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

14．3　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

纵观人类的文明进化史，可发现每一个文明时代，不仅有其存在的经济基础，而且还有其覆盖全社会的价值观。属于某一文明时代的价值观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全人类所接受的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属于未来新文明时代的新价值观形成过程。正确地把握、理解这些新的价值观，对于我们从时代的高度，正确选择适合国情和时代要求的发展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4．3．1　持续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持续发展，这一点从可持续发展定义即可看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要求人们确立人类恒久发展的观念，为后代人的顺利发展、文明的世代传递创造条件。当代人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后代的发展需求和可能，使后代人受惠于当代人的文明成果，而不致使人类文明发展链条因当代人的片面发展而中断。这种价值取向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时间向度，在时间观念上发生了一个根本性变革。农业文明的时间概念，是“过去”高于一切。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是建立在过去千百年来形成的经验基础上的。祖先们留下来的生活经验、秘方、秘诀是人们赖以维持生存的基础。因此，这种文化是一种“向后看”的文化。一切都以即定的、已有的模式为准绳，什么都要用过去的尺子来衡量。一切古人的生活秩序和准则，都被看成是最好的，是现实应当效仿的榜样。这样，“过去”就被看成是具有最高价值的，是我们的人生目标和社会变化的归宿。这种文化没有给未来和现实以应有的地位。因此，这种文明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建立在近代工业文明基础上的时间观念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它只注重实惠和实效，只关心有限的、看得见的东西，不关心无限的终极的东西，不关心未来。它的人生哲学是：“人生短暂，不要留下遗憾，别管过去和未来，重要的是现在”。在这种社会中，许多人只顾大把挣钱，大把花钱，不顾行为后果，造成了当代人类面临的困境和危机。可持续发展的时间观是面向未来的时间观。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危及人类的生存，而人类的生死存亡，在时间上是不可逆的，这是一个终极问题，对这个问题是不容许试验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以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为最高目标，来确立我们的价值取向，在人类可持续生存（未来）目标的引导下，来决定我们现在的行为策略。我们不仅关注当代人的利益，而且更关注未来子孙后代的生存利益。不仅我们当代人自己要生存，而且也要使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继续生存。未来是关系到我们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是关系到人类这个物种能否在地球上继续存在的问题，因此它应当成为我们的最高价值取向。

14．3．2　全面发展观

发展应当是全面的，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不仅人的物质生活要得到发展，而且人的精神生活也应得到发展；二是不仅经济要发展，而且自然、社会也应得到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就是要更好地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精神文化需要，使人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这就要求抛弃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忽视人的全面发展的传统发展理论。发展固然是多种价值的集合，包括经济的增长，科学技术的提高，适应环境能力和利用资源水平的提高等等。然而，无论这些价值如何重要，离开了人这一价值原点就毫无意义。因此，一切发展的目的都是为了人的发展，舍弃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发展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这种从现象到本质的还原，必须把发展同人的完整性和全面发展统一起来，它要求在人的全面需要之间建立系统的协调关系，不仅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且也要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使人的体力和智力方面的各种潜能得以充分挖掘和发挥出来。1994年制定的《中国21世纪议程》规定，在发展问题上要坚持“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的原则，《中国社会发展报告》也提出“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发展”。总之，社会的发展是为了人，人本身的发展又构成社会发展的主体内容，可持续发展的主旨是实现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全面发展。

可持续发展事实上包括了自然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三个层层递进、彼此协调的方面。

首先，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地球上生命进化过程的出现和维持需要有一定的自然环境，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以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为其绝对永恒的自然基础。这种人类发展对环境、资源的依赖，不是某一代人的，而是世代的，人类无论其智力、科技水平如何发达，都不能无中生有，而只能改造自然物的属性和功能，满足人类的需要。这样，我们看到，人类的发展具有无限性的趋势，而环境资源从总体上讲则是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的储量是有限的，可再生的资源再生产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另外生态环境的自净化能力等也是有限的。而这种有限的资源在人口压力下，在人们不合理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压力下，正面临着被严重破坏的境地。因而，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使其能永续提供人类世代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当代人类必须严肃对待并义不容辞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其次，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罗马俱乐部主席贝切伊（又译佩西）指出：“我们对经济的概念必须包括有效地利用资源和提高其使用价值并保护一切可利用的自然资源。”还指出：“在人类社会中动态性平衡的客观规律，必须代替单纯增长性的客观规律。”^[7]实行可持续发展要求把生产和消费造成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等社会费用内部化，推行生态经济的运行模式。真正把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协调发展。一方面，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持续地为生态建设提供足够的财力与技术，社会的发展才能获得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才能选择资源节约型、质量效益型的发展方式。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优化又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丰厚的生态资源和环境资源。在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社会生产不能满足之间的矛盾，矛盾解决的关键是经济要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讲环境生态保护，并不是原始意义上回归自然，更不摈弃经济发展，而是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外部自然环境。

