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的消费主义逻辑

环境问题的消费主义逻辑_环境义务规范论

第二节　消费社会的生态批判：环境问题的消费主义逻辑

现代社会正处于文明的火山口，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人为风险已经使每一个人在各自的日常生活中面临新的挑战和选择，每个人的未来远不及在传统社会中那样“确定”，环境风险以及现代社会中其他一些相互交织的变革——如社会保障、传统和习俗对于自我认同影响的不断减弱、传统生活方式受到侵蚀、个人权利的不安全感、恐怖主义等——给每一个人带来风险。依据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的理论，“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65]，上述的多种人为风险伴随着财富和物质的增长而不断增多，现代社会已经步入风险社会并且这些问题的全球性也使整个世界步入了“全球风险社会”。尽管这些风险在个人之间的风险方式并不确定，但是它们给世界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是可以“类型化”甚至“量化的”。其中，生态环境问题由于其影响深远，波及不同国家、地区、社会群体甚至未来世代人的利益，加上这类风险确切的原因和后果并不确定，而成为了广受关注而又未达共识的一类。当然，尽管在生态环境问题人为因素的决定程度上不同理论各持一端，但是对于人类社会行为给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没有异议。而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环绕在个人周围的商品及其消费者给环境带来的影响及其程度，即环境问题的消费主义逻辑。

在现代社会，来自环境的威胁与不确定性、全球化、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问题都无情地交织在一起。在这样的背景下，环境问题的成因、未来走向和防治手段因为关涉每个人的利益而成为社会议题的焦点，逐渐引起了全人类的高度关注。在某种意义上，环境问题引发的生存与发展危机也是一种社会、制度、政治与经济危机，身处其中的每一个社会主体（包括国家、政府、企业、个人）理应对造成环境问题的各种深层根源进行反思，并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另一方面，环境危机的公共性说明，环境问题和其他社会公共问题一样制约着现代社会的生活形式与价值取向，并隐约地提供出一种区别于传统社会问题所彰显的关系结构与道德秩序。这种关系结构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政治与生态、生存与发展等相关要素之间的关系，并发掘隐藏于关系背后的道德秩序及其位阶。可以说，环境危机背景下社会公众对环境利益的需求已然成为了各种利益的核心，且环境问题与环境利益需求之间的张力正在不断地刺激着我们的意识和制度警觉。因此，无论是在国家制度建设的宏观层面还是在社会主体行为模式选择与约束的微观意义上，探寻环境与社会主体行为之间的关联就成为对造成现代社会环境问题的根源进行深刻批判和纠错的前提。

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导致了“绿党”和非政府组织的形成，也促使了绿色运动的兴起，尽管他们各自秉持不同的绿色哲学和目的，但他们都有共同的方向，即改变人类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强势理性，采取有效的行动保护生态环境。公众对环境问题关注的增强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一份著名报告《增长的极限》。他们使用计算机模拟技术，对经济持续增长、人口增长、污染和自然资源衰竭的后果进行预测。这种模拟的规模是“真正全球性的，时间范围长达三十年以上”。在他们所考量的变量中，“人口、粮食生产和污染，不是作为孤立的实体，而是作为动态的相互作用的因素”。他们发现每次改变一种变量都会产生一种环境危机，而以地球对人口增长和吸纳污染的能力为基准，现代社会的工业化增长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是极不协调的。他们的结论是，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按照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地球上的一切增长将在一百年之内达到极限，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等方面都会突然地和不可控制地衰退。^[66]这份报告尽管忽略了人类通过技术进步、市场和制度手段回应环境挑战的能力，但它还是对公众的意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公众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的负面影响削弱了地球承受经济永续发展和人口持续增长的能力。罗马俱乐部的报告提出了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议题，即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张力，如果无法确立有效的疏通其中矛盾关系的机制，那么两者都会走向崩溃的境地。

综览现代社会理论，我们发现围绕环境和经济发展的辩论大多是以消费模式为核心的。消费将人口、环境、经济发展、贫困等各个要素串联起来，但是消费是一种具有积极和消极两面性的现象。一方面，消费水平的提高提升了人们对食品、衣物、汽车甚至休闲时间的需求和消费能力，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马车之一；另一方面，消费破坏了环境资源基础，使各类不平等进一步恶化。艾伦·杜宁曾指出，在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各个要素中，“只有人口增长能与高消费匹敌成为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但至少世界上的很多政府和人民已经把人口增长看作是一个问题；与之相反，消费却几乎一直被普遍看做是好事……这二十年的消费水平正是人类历史上所有文明取得的最高成就。他们体现了一种盛行的人类社会新形式：消费者社会”^[67]。

