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的成名历程

名人传记_方姓简史

方孝孺（1357—1402）

明代著名散文家。字希直，又字希古。曾以“逊志”名其书斋，蜀献王替他改为“正学”，因此世称“正学先生”。南明福王时追谥文正。

方孝孺十五世祖从浙江桐庐迁来宁海，从此定居下来。方孝孺的曾祖父方子野、祖父方炯，在元朝先后担任鄞县县学教谕。父亲方克勤也是当地名儒。

方孝孺从小聪敏绝伦，7岁入学读书。父亲按传统的教育方法，使其饱读儒家经典，自小，心灵上便打下了儒家思想的烙印。十余岁时，他已好学成癖，足不出户。每有所得，竟忘掉了一切，连室外钟鼓之鸣、风雨之声，也充耳不闻。时人都呼他为“小韩子”，把他比作韩愈。他父亲也认为是“奇才”，对他寄予极大的希望。方克勤被逮捕入狱后，曾寄信与方孝孺，令其师从浙东大儒、开国功臣宋濂学习。

方孝孺从洪武九年（1376年）投身宋濂门下，在老师的教诲下，他的文章、学问突飞猛进，为宋濂诸弟子之冠。洪武十三年秋，方孝孺因久离祖母，决定辞师归省。临行，宋濂情不能已，以垂垂高年手书长达近千字的诗篇《送门生方孝孺还乡》，以明其志，表其情。

方孝孺从小就崇拜古代圣贤伊尹、周公，以“辅明主，树勋业”自许，因此他轻文艺，重教化，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但他虽有匡世之才，却久不为世所用。洪武十五年（1382年），由吴沉、揭枢的推荐，方孝孺赴京师接受明太祖的召见，并试以一论五策，明太祖审阅答卷时，赞赏道：“真是一位奇才。”当即赐他绯袍腰带。本来，经过这次特别“廷试”之后，可以授官，可是明太祖这一次并没有起用他。此后的十年，他只得隐居田园，杜门著述。他在三十岁前后形成的思想抱负，便反映在他这一时期所写的大量著作中。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太祖再次召见方孝孺。在治国主张上，由于方孝孺力主教化，而明太祖则重刑罚，两人思想相违，故明太祖认为“现在不是重用孝孺时”，只任用他做汉中府教授。汉中府地处山区，经济文化一向落后，加上水土暴恶，频年灾害，物价奇贵，人民生活异常痛苦。这里，识字的人本来就少，又乏儒学教师。在这种困难条件下，方孝孺开始了自己的教授生涯。他从早到晚，教授生员，甚至担当了一些村学启蒙老师的任务。生活清苦，他就和诸生在舍旁隙地种上蔬菜。平时粗茶淡饭亦感自足。他认为这种生活既能改变自己的顽惰之性，又能勉励诸生。

汉中与蜀郡毗邻，蜀郡正是蜀王朱椿的封国所在地。朱椿乃明太祖第十一子，他孝友慈祥，博览群书，举止优雅，明太祖曾称其为“蜀秀才”。蜀献王（蜀王朱椿死后被追谥为献，因此史称蜀献王）闻方孝孺之名，礼聘他为世子师傅。从此两人时相往来，过从甚密。当时蜀王正以礼教守西陲，时常请他讲经论史。共同的志趣使两人结下深厚情谊。蜀王待以殊礼，并将其读书之庐易名为“正学”。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明太祖病逝。由于皇太子朱标先已去世，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史称惠帝。惠帝天资仁厚，亲贤好学。惠帝久闻方孝孺之贤，登位伊始，即派特使赴汉中将方孝孺召回朝廷，先任翰林博士，旋升任侍讲学士，预经筵（经筵，是皇帝在繁忙的政务之外，为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每年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冬至日，逢单日由日讲官轮流入侍讲读），备顾问，颇受信任，凡大政多所咨询，当时《太祖实录》及《类要》等书皆由他总裁。

方孝孺早就有过“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的宿愿，如今侧身朝廷，可以一展宏图了。君臣契合，使他极为兴奋，曾写诗表达自己的心情。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的方孝孺极力辅佐惠帝，推行了一系列新政，革除了洪武时期的不少弊政，给社会带来了新气象。正当方孝孺佐惠帝行新政之际，明王朝祸起萧墙，皇室外部一场争夺皇权的战争爆发了。

明太祖朱元璋曾认为元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宗室孱弱，所以他称帝后即把24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分封为藩王，分布各地以辅佐皇室。这些藩王均领有护卫甲士，少者3000人，多者19000人。明初，退往塞北的蒙古贵族不时南下，图谋复兴元朝，明太祖为了加强边防，同时希望子孙能够熟悉兵事，规定分封于边塞的诸王皆得参领重兵，封在太原的晋王朱棢和封在北平（今北京）的燕王朱棣尤负重任。他们屡次领兵出塞，并筑城屯田，大将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都受他们的节制。老谋深算的明太祖为了防止将来朝臣篡夺朱家天下，还赋予诸王“移文取奸臣，举兵清君侧”的大权，从而为后来的皇位之争埋下了祸根。

惠帝登基后，鉴于北方诸藩王拥有重兵，多不遵法度的状况，采纳了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的建议，决定削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削夺了五个势力较弱的藩王，有力地打击了藩王的势力。正当朝廷想向燕王开刀时，燕王却先下手了。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设计杀掉朝廷派到北平监视的官员，正式举兵。他打着“诛齐（泰）黄（子澄），清君侧”的旗号，称其军队为“靖难军”，挥师南下，一场争夺皇权的内战开始了。

消息传来，惠帝立即派遣大军北伐，北伐失利后，惠帝又命方孝孺起草诏书，赦免燕王擅自起兵之罪，令其罢兵归藩，并拟宣谕数千言，派人在燕军中秘密散发，企图瓦解燕军。但这一切努力都未奏效，燕王拒不接受诏命。