最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和动力。可持续发展对一个国家人文、社会发展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注意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超越早期发展阶段的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的倾向。现代社会发展不允许后发国家采取野蛮的原始积累方式推动经济发展，而应注意考虑社会的因素。可持续发展不允许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使人自身及社会发展付出高昂的代价，必须从社会的整体结构和功能出发，寻求总体的最佳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可持续发展是自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14．3．3　共同发展观

梅萨罗维克和佩斯特尔在给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个报告《人类处于转折点》中指出：“必须发展一种世界意识，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自己是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人类合作的基本单位，因而也是存在的基本单位，已经从国家一级移向了全球’，这个观念应该成为每个人意识的一部分。”^[8]发展是全人类的发展，一部分国家和地区不应当以剥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权为代价，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20世纪下半叶的全球化和一体化浪潮使得任何一个个体（不管是个人、民族、地区、国家）都不可能在孤立的环境下求得自身的发展。而全球问题的出现，又使得所有国家、民族和地区都共同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危机，人类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已经具有全球性质。也就是说，生态环境具有全人类性，它不属于任何个人所有，对环境的破坏的后果也不仅仅危及个别人的生存，因为它是全人类持续生存的必要条件。因此，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就是对全人类可持续生存利益的侵害。我们现在面临的危机是生态危机，也是全人类的可持续生存的危机，因而任何个人影响生态环境的行为都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因为它不只是影响局部哪一个人的利益，而是危害了全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利益。不仅个体的行为会影响到人类的存在和发展，而且个体的生存命运也同全人类的生存命运直接相关。人类的生存是个体生存的基础和前提，个体的生存利益只有通过全人类的生存利益的实现才能实现。仅就个体来说，人们可以靠掠夺他人的财富使自己致富，也可以把自己的灾祸转嫁给他人，把自己的富裕建立在他人贫困的基础上。但是，对生态环境却不能如此。在当今社会，谁都不能在自己的行为破坏了生态环境时，只使别人受害而不损害自己。个人也不能把自己的行为后果转嫁给他人而使自己免受惩罚，因为破坏了全人类的生存利益，也就是破坏了自己的生存利益。

因此，面对生态危机的挑战，在个人、民族、地区、国家的行为中，应当把全人类的利益看成最高利益。保护全人类的利益，应当成为我们的最高价值理念。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商品经济社会是一个以个体为本位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个人利益被看成是最高的利益；个人利益的实现是行为的最高价值尺度。因此，这样的社会排斥自觉维护全人类利益的行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类”本位的社会。每个人都必须以全人类的利益为重，以全人类的利益为最高尺度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和矫正，在实现全人类利益的行为中，也同时实现个人的合理利益。另外，可持续发展不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实现的，人类要摆脱困境、解决全球问题，必须齐心协力、团结合作，结成广泛的人类统一战线。当然，可持续发展必须以尊重国家、民族主体为前提，因为承认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利益的存在并不是要否定民族、国家、地区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差别。这些矛盾和利益差别不仅存在且还相当尖锐。但是，不能以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对抗和反对人类的共同利益，人类应在充分尊重个体主体的基础上合作、协调、互助、共生，要用“类”主体意识来丰富、完善和提升民族意识、国家意识。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整体发展，当代的社会发展不是某一区域、某一特定时空的现象，而是作为世界性现象的发展。