消费作为一种社会普遍行为，它在主体、内容和影响上都具有广泛性。它对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消费需求的无限性与环境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在当前的世界性生态危机中，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有限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它构成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矛盾之一。“资源有限”和“需求无限”都是相对的概念。一方面，消费需求的无限性首先是由于正常情况下人口的增长，同时也由于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消费需求和欲望的攀升，因此，人类的消费需求有一种不断膨胀的趋势。消费需求依靠发展生产来满足，而发展生产要有环境资源作为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可供利用的环境资源是有限的，它对人类需求的满足程度及其丰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类的认识水平和技术水平相关，环境资源的供给能力既取决于环境资源本身的存量，又与人类利用资源的状况密切相连。当消费需求及其导致的资源利用强度逼近或超过一定条件下资源供给能力的限度时，资源的有限性就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阻碍经济的发展，造成生态的破坏。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矛盾之一，这种张力关系在传统社会和近现代社会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农业经济时代，在消费与自然的关系上，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东方世界，囿于古代社会的生产水平和技术条件，人类社会的消费行为对自然生态并没有实质的影响。社会消费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社会生产方式都具有很强的自然性，既依赖于自然环境也无损于自然环境。社会消费的来源是太阳能和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基本上没有化石能源的投入，也不产生环境污染问题。消费需求和资源供给的矛盾主要是由于人口增长引起的，“土狭而民众”迫使人们或提高土地利用率，或向外移民，开辟新耕地，通过地区分工和交换实现地区间的资源互补等。尽管如此，中国古代社会的消费和资源环境供给之间依然没有出现整体性的负面影响，造成不可逆转的生态破坏。而在现代社会，由于人类生产和消费的规模超出了地球的承载能力，资源接近枯竭，环境严重污染，这种矛盾是整体性、全球性的，不可能依靠向别的地区扩张来缓解矛盾。如果不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相关的观念进行变革，人类社会则难以度过世界性的生态危机。^[68]

其二，消费的异化削减了人的主体性，在伦理关系上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再认识和再判断。尽管我们不能将全球性的环境问题都归因于人类的消费行为，但是对目前全球积重难返的资源危机和环境问题，人类消费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环境问题的产生与人口膨胀、技术理性的扩张和生产方式的改变密切相关，无论是人口的膨胀、技术的进步还是生产的发展，无一不与人类的消费息息相关。人口的膨胀必然带来消费规模的扩大，技术的进步则会带来消费水平的提高，而生产的发展必然是以消费为前提，尤其是在经济活动进入“以消费主导生产”的近现代社会以来，这种相关性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当消费偏离了生存的基本需要，转而成为社会地位的显示和过度欲望的满足的时候，对物品的占有和攫取成为生存和生活的目标，进而对物品的消费取代了消费者本身成为所有价值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人们最终在这种消费的异化中“被对象奴役”。人的主体性，即人作为主体存在对自身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等方面的一种自觉能动性被异化的消费伦理所侵蚀。主体性的削减对人和自然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主体性的削减使人对自己的消费动机、目的、方式进行批判和审视的自觉性受到了束缚，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关系缺乏足够的认识。其次，主体性的削减弱化了人对自然的责任意识。消费者的责任既是一种个人责任，又是社会责任。对个人而言，浪费、攀比、盲目的消费观念和行为遮蔽了人与自然在需求和供给上的平衡，将人对自然的责任意识弱化。对于社会而言，社会制度建设和意识培育如果忽视对个体消费行为和观念的规范、引导，也将使消费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产生“集体错觉”，将人的理性和主导地位置于自然之上，进而通过对自然的绝对主导和大规模开发来满足消费的需求。最后，主体性的削减破坏了人与自然在伦理关系上的互动。在消费社会，伴随着消费的增长及其意义的改变，现代社会日益形成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权力象征和威权结构，即“消费者主权”。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消费者主权系指消费者在决定某个经济体系所生产的商品类型和数量上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生产者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最终要取决于消费者在其货币支付能力范围内的意愿和偏好。消费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偏好到市场上选择自己所需要的消费品，从而把自己的意愿和偏好传达给生产者。它实质上是从经济方面形成一种投票解决公共需求的模式，就其本身来说并不是权利，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追求的价值目标。^[69]在这种消费者需求决定生产者意愿的机制中，自然被排除在道德考量范围之外，而需求和经济上的利益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在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中，伦理道德被视为人“对生存竞争中行动自由的限制”^[70]，在社会进化过程中，人作为自然共同体的类群体具有超越于其他物种的思考和行为能力，这种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赋予人类的应当是保护的责任，而不是掠夺的权利。为了抑制人的理性扩张和消费需求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人与自然应当保持适当伦理互动关系，将自然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人类社会共同体中确立人对自然的伦理责任和消费的生态效用标准，进而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共生和谐、持续发展，实现奢侈性消费向生态消费的转变、由数量型消费向质量型消费的转变、由不公平消费向均衡性消费的转变。