在燕王率兵久围大名，并断绝朝廷饷道的情况下，方孝孺又代惠帝起草诏书，遣密使送往留守北平的燕王世子，许诺要封他为王，以争取燕世子归顺朝廷，以此迫使朱棣撤围归燕。谁知燕世子得信后，竟不启封，遣密使送往燕王军前，此计又告失败。

建文四年（1402年）五月，燕兵渡淮水，直趋扬州，扬州失守，形势十分危急。方孝孺建议割地议和，以为缓兵之计。惠帝采纳了这个建议。然而，一心想夺取皇位的燕王拒不议和。六月，大臣纷纷劝惠帝出走，以图兴复。方孝孺则坚决主张坚守，以待援兵。他自己决心以身殉国。

六月十三日，燕军兵临南京城下，守城将军投降。与此同时，宫内火起，惠帝在混乱中被烧死。燕王进城的当天，就揭榜殿廷，视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为“奸臣”。方孝孺被逮下狱。十七日，燕王即位，是为明成祖。

朱棣以藩王称兵夺位，从封建正统思想来看，这是篡逆。他为了收揽人心，要把这次“靖难之役”说成是应天顺人之举，很想将即位诏书写得冠冕堂皇，于是朱棣打算启用方孝孺。朱棣深知，如今天下文章，方孝孺当为第一，如果能利用他来起草诏书，收揽人心，影响将是很大的。于是，他屡次召用方孝孺，但均被拒绝。他派方孝孺的学生廖镛、廖铭兄弟去劝说，均遭到方孝孺的痛斥。

明成祖无奈，只好又派镇抚将军伍云将其强执而来。只见方孝孺全身丧服，悲恸之声响彻整个大殿。明成祖从御座上走下来，婉言对他说：“先生不要悲伤，我起靖难之军，只不过要仿效西周初年周公辅成王的故事，要辅助惠帝。”方孝孺对明成祖的虚伪言辞厌恶至极，质问：“那么你要辅助的成王如今在哪里呢？”明成祖尴尬地回答说：“可惜他已自焚身亡。”方孝孺厉声问道：“你既然想当周公，为何不立成王之子为帝？”明成祖说：“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需要年长者为帝。”方孝孺冷笑一声，追问：“如果国家需要年长者为帝，为什么不立成王之弟？”在方孝孺的连连逼问下，明成祖一时无言可对，只得支吾道：“这是朕的家事，先生不必多言。”明成祖叫人取来笔札，对方孝孺说：“诏告天下，非先生起草诏书不可。”方孝孺愤怒地把笔甩掉，边哭边骂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他早就说过，君子处世，生死贵贱，应当以“义”来衡量。今天，为了“义”，他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明成祖见他不屈服，立即显露出专制帝王的淫威，恐吓方孝孺：“你就不怕我灭你九族吗？”方孝孺义无反顾，抗声答道：“即便你灭我十族，又能把我怎样？”明成祖还要他起草诏书，方孝孺乃取笔大书“燕贼篡位”四字。明成祖大怒，又将他投入监狱。为了迫使方孝孺屈服，明成祖将其亲属全部抓来，并让人转告：如果方孝孺还不投降，就将他们当场杀戮。威逼之际，方孝孺仍然边哭边骂，明成祖命令用刀抉其吻、剔其舌，顿时鲜血如注，方孝孺仍含血喷明成祖。明成祖怒不可遏，下令将其磔杀。

六月二十五日，方孝孺从容走向刑场，并作《绝命词》：“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报国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方孝孺终于将自己的一腔热血献给了他所效忠的君王。这一年，他年仅46岁。

方孝孺的妻子郑氏及两个儿子中宪、中愈先已自杀。两个女儿被逮过淮河时，双双投河而死。

方孝孺之兄方孝闻，先方孝孺病死。弟方孝友与方孝孺同时被绑赴刑场。方孝孺看到弟弟行将受戮，手足之情，不能自已，多少往事，涌上心头，眼泪不禁潸然而下。方孝友见此情景，赋诗一章以明心志：“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时人以为方孝友不愧为方孝孺之弟。

明成祖将方孝孺九族诛尽，为了凑足十族，又将方孝孺的朋友、门生并为一族，皆磔于市。仅此一狱，被杀者多达873人，至于谪戍、流放外地而死者不可胜计，充分暴露了明成祖的专横和残暴。

方孝孺以身殉道，取义成仁，虽诛十族而不悔，这在儒家正统观念看来，确是大忠、大节。所以到了洪熙年间，仁宗就为他平了反，说“方孝孺辈皆忠臣”。明神宗万历初年还下诏特许为其褒录建祠。

方孝孺在文学方面，主张作文要“神会于心”，反对摹拟剽窃，其文风格豪放雄健。《四库全书总目》说他“学术醇正”，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他的散文常以物喻理，直抒胸臆，文笔畅达，言简意明，为时人所传诵。如《蚊对》一文，以蚊喻人，揭露衣冠禽兽的狰狞面目。并指出对这些食人者如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不是“君子先人后身之道”。《指喻》一文，则以“拇病为戒”，指出“天下之事发于至微而终为大患”，劝喻人们要防患于未然。

方孝孺著作永乐时遭禁，后王稌辑遗文为《侯城集》，谢方石等又辑成《逊志斋集》24卷。

方成培

清代戏曲作家。约生于雍正年间。卒年不详。字仰松，号岫云词逸。徽州（今安徽歙县）人。幼年多病，未能应科举，布衣终生。

方成培博览家藏经典和诸子百家文章，善词曲，论词律音吕尤精，著有《听奕轩小稿》、《香研居词麈》、《香研居谈咫》、《方仰松词榘存》等。此外，尚有《诵诗记疑》、《镜古续录》、《记后岩学诗》、《听奕轩》等。戏曲作品有传奇《双泉记》和《雷峰塔》2种，前者在清代被列为“违碍书籍”，今不传，后者今存。

