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国共两党在河北的第一次合作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是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于1905年创建的中国同盟会，但它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间要比中国共产党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要完成这一任务，单靠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实现的，国共两党就必须进行合作。在党的二大上，中共中央就提出了要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为此，相继派出李大钊、陈独秀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进行会晤，商谈国共合作事宜。1923年6月，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独立担当，帮助国民党建立组织

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前，相对中共党组织来讲，国民党在河北的组织很少，人数也很少，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党的三大后，河北各地共产党人按照中央的要求，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于树德、江浩、李锡九、于方舟、韩麟符、陈镜湖等均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3年底，直隶的国民党在天津进行推选参加国民党一大代表的工作，经过推选，直隶宁河人于方舟、热河建平人韩麟符、热河人陈镜湖当选，他们都是直隶省立一中的学生，年轻的共产党员。直隶省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共有6名，全部由共产党员组成，另外3人是孙中山指定的，即静海人于树德、玉田人江浩、安平人李锡九，他们也是中共的早期党员，同时，他们三人还有一个身份——同盟会会员。这三位都是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江浩

陈镜湖和杜真生

韩麟符

国民党的一大决定在上海、北京等地建立国民党地方执行部，李大钊负责建立和领导北京执行部的工作，于方舟、李锡九被指定为直隶省国民党党部的筹备员，韩麟符、陈镜湖被指定为热河特别区国民党党部的筹备员。1924年4月20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正式成立。在中共北京区委和李大钊的领导下，参加国民党一大的直隶代表返回后，根据党的指示精神，改组国民党，广泛建立国民党组织，直隶省的国民党组织发展很快。一般情况下，先发展为国民党员，再从其中吸收优秀人员加入共产党。

1924年2月初，中共北京区委指派于方舟、江浩、李锡九到天津建立了国民党直隶省临时党部。于方舟、江浩、李锡九、李濂祺、邓颖超等当选为委员，这样，国民党直隶省临时党部全部由共产党员组成。于方舟、江浩、李锡九等既是国民党直隶省临时党部的负责人，又是中共天津地委的负责人。他们往来各地，为国共合作奔走。1924年5月，李锡九到保定，同中共保定地方组织协商建立国民党问题。经协商决定，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为骨干建立了国民党保定市党部。

1924年1月，孙中山、李大钊和代表们步出国民党一大会场

1924年2月，国民党直隶省临时党部成立时办公旧址

1924年春，在日本留学回国，途经天津的邢台人吕文华经李锡九、江浩介绍加入国民党。他回到邢台后，先后介绍顺德（今邢台）教育界进步人士张信卿、张精一、范秉之及在外地工作的张仲毅（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成立国民党小组。此后，在顺德地区不断发展组织。到1925年底，顺德国民党员已达30多人。

1924年春，中共唐山地委成立了唐山国民党改组委员会，邓培担任主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唐山大学的20多名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建立了国民党区分部。唐山制造厂不久也建立了国民党区分部。这年12月，这两个区分部合并成立了国民党唐山区党部。

1925年3月，陈镜湖、杜真生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在承德南营子大街三条胡同建立国民党热河特别区党部。

1925年七八月间，受中共北方区委的指派，江浩与萧三等到张家口开展革命斗争，成立中共张家口地方委员会，江浩任宣传委员，负责做国民党和国民军高级将领的统战工作。10月，李大钊以国民党驻华北特派员的身份第四次到张家口，他通过拜访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对组织机构的协商，成立了国民党察哈尔特别区党部。由中共张家口地委国民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张良翰担任执行委员，共产党员王仲一、江浩、乐天宇先后担任工人部长和青年部长。国民党察哈尔特别区党部和中共张家口地委实际上是两个机构一套人马。

在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领导下，直隶省的国民党组织发展很快，乐亭、容城、蠡县、玉田、安平、饶阳、磁县等地都建立了国民党县党部。到1925年10月，人数达1500多人。1926年5月，据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统计，直隶省共有县市党部53个，区党部60个，区分部244个，国民党员5300多人。1926年5月，国民党察哈尔特别区党部共辖县市党部6个，国民党员3200多人。国民党热河特别区党部共辖县市党部8个，国民党员3500多人。从直隶省党部到大多数县市党部均由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担任领导。