其三，环境正义问题因为消费社会的到来日益凸显。所谓“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是指人类社会在处理环境保护问题时，各群体、区域、族群、民族国家之间所应承诺的权利与义务的公平对等。^[71]很显然，现代社会尽管是消费者的社会，但是消费在个体与区域之间的表现也具有差异性，这表现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全球范围内贫富分化的加剧，加上环境危机的日益严重，更使得各种关系复杂起来，让人们更加关注环境正义问题。这一问题所关注的核心在于那些在利益与负担存在稀缺与过重时应如何进行合理的分配。一方面是消费的权利及其相关的对物品的所有权需求必须受到重视和合理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消费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尤其是对汽车、电子产品、木材、矿产资源等消费需求带来的环境资源问题应当如何在国家间、地区间实现正义的安排，降低以满足第三世界国家的消费需求为口号带来的污染转嫁的负面影响等，也成为了环境正义的一个重要内涵。环境正义理论认为，不同区域和族群的人对自然的利用在目的上存在着根本区别，即存在着满足基本需要和非基本需要、基于生存的需要和基于欲望的需要的不同。现代环境伦理将人类视为与环境相对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们在环境问题及其责任承担上没有种族、地域、性别、阶级等因素的差别。其结果是，一方面发达国家中的多数人继续消耗全球大量资源与能源来享受奢华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多数欠发达国家的人们仍必须以危害生态的消极方式来达到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也就是说，环境伦理所强调的环境危机后果及其责任承担方式的普遍性和程度的公正性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总是正确的。现实的问题是破坏环境的人往往并不承担环境恶化的后果，同样，掠夺自然资源、对自然环境造成毁灭性破坏的强势人群也往往并不需要担负生态危机与自然反扑的后果（至少不需要立即担负）。环境破坏的恶果常常会落到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地区或群体的头上。这正是环境正义关注的核心内容，而消费在不同区域和群体之间的巨大差异也给如何实现环境正义设置了巨大的障碍。

其四，消费成为社会分化的重要机制，进而消解了人们超越现行社会制度的勇气。显而易见，消费已经与社会制度、文化、分层和诸多不平等勾连在一起，成为重塑社会文化和区分社会阶层的重要机制。在某种意义上，消费已经取代生产而成为社会进化的主导性因素。它将人们整合进新的社会关系，并迫使公众将目光聚焦于满足和比较，扭曲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当消费占据社会文化的制高点，整个社会的主导范式都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种社会范式是指“社会中的人们所普遍共有的关于世界是如何运行的一种内在模式”^[72]。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人对自然进行控制就成为了主导的社会范式，这种社会范式认为：①环境是一个供人类利用的、开放的资源系统；②增长、消费和财富的积累是主要的社会价值；③不应对增长和消费进行限制；④所有的环境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和技术进步得到解决。可见，这种社会范式将人视为独一无二的创造者，具有改变、操纵自然环境的非凡能力。它迫使人类与自然彻底分离并削弱了人与自然紧密相连的传统意识，代之以单向的从自然中提取消费品的关系。“不同的制度、行业、职业等在不同的方式上使用相同的物理环境，并且向每个人共有的环境中排出不同类型的废弃物。因而，整个生态环境碎片化了。”^[73]尤应关注的是，消费社会的这种主导范式假定那些伴随资源短缺和人口增长所出现的环境问题是可以被人类的技术发明所克服的，而现行的社会文化和制度也是好的，人们是如此的讲求民主、效率、知识、财产权等，以致人们忽略了这种假定可能带来的对现行制度、控制观念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欲望和能力的泯灭。

【注释】

[1]Paul Ehrlich（1968）.The Population Bomb.New York：Ballantine.

[2]Barry Commoner（1971）.The Closing Circle.New York：Knopf.

[3]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M］.5版.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777.

[4]洪大用.环境社会学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1）.

[5]当然，在世界史的演进逻辑中，科技发明和人口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的整体走向。关于社会变迁的现有理论中，有进化论（斯宾塞、达尔文）、循环论（汤因比、索罗金、史宾格勒）、功能论（帕森斯）、冲突论（马克思）等不同理论范型。他们都试图对社会变迁的原因、方向、动力等作出细致而有说服力的论断。事实上，尽管这些理论的展开因循不同的逻辑脉络和核心要素，他们同时也共用相同的变量，如人口、技术、制度等。可见，这些要素确实在社会变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技术改变了农业生产方式，带来了现代化的机械大工业，在当今技术和科学“联合主宰着世界”；人口的激增提升了农业产出率，加大了社会流动的速率和规模，人口与资源的长期性矛盾导致社会功能或丧失或改进、利益集团力量关系改变等。而这些社会变化则进一步诱发了新制度的产生，如当人口对稀缺资源赋予的压力增加时，那些支配产权规则的制度发生了变迁，从而导致制度创新。依据诺斯的观点，人口增长这一“外生变量”对社会变迁的重要作用即历史上财产所有权的演进主要是因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造成压力而迫使人们做出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参见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M］.顾良，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453-509；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3-15.道格拉斯·诺思，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厉以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而这三个变量都对社会整体消费观念和状况起到了前提性的作用。