《雷峰塔》是方成培的代表作，成书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黄图珌《雷峰塔》问世之后，曾被梨园改编。1765年乾隆南巡时，两淮盐商“延名流数十辈，使撰《雷峰塔》传奇”（《清稗类钞》），出现了又一种新本。稍后，方成培认为这种本子“辞鄙调伪”而重新改作，经他修改后，较原本曲改动十分之九，宾白改动十分之七，自称经改动后“遣词命意颇极经营，务使有裨世道以归于雅正”。修改后的本子在场次结构上有所调整，改写了曲词宾白并补入每出的下场诗，在戏剧冲突和人物形象方面无大更动。同黄图珌的《雷峰塔》相此，1765年的本子和方本新增了“求草”、“水斗”、“断桥”等重要场次，故事情节更完善，白蛇完全解脱了黄本中的妖怪气，而成为一个多情、勇敢、坚强、善良的中国女性典型，形象更完美，剧中的法海则成为破坏他人幸福的恶势力的代表，因而作品的思想性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方成培自幼体弱多病，闭门学医，研究道家养生之法，遂成良医。他与名医郑梅涧交好，将郑氏家传喉科医案，辑成《重楼玉钥》2卷。又采辑诸书，参以己见，纂《重楼玉钥续编》2卷，未刊行，后与郑承翰订补成书，对喉科色脉、辩证、用药等，阐发精详。

方以智（1611—1671）

明末清初文学家、思想家、科学家。宇密之，号曼公，又号龙眠愚者、泽园主人、浮山愚者、宓山子、鹿起山人、愚者、江北读书人等。桐城（今属安徽）人。湖广巡抚方孔炤之子。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官翰林院检讨。结交德国传教士汤若望（Shallvou，Eeil，JeauAdam），讨论医学、天文。少时参加复社（明末江南士大夫的政治集团）活动，与陈贞慧、吴应箕、侯方域并称明季四公子。他是明末复社领袖之一，反对官僚腐朽，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

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后，方以智在东华门被执，受刑得不死，寻逃脱至南方。南明福王时期由于阉党阮大铖等掌握政权，欲除方以智等东林党（晚明以江南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集团）人。方以智伪装成道士逃出南京，流亡到天台，于雁荡山中卖药为生。然而，其反清复明之心仍不能自抑，历尽艰辛，四处奔波。清顺治三年（1646年），方以智辅佐广西巡抚瞿式耜建立南明永历政权后，任经筵讲官、少詹事，因被太监王珅的猜忌和排挤，不到1个月即挂冠离去。永历三年（1649年），永历帝拜其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方以智目睹永历政权派系纷争，慨叹无回天之力，因而托病不赴任。同年夏天，自称道人，告别妻子儿女，逃到沅州（今湖南黔阳）天雷山，和苗、僮（即今之壮族）少数民族杂处。不久辗转于贵州移平、天柱及湖广辰州（今湖南沅陵）、大埠（今湖南衡阳武冈），与王夫之辩论学问，著述不懈。

清顺治五年冬，方以智返回桂林，携妻子老小移居广西平乐西山。顺治七年，清军攻陷乐平后，方以智潜入乐平仙回洞，清军紧追不舍。他自知无法逃脱，遂削发身着僧装到清军将领马蛟麟帐前。马蛟麟胁迫他投降，恫吓说：“官服在左，刀剑在右，你自己选择吧！”方以智从容弃官服而就刀剑，清将为之叹服，于是将其释放任其为僧。他改名大智，字无可、药地、浮庐，别号弘智、药游老人、浮度愚者、极丸学人、浮雪山愚者、愚者大师，人称药地和尚。

方以智出家于梧州古刹冰井寺。顺治九年秋，经刑部湖广司主事施润章疏通，方以智终于离开粤西，经梅岭、赣江北返。途中登庐山，养病五老峰，在流泉飞瀑声中著成《东西均》、《茶泉》、《潮茶》等，不久即回家乡与老父团聚。顺治十年春，正式出家南京高座寺，拜觉浪道盛为师，成为曹洞宗青原支脉第三十七世法嗣。

顺治十二年冬，其父方孔炤病死桐城。方以智破关奔丧，在父亲墓旁搭建草庐，守孝三年。守丧期间，向长子方中德讲授经史，向次子方中通讲授数学、天文学，向三子方中履讲授医学、音韵学，教侄子方中发学诗文书画，使之均有所长，皆有撰述。在这期间，他著有《医学会通》、《药集》、《五老约》。之后，方以智仍离家远游，溯江上庐山，隐居五老峰。后禅游旰江，避匿荷叶山，柱杖景云、资圣寺和新城寿昌寺。曾与魏禧等论《易》于宁都翠微峰；与谢文洊等聚会于南丰程山书院，阐扬孔（子）、庄（子）合一之说。康熙二年（1663年），方以智赴泰和主持首山汋林禅寺。翌年冬，移席青原山净居寺，为曹洞宗圣地主持。

康熙九年，方以智应桐城乡绅与安徽巡抚张朝珍、桐城知县胡必选等多次邀请，准备回乡住持浮山华严寺，不料为“粤案”所累，被解赴岭南。康熙十年（1671年）十月初七，乘舟抵万安（今江西吉安）惶恐滩时，疽病复发，病体不支，溘然而逝。学者们私谥为文忠。因江西青原山净居寺、浮山华严寺及方氏子孙争尸安葬，因此肉体由子孙领回，归葬桐城浮山臬花岗，衣钵留青原建塔纪念。

方以智为复社领袖之一，毕生以气节、学问自许。其学博涉多通，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自言要把古今中外的知识熔于一炉，发明千古不绝的道理，所著《东西均》中提出“一而二，二而一”的命题，概括事物的矛盾和矛盾运动体现出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的观点。他还主张“未有天地，先有琉璃；人一琉璃也，物物一琉璃也”的唯物主义思想，打破神学的创世说。他又在《物理小识》（一部科学知识资料的类编，选录了自古以来至明代后期关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与传说）中提出“天恒动，人生恒互动；皆火之为也”，表明其宇宙观的基本观点是火的一元论。但他的思想中也隐藏有循环论，还不能脱出保守的自然科学体系，因而难于跳出形而上学的“时中”论的束缚。尽管目前学术界对其评价不一，但他仍不失为明清之际的一位有进步社会思想和唯物主义观点的哲学家。