积极合作，共推反帝反封运动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河北的国共两党在积极发展两党基层组织的同时，还组织了一系列反帝反封的群众运动。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由于政治上的幼稚，把皖系军阀段祺瑞请出来组织临时政府。冯玉祥联同段祺瑞、张作霖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但段、张此时却另有一番打算。段祺瑞为了取得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巩固自己的统治，主张召开“善后会议”，承认历史上各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11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发表了《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政治主张。

1924年11月和12月，中共中央连续发出通告，指示：“各地方联络各地人民团体，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反对封建军阀的分赃会议。”还指出此次“国民会议及其促成会这个运动，不但是国民运动一大时机，并且是我们的党建筑社会的基础之一大时机，因此党及SY（即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应全体动员努力工作。”李大钊、中共北京区委根据中共中央的通告指示，领导北方各地的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

1924年12月4日，在天津码头热烈欢迎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群众

12月4日，孙中山一行到达天津，中共天津地委以国民党省市党部的名义，发动和组织天津50多个团体的工人、学生、市民数万人热烈欢迎。中共北京地委书记赵世炎也到天津迎接孙中山。12月18日，天津举行了欢迎孙中山的市民大会，会上发起成立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入京，李大钊亲自到车站迎接孙中山，并领导北京区委组织了各界10万人的盛大欢迎活动。1925年1月4日，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此后，河北各地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组织在各地积极活动，组织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张家口、保定、石家庄、清苑、安新、容城等地，相继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

1925年2月1日，段祺瑞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在北京召开了“善后会议”。为了抗议这一分赃会议，李大钊领导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于3月1日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演说。国民党直隶省临时党部负责人，共产党员江浩、邓颖超和来自河北各地的代表参加了大会。

在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期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中共中央立即发出第19号通告，要求“借追悼会做广大的宣传，尤其要紧的是根据中山遗言做反帝及废约宣传”。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保定、唐山、张家口、石家庄、正定等地举行了隆重悼念孙中山的活动，使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声威更加壮大。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面目，宣传了民主革命，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日英帝国主义残害中国工人的五卅惨案。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消息传到北方，在以李大钊为首的北京区委领导下，北京人民在6月3日、10日、25日连续举行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天津、保定、唐山、石家庄等地也先后举行了群众游行示威活动，纷纷集会声援五卅运动。6月15日，由共产党人主持的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发表宣言，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号召各界民众丢掉幻想。在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中，河北的共产党组织利用国民党的名义进行了深入的反帝爱国宣传，群众性的反帝斗争遍及全省各地。

1925年6月25日，北京各阶层人民在天安门前召开示威大会，声援五卅运动

审时度势，灵活展开革命运动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已名存实亡。但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尽管确定了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方针，但仍提出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中共中央当时认为：国民党是民族解放运动特别的旗帜，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而且一直成为国民党内左派的中心。共产党基层组织及党员的行动与宣传，使国民党在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乃至一部分工人群众中，已很有革命的威信。共产党现在不应当丢掉这个旗帜。同时，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组织暴动，可以吸引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

仅一个多月后，1927年9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通过决议，放弃“左派国民党”的旗帜。中共中央又于12月31日发出通告，要求共产党员一律退出国民党，退出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号召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

在河北及京津地区，有些地方组织尽管接到了上级党组织“退出国民党”的通知，但国民党的北方基层组织均系共产党所建立，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掌握，进行国民党员登记以后更有利于公开工作和斗争，所以有些跨党的党员进行了国民党组织登记，没有及时退出国民党。由于这种特殊的情况，因此在一段时期内，许多国民党组织仍然被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所控制，出现了与南方情况截然相反的现象，国共两党组织之间尚未尖锐对立。后来国民党虽然多次“清党”，但是，顺直国民党地方组织里仍有共产党人的身影。

国共两党在河北的这一特殊形式，直到1928年6月15日蒋介石宣布“统一告成”才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