润下之性，未必涓滴不淆。且六尺，二尺石，既小而易于弃置、碎烂、毁败，不能垂久。”由此，他得出结论：如果依照古制，“民之争讼终无已时。”

针对这些弊病，刘登庸提出了一种新办法：

在渠口上留一丈许的地方，仿照栅门之样，“铸铁柱十一根，分为十洞，洪三赵七，则广狭有准矣。铁柱上下横贯铁梁，使十一柱相连为一，则水底如画，平衡不爽矣。栅之西面，自南至北，第四根铁柱界以石墙，约长数丈，迤逦斜下，使南渠之口，不致水势陡断。两渠彼此顺流。且升栅使高，令水下如建瓴，则缓急疾徐亦无不相同矣。”

刘登庸的这个设立分水栅的办法，上报清政府后，宪台大人批示曰：“设立水栅，永杜争端，甚为允协。”不久，便施工修建，“秋七月起工，四年丙午春告竣。”我们今天看到的分水亭下的栅栏基本上保持着当年的样子。水栅建立后，在广胜寺立碑一幢，“刻文碑面，勒图碑阴，使久可考。”此碑至今仍屹立于广胜寺。

不过，自设栅之后，争水之战并未停息，流血事件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深入考察争端不能“永杜”的原因，并不是洪、赵二县百姓“彼此怀私逞强”，而是因为掌握着土地大权的贪官污吏和地主豪绅们暗中挑动——他们把土地交给贫苦农民耕种，天旱缺水时，粮食歉收，农民交不够租子，地主就不饶恕他们。所以，一到缺雨季节，两县的地主们便鼓动农民闹争水。每次武斗，总是以“流农民的血，满地主的仓”为结果。

解放后，洪、赵二县合并，土地归人民所有，争水之战这才真正出现了“永杜”的局面。洪赵人民团结相处，畔靠畔地耕作，渠接渠的用水，互相体谅，彼此关心，谱写了一曲曲动人心弦的让水欢歌。早在一九五五年，洪赵人民就联合开挖新渠百余里，后又并肩修建了曲亭水库，从而使霍泉的利用率大大提高，水浇地面积一下猛增十余万亩。

现在，美丽的霍泉不仅继续为洪赵人民浇地、发电，而且还以她迷人的姿色，为身旁的古刹广胜寺，招徕更多的游客！

（张崇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