方以智幼禀异慧，博览群书。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极精通。他的诗词作品大部分是伤时感事之作，抒发了国破家亡之际的悲忿之情，怀念故国乡土、渴望明王朝复兴的壮志。他的诗词风格高凉苍郁，其情怨而不怒，含蓄而深沉。入清以后，诗作较少，偶一为之。

方以智著有文学作品集《浮山全集》（包括《浮山文集前编》、《浮山文集后集》、《浮山别集》），科学著作《物理小识》及《东西均》、《通雅》、《药地炮庄》、《易余》、《性故》、《一贯问答》、《博依集》等。其中《易余》、《性故》、《一贯问答》等，现仅存钞本。《通雅》一书，早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就已流传到日本、朝鲜等国。

1961年，安徽省博物馆为纪念方以智诞辰350周年，举办了他的著作和生平事迹展览。1973年，台湾士林博物院举办了他的书法展览。1974年，香港中文大学也举办了有关他的画展。1986年，安徽省有关部门在枞阳召开方以智科技成果讨论会。他的学术成就日益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

方苞（1668—1749）

清代散文家。字凤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桐城（今属安徽）人。寄籍于江苏上元（今南京），生于江宁六合遛稼村。桐城派鼻祖。

方苞早慧，从父学诸经。4岁能应对。一日早起，父亲以“鸡声隔雾”命其对对子，方苞应声回答：“龙气成云。”19岁那年，方苞随父回安庆应试。22岁考取秀才。23岁应乡试未第，然而其文学之名已噪一时。24岁时，方苞到京城，入国子监，以文会友，名声大震。大学士李光地见其文章，特别欣赏，认为“韩（愈）欧（阳修）复出”。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方苞考取江南乡试第一名。四十五年（1706年）中进士，因母病归家未出仕。

康熙五十年（1711年），方苞因曾为戴名世《南山集》作序，被涉及《南山集》案，受牵连入狱。在北京刑部监狱羁押15个月，被判死刑。方苞置生死于度外，治学穷经，一如往昔。吏部郎中王若霖来监狱巡视，只见他打着赤膊，汗流满面专心写作，旁若无人。同室犯人投书于地说：“不要再学了，你就要在顷刻之间丧命，学那劳什子有什么用呢？”方苞应道：“孔夫子教导后人：朝闻道，夕死可矣。我等儒学后辈，又岂能忘？”方苞于狱中写成《礼记析疑》、《丧礼或问》两书。两年后，因其古文颇负时望，又得重臣李光地极力营救，康熙帝亲笔批示：“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赦免了他，并将其编入汉军旗籍，以白衣入直南书房，作了皇帝的文学侍从。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方苞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时，免去旗籍，仍归汉籍，赦还原籍。雍正九年（1731年），授予方苞左中允官职，次年又任翰林院侍讲学士。雍正十一年，升任内阁学士充《一统志》馆总裁，校订《春校日讲》。雍正十三年，充《皇清文颖》馆副总裁。乾隆元年（1736年），充《三礼义疏》馆副总纂，再入南书房，任礼部右侍郎、经史馆总裁等职。七年（1742年）辞官归。后病逝于上元里第，葬江宁县建业三图沙场村龙塘。

方苞是清代桐城派散文的创始人。他尊奉程朱理学和唐宋散文。他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谓孔子“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提倡写古文要重“义法”。他提出文章要重“清真雅正”和“雅洁”，他反对黄宗羲、颜元的反程朱理学的思想，持论严而拘，但能适合清朝巩固思想统治及文风的需要，所以其说得以流行，影响颇大。

方苞写散文，以所标“义法”及“清真雅正”为宗旨。他的读经、子、史诸札记，以及《汉文帝论》、《李穆堂文集序》、《书卢象晋传后》、《左忠毅公逸事》、《与李刚主书》、《孙征君传》、《万季野墓表》、《游潭柘记》等，都写得简练雅洁有断制，没有支蔓芜杂的毛病，开创清代古文的新面貌。但感情比较淡泊，形象性不强，气魄不够宏大。

方苞有些作品如《狱中杂记》，反映了封建司法制度和监狱管理的残酷与黑暗；《送冯文子序》、《送吴平一舅氏之钜鹿序》、《请定征收地丁银两之期劄子》、《请备荒政兼修地治劄子》，反映了一些州县吏治黑幕及民生疾苦，较有现实意义。

方苞著有《望溪先生文集》18卷，《集外文》10卷，《集外文补遗》2卷。

方式济（1676—1731）

字渥源，号沃源。清代安徽桐城（今属枞阳县）人。诗人兼方志名家。

方式济出身于修志世家。曾祖方拱乾，明天启年间进士。清顺治九年（1652年）因科举考场案株连，被流放到黑龙江宁古塔，归居扬州后，将宁古塔见闻，记录整理，著成《绝域纪略》。祖父方孝标，顺治年间进士，任弘文院侍读学士，因受刑事案件株连流放到云南边境，也将滇、黔地区所见所闻，“明季清初，彼邦时事”，记述在《滇黔纪闻》中，为边域志书的名篇。

方式济7岁丧母，随父亲、工部主事方登峰客居金陵（今南京）。幼年好学，日夜攻读，稍长能诗擅画，尤工乐府。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中进士，授内阁中书。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案发，朝廷因此大兴文字狱，其父方登峰受牵连被治罪，贬谪于黑龙江卜魁。方式济侍父出关，勤事左右，以慰晨错。长期的边疆生活，使方氏父子对黑龙江的地域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他在勤侍父亲之余，查阅了大量当地的文献资料，并爬山涉水，实地考察，著成《龙沙纪略》，详尽记载黑龙江地区历史沿革、名山大川、民族分布、物产贡赋等，为清代名志，收入《四库全书》。学者何秋涛极为推崇，认为此书“既足订辽金诸史之伪，并可补《盛京通志》之阙”。