14．3．4　能动创新观

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矛盾就是人类无限发展的需求和自然资源有限性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一种观点认为，对自然资源进行保护，对利用资源尤其是对不可再生资源进行节制，就能处理好这对矛盾。甚至有人提出“零的增长”，以牺牲发展来求平衡和持续。笔者认为，“节制”和“保护”是必要的，但单靠“节制”和“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单纯的环境保护是一种停滞的、封闭的环境意识，必将导致对人类以往全部文明的否定，对人类未来前途的否定。这是一种悲观主义的、消极的解决方式。“节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首要的解决人与环境矛盾的途径和方式。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保护”和“节制”，而在于发挥人的能动性，不断创新。可持续发展绝不是以牺牲发展来求持续，而是追求既要发展又要持续。地球上许多资源、能源有限并将枯竭。但是，人的创造力却是无限的，人的知识增长也是无限的。我们应当依靠科技的进步来改变能源、资源的消耗方式，开辟新的资源渠道，既不降低经济增长，又不导致环境破坏。人与自然的协调不在于是否改造和控制自然，而在于如何改造以及在改造过程中如何处理经济、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可持续发展可以解决人的无限发展需求和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要实现自然、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必须进行一系列创新。这些“创新”包括：“科技创新”，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手段和杠杆；“环境创新”，不是单纯环境保护，维持一种原始的静态平衡，而是主动改造环境，建立一种动态的生态平衡；“经济创新”，既重视量的增长，又重视质的提高，把经济活动纳入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大系统；“制度创新”，包括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的创新，通过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14．3．5　代内代际公正观

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面很广。从字面上看，主要提出了代际公正即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正问题，但事实上隐含着代内公正问题，也就是说代际公正、代内公正是可持续发展的两大主题。代际公正问题由于事实上不存在后代人，它必须依赖当代人的代理行为得以实现。但要想使当代人的行为公正，不至于损害后代人的利益，首先必须实现代内公正。也就是说，只有先实现代内公正即当代人这一群体内的公正，当代人才有可能真正以公正无私的态度考虑后代人的利益，从而实现代际公正。

代内公正是指任何地区、任何国家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别的地区和国家的发展为代价，特别是要注意维护欠发达地区、国家的需求。由于历史形成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资源、环境进行掠夺性开发和利用，是造成欠发达国家贫困和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要他们克制自身的需求，将视点从当前投向未来，主动承担全球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义务，是很不容易的，甚至是造成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矛盾的根源。而对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现代化是他们的头等大事，可持续发展对欠发达国家而言重在发展，而经济快速增长及现代化不可避免地会使环境遭受一定程度的破坏及资源的大量利用，欠发达国家正经历着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两者冲突所带来的阵痛。要实现代内公正，笔者认为，发达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而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则具有“特别优先的地位”，当然要对发展予以一定的限制，使其具有可持续性。也就是说，逐步缩小和消除南北差距，实现代内公正，才能确保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得以实现。

代际公正是指当代人的发展不应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梅萨罗维克和佩斯特尔正确地指出：“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发展一种与后代休戚与共的感觉，并准备拿自己的利益去换取后代的利益。如果每一代都只顾追求自己的最大享受，那么，人类几乎注定要完蛋。”^[9]强调代际公正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当代人易受到自身狭隘利益的限制。在一般的情况下，每一代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未来世代倾注着关怀，代际平等就是试图在现实世界中确立一种当代人与未来世代人之间的合乎理性的关系，但在直观视野或具体实践中，往往主要关心的还是自己这一代及下一代的生存和生存质量的问题，难以建立一种公正对待未来世代人的道义准则。其次，未来世代人们不可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问题上与当代人进行双向的对话。当代人对未来世代的关怀，主要是基于一种道义上的道德判断，以及在这种道德判断驱使下的自觉选择，因而，未来世代人类的缺席将使这种道义、道德缺乏一种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正如1987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所说的：“我们从我们的后代那里借来环境资本，并没有打算、也没有可能偿还。后代人可能责怪我们挥霍浪费，但他们却无法向我们讨债。”最后，当代人在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众多的难题，在解决这些难题中也会出现顾此失彼，甚至以牺牲未来换取当前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人在承担道德义务时随着现实的巨大压力，也会使当代人对未来世代的关怀化为泡影。总之，就发展的代际关系而言，前人活动制约着后人活动，前人活动的结果就是后人活动的客观条件。这种客观条件不是由后人创造的，而是由前人造就的，后人只能在前人造就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因此，为了人类永续发展，当代人要有一种崇高的道德自律精神，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必须慎重对待自己的行为，要本着对后代人认真负责的态度从事自己的发展，任何不负责任的非理性短视行为，都会给子孙后代带来灾难影响。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8—169页。

[3]徐国祯、黄山如：《林业系统工程》，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150页。

[4]列尔涅尔：《控制论基础》，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5]Norber Wiener，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Machine，New York：John Wiley，1949．

[6]陈士俊、王树恩、季子林：《科学技术论与方法纲要》，天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293页。

[7]奥雷利奥·佩西：《未来一百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页。

[8]梅萨罗维克、佩斯特尔：《人类处于转折点》，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2页。

[9]梅萨罗维克、佩斯特尔：《人类处于转折点》，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