[6]自然性消费是指消费对象基本上属于天然（自然）的产品、消费过程基本上从属于自然界的整体运行过程的消费。古代社会的社会生产方式对自然环境有很强的依赖性，在农业占主导地位的时期，生产方式的自然性就决定了消费形态的自然性。

[7]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62.

[8]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7.

[9]高德步.世界经济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39-40.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84.

[11]当然，这种膨胀也是有限度的，并没有超出古代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

[12]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M］.周师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1.

[13]高德步.世界经济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33.

[14]M.M.波斯坦，H.J.哈巴库克.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M］.王春法，主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21.

[15]高德步.世界经济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34-135.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17]具体请参见C.Dyer（2005）.An age of Transition？：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p72，p175；B.H.Slither Van Bath（1966）.The agrarian history ofwestern Europe500-1850.London：St.Martin’s Press.pp.166-180；C.Dyer（1989）.Standards of living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c.1200-152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125-129；约翰·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M］.范定九，王祖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57：115.

[18]具体请参见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增长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资本主义时代［M］.郭吴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47.

[19]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56.

[20]梅因将这种封建契约关系称之为“原始契约”。参见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第八、九章。

[21]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M］.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647.

[22]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15.

[23]《论语·乡党》

[24]《论语·八情篇第三》

[25]《孟子·滕文公上》

[26]《孟子·告子上》

[27]《荀子·正名》

[28]《荀子·富国》

[29]《荀子·天论》

[30]《荀子·富国》

[31]《孔子集语·齐侯问》

[32]《道德经》

[33]唐凯麟，陈科华.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80.

[34]《墨子·节葬》

[35]《墨子·非乐上》

[36]《管子·五辅》

[37]《管子·撰度》

[38]《管子·侈靡》

[39]《管子·八观》

[40]司马迁指出，“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是指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末”指商业、运输业和小手工业、加工业、服务业，第三等是靠不正当手段牟取暴利的行为。

[41]朱熹：《水调歌头》

[42]《默瓤下·治篇十四》

[43]《默瓤下·治篇十四》

[44]《默瓤上·治篇四》

[45]参见尹永乐.论魏源的消费思想［J］.消费经济，1986（3）.

[46]《原富·按语》

[47]对此，严复认为低度消费会抑制人们的积极性，“籍曰不用，则务富之本旨荒矣”。

[48]玛丽·道格拉斯，贝伦·伊舍伍德.物品的用途［M］∥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64.

[49]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2.

[50]陈坤宏.消费文化理论［M］.台北：台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公司，1998：7.

[51]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1377.

[52]参见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M］.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1，32.

[53]关于奢侈发展的总体性趋势参见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M］.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21-123.尽管，奢侈仅是消费的一极，但是不可否认社会大众的普通消费正是上层社会和富甲商人奢侈性消费的延伸。所以，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的产生和发展而言，奢侈无疑能够充分说明之。

[54]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29.

[55]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134.

[56]罗岗，王中忱.消费文化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

[57]参见David Harvey（1989）.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141-172.

[58]罗岗，王中忱.消费文化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9.

[59]伊戈尔·科普托夫.物的文化传记：商品化过程［M］∥罗岗，王中忱.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97.

[60]在智利经济学家索托的论断中，资本只有在确定所有权并不断流动中才不至于“僵死”，而“活化”的资本在不断地流动中刺激了商品的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参见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M］.王晓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61]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70.

[62]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73.

[63]参见富永健一.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现代化理论［M］.董兴华，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18-20.

[64]T.R.伯恩斯.结构主义的视野：经济与社会的变迁［M］.周长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59.

[65]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5.

[66]参见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M］.李宝恒，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序.

[67]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M］.毕聿，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4-5.

[68]参见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M］∥王利华.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27-29.

[69]戴惠思，卢汉龙.消费文化与消费革命［J］.社会学研究，2001（5）.

[70]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92.

[71]王韬洋.有差异的主体与不一样的环境“想象”——“环境正义”视角中的环境伦理命题分析［J］.哲学研究，2003（3）.

[72]查尔斯·哈珀.环境与社会——环境问题中的人文视野［M］.肖晨阳，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46-47.

[73]查尔斯·哈珀.环境与社会——环境问题中的人文视野［M］.肖晨阳，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