方氏父子远离故土，置身异域，饥寒交迫，疾病缠身。当时，方家发配边疆共4人。边帅不让住在一起。方式济为照料老父，卖尽衣物，筹集送边帅银两，请求关照，父子乃得相聚。寒冬雨雪天，为了生火取暖，他顶风踏雪，匍匐荒原，斩荆棘，砍枯榛，两手冻裂，血迹殷殷。父子相视，泪如泉涌，乃以诗相吟唱，强作笑颜。父子三人穷居绝塞十余年，饱尝人世艰辛，最后相继病死魁城内（今齐齐哈尔附近）。

方观承（1689—1768）

方式济子。幼年随父读书，聪敏勤奋。希望通过中举作进身之阶。然而，戴名世的一场文字狱，累及桐城戴、方两家300余口，其祖父方登峰、父亲方式济均被流放到黑龙江。家室流散，骨肉分离，幼小的方观承与兄方观象寄身于江宁（今南京）城西清凉寺。雍正六年（1728年），随兄步行至黑龙江探亲，虽然失去读书中举的机会，却能接触社会实际，沿途所见山形水势，风俗民情，使他获得了书本上难以得到的知识。他将在黑龙江卜魁见闻写成《卜鬼风土记》18条，颇有家学遗风。

他每次途经北京，都要挥笔街头，卖字弥补路费。他写的字刚劲潇洒，求书者蜂拥而至，终于为清朝皇族平郡王福彭所赏识。雍正十年（1732年），福彭出征准噶尔，招方观承为记室（秘书）。第二年事平，方观承升为内阁中书。乾隆二年（1737年）升军机处章京，再升吏部郎中。乾隆七年，出任地方官，察勘浙江海塘及江南水道，取得了治理水利的经验。他熟悉地形，决策及时正确，前后上乾隆帝数十疏，凡被采纳者都行之有效。从乾隆十四年起，他任直隶总督达二十年之久，对境内农田水利进行综合治理，成效卓著。将直隶主要河流子牙河自杨家口至阎儿庄一段改支河为正河，扩大流量，将滹沱河自晋州张岔口改流，南出宁晋入滏阳河顺新河道流出；将漳河自临漳东南改流大名，分两支，一支出城北，一支入河间，并在河口筑堤，断水南流，以减轻洪水对东南低洼地区的压力；又疏浚易州安国河，开渠灌田。在大规模水利兴修中，方观承实行“以工代赈”，发动32州县总体出动，要求达到“沥水有归，农田杜患”。

方观承十分重视棉花生产，认为种棉“功同菽粟”，只有使农民种棉纺织，才能使农民生活富足，并且棉籽可以榨油，油渣可以肥田，棉秸可作燃料。他根据自己的植棉经验，于乾隆三十年绘成《棉花图》16幅，每幅图附解说，系统地说明了从植棉到成布的全过程，同时列出每道生产程序中的工艺经验，进呈乾隆皇帝，乾隆御笔题诗16首，备加赞许。

方观承善书法，工诗，著有《薇香集》、《燕香集》、《燕香二集》、《问亭集》、《述本堂诗》并行于世。乾隆三十三年卒，朝廷追谥为“恪敏”。

方东树（1772—1851）

字植之，因其居室外名仪卫轩，学者因之称仪卫先生，晚年自号仪卫老人。安徽桐城人，是“桐城派”中较有名气的一员。其曾祖方泽，字基川，贡生，有诗文集行世，是桐城派大师姚鼐的老师；祖父方训，号昧书处士；父方绩，字展卿，县学生，著有《经史签记》、《屈子正音》、《鹤鸣集》等。

方东树自幼好学，11岁时仿南朝文学家范云写《火树诗》，受到乡里先辈的赏识。他博览经史百家通籍，尤其推崇程（颐、程颢）、朱（熹）理学。是桐城派大家姚鼐的得意门生，与同学梅曾亮、管同、刘开（一说为姚鼐的侄孙姚莹）并称姚门四杰。22岁时，入县学补弟子员，几年之后，又补增广生，但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均未中第，此后只得客游四方，辗转于庐州、亳州、宿松、廉州、韶州、龙州等地方讲学，间或应人相邀参与编纂或校正文集、府志等事。

方东树于48岁时到广州，客于两广总督、著名学者阮元幕下。道光十八年（1838年），清政府开始商议禁止吸鸦片事。方东树写了《化民正俗对》一文，陈述禁烟之理，并劝地方当局制裁英国领事，可惜未被采纳。几年后，英军果然侵犯东南数省，方东树为此痛心疾首，于71岁时又写下了论及御敌自强之策的《病榻罪言》，托人呈交浙江军门中，但又未被采纳。

由于仕途上的失意，因而方东树经常以著书立说自慰。他对门下说过：文人学士不耕织，欲补衣食之咎，即只有著书立说才是。他一生的治学过程大致可分为：少年时期致力学诗文；青年时期师从姚鼐学习古文；中年以后研究义理，后以治经史著称于世，于文论亦有所研讨；晚年斋戒，耽于佛老。其一生研究“自诗文、训诂、义理以逮浮屠、老子之说，无不综练”。

方东树是姚鼐门下的高足之一，他对由方苞、刘大櫆、姚鼐创立并逐步完善的桐城派文论虽然没有多少新见解，但也做了一些综合的功夫。他主张写文章不仅要做到井井有条，比兴用得得当，格律音响要美，并且还应做到言之有物，持之有理，议论立说，随事阐发，不受约束才是。他的《笞叶溥求论古文书》，就是谈及学习古文问题的专论。另外，他对于归有光、刘大櫆的圈点、评识工作极为称道。

