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理论回应

科学理论的精神是时代精神的一种反映。“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就是对当今时代新的阶段性特征的理论反映。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内容，蕴含着时代精神的精华因子。

从国内来看，历史发展新阶段的本质特征可概括为：表达诉求—矛盾多发—攻坚克难—治理现代—建构秩序。“蛋糕相对做大”以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一阶段，邓小平称为“发展起来以后”。十八大以后，我国真正进入了“发展起来以后”的历史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也进入了表达诉求期，民众的各种诉求在增强。民众日趋增强的诉求难以完全得到满足，进而产生各种矛盾，进入了矛盾多发期，使深水攻坚成为时代课题。如何真正破解“表达诉求、矛盾多发、攻坚克难”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的难题？习近平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上述难题，而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就是既为治理国家公共权力提供现代化制度模式，又要处理好党、国家、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关系。

从国际来看，历史发展新阶段的本质特征可概括为：民族复兴—力量博弈—围堵打压。当今，中国已属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意味着我国已接近世界舞台中心，接近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目标，初步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当新兴大国的实力日趋靠近既成大国并对既成大国构成某种挑战的时候，既成大国往往会对新兴大国产生警惕；当新兴大国谨慎行事而既成大国还没有感到新兴大国对其产生严重威胁的时候，各方就会进行力量和智慧的博弈。当今，世界上新兴大国与既成大国的博弈日趋突出。在力量和智慧的博弈中，因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等原因，难免会有不同程度的冲突，这种冲突会以围堵打压的方式出现，且时常发生。总体上，历史发展新阶段的本质特征可概括为：当今中国正处在整体转型升级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奋斗目标上，由实现“总体小康”走向实现“新三步走”战略；在改革上，由“基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改革”走向“基于公平正义的改革”；在生产力上，由“投资驱动发展”走向“创新驱动发展”；在生产关系上，由“收入差距过大”走向“分配正义”；在国家权力上，由“国家主导”走向“国家治理”；在文化心理上，由“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在外交上，由“回应问题导向”走向“提升话语权导向”；在国际地位上，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走向“世界强国”。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具有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其治国理政不仅从破解问题和难题切入，而且是针对问题而进行的。根据历史发展新阶段的本质特征，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及习近平的“新三步走”战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回答的“时代性课题”是：在中国整体转型升级中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如何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前者是治国理政的目标问题，后者是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总体方略和行动纲领问题。习近平治国理政面临的根本问题主要有两类：一是过去发展进程中积累起来的根本问题，主要是体制机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篱；二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关注并致力于解决的根本问题，主要是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问题。治国理政的目标相对侧重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致力于解决的根本问题，即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总体方略和行动纲领相对侧重于破解发展进程中积累起来的根本问题与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根本路径问题。我们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目标已十分明确；要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既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篱，也要基于公平正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以建构良性社会秩序，二者共同回答如何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问题。

可以说，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逻辑延续，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必然结果。“四个全面”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布局，从而续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篇章，增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内容，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