方东树的主要著作有：《汉学商兑》3卷（该书是一部批评汉学、维护宋学的专著）、《昭昧詹言》20卷（清代著名诗话）；《考盘文集》（包括早先的《仪卫轩文集》在内）；《老子章义》、《陶诗附考》。

方召麟

著名国画女画家。她在经营生意、抚育子女之余，以执著的毅力习字绘画，成为香港著名画家，并于1991年获得香港画家年奖。1997年1月，新华社香港分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在北京美术馆举办了方召麟作品选展。1984年，为庆祝中英关于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签署，她专门创作了《和平颂》。1995年，安徽合肥举行纪念方振武将军诞辰110周年、电视剧《方振武》首映式活动，方召麟特地托女儿陈方安生为方振武故居捎带一幅山水画。预祝香港平安回到祖国的怀抱。

台湾的方姓聚居地以台南为最多，其次为嘉义，再次为台北。

台湾方姓，源自河南。据《台湾台中登第方氏族谱序》中记载：“来自光州固始。”光州固始，就是现今的河南省潢川县。光州固始的方氏，“一徙而福州，再徙而入漳（州）之龙溪……第一代通判纳齐公，以儒行显于漳（州），定居龙溪之兰江，既登第，迄今三百余载，第宅址坟故犹初也”。从中看出，方氏族人由河南南迁，先到达福建省福州，然后再移迁漳州之龙溪。“迄今三百载”，由此往前推算，大约在南宋宁宗嘉定年间，这支方姓已定居兰溪。

方姓入台湾，是在清朝初年，先有龙溪的方姓人入垦于观音里赤山仔庄，后于清嘉庆年间，又有方姓人入垦奇来荒埔及台北县石碇乡格头村。这之后，又有方姓人氏不断从福建、广东移居台湾，使台湾的方姓从无到有，由少到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姓氏。

1895年，台湾被日本占据，日本侵略者为推行殖民统治，下令将台湾居民姓氏一律改用日本姓，方姓被迫改用松方、绪方等日本姓。1945年台湾光复，回到祖国怀抱，受尽屈辱的方姓族人立即恢复了原来的姓氏。

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后，党、政、军、科、教、文各界有大批人员自大陆迁台，其中有为数不少的方姓人。他们的迁台，进一步扩大了方姓人数和影响。目前台湾各地都有六桂宗亲会，经常进行联谊活动。

方绍舟（1867—1940）

名璧。安徽定远人。同盟会员，早期参加反抗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晚年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是江淮地区著名的抗日英雄。

方绍舟出生于仕族家庭，在维新派“兴办学校，发展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他与张润斋等在家乡创办了储才小学堂，并担任校长。1907年经人介绍，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和江淮地区同盟会员，积极开展民主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江淮地区同盟会骨干决定于11月3日发动以寿州为中心的淮上起义，然后分兵攻取省内各地，实现皖省独立，减轻武昌压力。11月5日，起义后的各县同盟会负责人聚会寿州，决定淮上起义军名称为国民革命淮上军，并成立淮上军总司令部，方绍舟等13人任军统。会后，淮上军分兵8路，挺进江淮各地。方绍舟负责率第一路军，光复皖东各县。革命党人柏文蔚率军追击清军将领张勋败兵到达滁州后，方绍舟加入柏部，任团长，后以陆军少将衔任江苏都督府高等顾问。

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安徽都督、国民党人柏文蔚为安徽讨袁（世凯）总司令，方绍丹曾任第八旅高级参谋、补充旅旅长，参与讨袁。安徽讨袁失利后，方绍舟等往上海避难。1914年春，孙中山在上海任命方绍舟为讨袁皖北总司令，方绍舟在寿县、凤阳、定远、滁县一带组织起一支几百人的反袁队伍，与北洋军阀作战再次失利。方绍舟潜往上海，后又到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回上海从事秘密工作。1924年，方绍舟加入中国国民党，任广州大元帅府参议，在苏、皖、平、沪间从事联络工作。北伐军进入安徽后，他率领民团和红枪会，协助北伐军攻城。曾任凤阳县县长。后因年高去职归田，在家捐资办学，致力于发展教育。

抗日战争爆发后，方绍舟年逾古稀，但依然报国志高，杀敌心切。他以卫国保乡为己任，组织了一支以红枪会为主体的农民抗日队伍，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1月，驻守蚌埠的第五战区三十一军军长刘士毅任命方绍丹为凤（阳）定（远）抗日别动司令。皖北沦陷后，方绍舟亲率家乡弟子数千人与日寇血战于淮水之滨，大小战役达数十次。据他所著《卢沟桥事变之役》回忆，从1938年2月下旬到6月初的3个月时间内，规模较大的激战就有8次之多，他每战都亲临指挥，身先士卒，部下无不为之感动，奋勇杀敌。

1938年元月，定远被日寇占领，方绍舟家中所有男丁都随军征战，女眷没有来得及逃出，于农历正月初五在凤阳县武店山马村遭日寇掳掠。方绍舟弟媳唐氏、儿媳汪氏为保全气节，免遭凌辱，携5岁曾孙女投水自尽。此一可歌可泣的事迹，当时各大报纸都有报道。国民政府以“坤维正气”四字匾额追赠其弟媳，以“义烈流芳”四字匾额赠其儿媳，以资褒扬。

1940年春，方绍舟受安徽省政府委托，回定、凤两县办理战区赈济工作（时方任省政府参议、赈济委员会委员）。不料，凤阳县抗日游击大队队长曹世嘉与凤阳伪军头目叶茂才暗中勾结，想以谋害方绍舟作为向日军献媚取宠、邀功请赏的见面礼。探明方绍舟的行踪后，曹世嘉以共产党游击大队长的身份为掩护，以“拜访”为借口，于农历4月15日傍晚率领40多名武装人员进入方绍舟驻地小营庄。因曹的叛徒面目尚未暴露，方毫无戒备，被曹诱骗到卸甲店附近的麦田里开枪杀害。

方绍舟的牺牲，使定、凤两县抗日军民深感震惊和悲痛，国共两党分别召开追悼会，沉痛悼念这位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献身的抗日英雄。

方振武（1885—1941）

原名方运策，字叔平。安徽寿县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考入安庆武备练军学堂。毕业后，投安庆马炮营当兵。光绪三十四年，参加熊成基领导的马炮营起义，事败被俘，在押送六安途中脱险。不久，即投奔南京清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所属冷御秋部当兵。辛亥革命时，徐绍桢在南京举行起义。方振武在与清军张勋部作战中，建立战功，被提升为队官、管带（相当于连长、营长）。讨袁战争失败后，方振武逃往日本，谒见了孙中山，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1917年，方振武由日本回国，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到徐州、山东，联络旧部，组建“铁铜队”，准备重建革命武装。1924年9月，他参加孙中山在韶关的北伐誓师，被任命为北代军支队司令，后因北伐军回师广州戡乱，方振武遂回到北方。是年，他投靠奉系军阀张宗昌部，任梯队司令，后任直鲁联军军长。1925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方振武在肥城起义，率部脱离张宗昌，加入了冯玉祥的国民军，任国民军第四军军长。1926年，国民军撤离北京，向西撤退，方振武在晋北战役中，屡立战功。“五原誓师”后，方振武任国民联军第五军军长。次年5月，任国民联军援陕总指挥兼第一路军总司令，率部从五原出发，奔赴咸阳，在候儿寨大败吴佩孚所部刘镇华军，解除杨虎城部之围。

1928年，方振武任第二集团军第四军团总指挥（一说为第九方面军总指挥），参加了“二次北伐”，首次攻克济南，任济南卫戍司令。1929年春，方振武被调防到南京，改编为第六路军，任总指挥兼津浦铁路南段警备司令。不久，兼任安徽省主席。此时，方振武与石友三等军官密谋反蒋（介石）。不幸事泄，被蒋电召至南京，关押于陆军监狱。

九一八事变后，方振武获释，去欧洲考察，1932年夏回国。他变卖全部家产，凑集10万元作抗日军费，随即秘密离开南京，到达山西介休，与旧部鲍刚、张人杰等共商组建“抗日救国军”。1933年3月1日，他们在介休举行誓师大会，会后方振武立即率部北上抗日。在摆脱何应钦部队堵截后，5月中旬，部队到达察哈尔省宣化地区。方振武在宣化县民众欢迎抗日救国军大会上咬破中指，在一块白布上血书“有我无敌，有敌无我”8个殷红大字，以示抗日到底的决心，和激励抗日将士斗志。

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通电成立“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冯自任总司令。方振武立即通电响应，率部到张家口，加入抗日同盟军。6月15日，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推动下，在张家口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方振武就任抗日同盟军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这支部队在方、吉两位将军率领下，先后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四城镇，将日伪军逐出察哈尔省。7月26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正式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准备进一步收复东北失地。不幸的是在日伪军、蒋介石操纵的南京国民政府联合逼迫下，冯玉祥被迫离开张家口回到泰山。8月16日，方振武毅然出任抗日同盟军代理总司令，继续坚持抗日。由于蒋介石的破坏，抗日同盟军由10万锐减至1.5万。不久，方振武、吉鸿昌接受中共前线工作委员会建议，将“民众抗日同盟军”易名为“抗日讨贼军”，方振武任总司令，吉鸿昌任总指挥，兵分三路，计划夺取北平作为抗日根据地。不料在日、伪、蒋军势力联合打击下，抗日将士身陷重围。方振武见突围无望，为使抗日将士免遭无谓牺牲，于10月16日，应国民党军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及北平慈善八大团体代表的邀约，到商震司令部谈判。商震在蒋、日的逼迫下，将方、吉两将军押送北平。途中由于商震的暗助和押送士兵对抗日英雄的敬仰遂脱险。方振武经天津流亡欧洲，继续进行抗日活动。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方振武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于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上，连续发表文章，积极拥护中共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1936年，他在巴黎发起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同盟”抗日救亡团体，并创办《国人公认》杂志。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方振武立即回国谒见蒋介石，要求参加抗日。蒋介石只委任他为军事参议院参议兼办公厅主任。在参加抗日无望的情况下，方振武又到广西桂林办农场，收容安徽籍难民和流亡学生。其间，他积极组织人力、物力，并通过华侨捐款，购置枪支弹药，准备再度奔赴抗日前线。蒋介石得悉后，派特务对其干涉监视，方振武不得已遂迁居香港，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方振武决心回国参加抗日。他刚踏入广东省境，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

方治（1897—？）

安徽桐城人。字希孔。早年留学日本。1923年至1925年曾先后任国民党福建省、安徽省及青岛市党部主任委员。1926年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安徽省教育厅厅长。1936年后，历任国民党教育部党部、重庆市党部、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1945年任福建省代理主席。1949年去台湾。以后任台湾“大陆救灾总会”总干事、秘书长、副理事长，“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

朝鲜古称高句丽，历史上与中国交往频繁。西汉初年，燕人卫满率千余人入朝鲜，投依朝鲜王箕准。后自立为王，建都于王险城（今平壤市南），统治朝鲜半岛西北部。当时，中国燕、齐等地人为避难入朝鲜投奔者甚众。汉武帝时，派兵灭掉卫氏政权，在其地设置真番、临屯、乐浪等4郡。东汉末年，朝鲜半岛有百济、新罗等国兴起，并与中国互通使节。唐朝，曾先后征服新罗、百济、高句丽，在其地设置州县，予以长期统治。因此，朝鲜历史上受汉文化影响极深，他们的姓氏制度基本上是依照汉人姓氏而制定的。据历史记载：“新罗第三代王朴儒理尼师今九年春，改六部之名，乃赐姓。”其中有方姓。936年，高丽统一朝鲜，开始仿效中国“颁姓于八路，而人皆有姓”。

唐朝高宗总章年间，方智随大将薛仁贵征东，去高丽传播中原文化，把方姓也带到了朝鲜半岛。据大韩国民《温阳方氏族谱》记载：“唐朝方智，号月峰……居西河间。仕唐朝，官翰林学士。高宗总章二年己巳，遣薛仁贵灭高句丽，留镇东土。氓俗犷戾无礼仪。欲道之以中华之风，奏请文学之士。朝廷以先生（指方智）应选。于是，先生奉命东来。兴文学，道礼让，及新罗神父王朝与弘儒侯薛聪，解九经，倡绝学，遂为箕邦之儒宗，退居尚州芬达七郡，教授生徒而终。”这是方姓早期最明显的走出国门的辐射迁徙。据韩国方氏所提供的资料，目前在韩国的方氏裔民已逾十万之众。

1995年7月7日，韩国温阳方氏（即唐总章二年出使高丽的智公的后裔）中央花树会一行七人代表十万之众到禹州方岗（古称“下方山”）认祖归宗。当他们把随身携带的温阳族谱与方岗的族谱进行核对，发现两地族谱惊人一致时，激动不已，高兴万分。该团领队在郑重的祭祖仪式后，激动地对发源地众宗亲和方岗乡政府的官员说：“在我们的家谱里，明明白白地记载着我们的始祖是雷公，根在河南的方山，也可以说是禹州的方岗吧！今天，我们终于越过万水千山，踏上了故土，一方面是寻根祭祖，一方面看看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变化和成就，考察投资环境，为开发和建设祖地尽一点绵薄之力。”临别时，他们留下数万元作为酌谢乡亲及故地政府的款待之情，并留下通讯地址，以便加强两地联系，共同为祖地建设献计出力。

明清时期，广东、福建由于地狭人众，生计艰难，部分百姓冒险越洋渡海到南洋（泛指今东南亚一带）谋生，因此东南亚各国是海外方姓传统聚集区。目前，新加坡有方氏总会、方氏青年团，以及六桂宗亲会；马来西亚马六甲、麻属、北马等地有六桂堂，雪兰莪暨联邦直辖区有方氏公会；菲律宾1940年成立了六桂宗亲总会；泰国六桂堂宗亲总会已成立近三十余年；印度尼西亚沙捞越地区1993年成立六桂堂公会；1970年越南成立六桂堂宗亲会；缅甸六桂堂宗亲会是海外成立最早，历史最悠久的宗亲组织之一。2001年，柬埔寨加华银行总经理方乔生捐资，支持河南禹州开展方氏历史文化研究。

近代，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国内方姓有更多人加入世界大串联，开拓新的事业，以求更大的发展。如今，日本、北美、欧洲成为海外方姓新的聚集区。美国加州、日本东京等地有方氏宗亲组织。

方志敏（1899—1935）

无产阶级革命家，赣东北革命武装和根据地创建人之一，革命烈士。江西省弋阳县人。1899年出生于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1919年入南昌甲种工业学校学习，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南昌学联负责人之一。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江西的中共党、团组织。曾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主席，领导农民运动，建立农民自卫军。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潜回赣东北，恢复中共基层组织和农民协会，组织农民武装。次年1月领导弋阳、横峰起义，适时地带领起义军转移到磨盘山区，进行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政权，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此后，历任中共弋阳县委书记、信江特委书记、江西省委书记，信江、赣东北省和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军代理政治委员、赣东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十一军政治委员、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等职。曾当选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并获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授予的红旗奖章。

1934年红军长征前，方志敏奉命率领抗日先遣队北上，途中遭国民党军重兵围困，突围时因叛徒出卖，于1935年1月在江西德兴县陇首村被捕。他在狱中坚贞不屈，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记实》、《死！——共产主义殉道者的记述》、《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不朽著作。1935年8月6日于南昌英勇就义。遗骨安葬于南昌市郊梅岭。

方东美（1899—1971）

字珣。安徽省桐城城关镇人（一说家居汤湾，今属枞阳汤湾乡）。当代著名教授、哲学家。

方东美出生于书香门第。童年即酷嗜庄子的学说，对桐城文章抱有长于叙事言事、短于谈玄说理的看法。16岁考入金陵大学攻读哲学，在校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主编该会机关刊物《少年世界》，发起成立“中国哲学社”，并任社长。1921年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硕士论文《柏格森人生哲学述评》，获得好评。后转入俄亥俄大学，师事莱森，研究黑格尔哲学，完成博士论文《英美新实在论之比较研究》。1924年学成回国，先后在武昌师范大学、东南大学、中央政治大学、中央大学任教授。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随中央大学入重庆，任该校哲学研究所导师，教学之余从事佛学研究，写有《华严宗哲学》、《哲学三慧》等著作。1944年，被推为中国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抗日战争胜利后，随中央大学返回南京。1948年去台湾，受聘为台湾大学教授。1964年参加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其论文《中国形而上学中之世界与个人》受到极高评价。1973年退休。

方东美在台湾大学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魏晋三玄及隋唐大乘佛学》、《科学哲学与宗教》、《中国大乘佛学》。他认为中国哲学思想统有四大主潮：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大乘佛学、宋明理学，四者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三大通性：其一，旁通统贯或叫做“以一贯之”；其二，不拘于知识而重由知识成智慧；其三，人格的超升。他把佛罗依德以前重在揭示人的非理性行为的心理学称为“深层心理学”；而把他目己不断提高生命价值的学说称为“高度心理学”。他在学术上的创造和贡献，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其主要著作《科学哲学与人生》、《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生生三德》、《新儒家哲学18讲》、《中国哲学之通性与特点》、《原始儒家思想之因袭及创作》、《方东美先生演讲集》、《坚白精舍诗集》。

方东美怀念故乡，热爱家乡。1977年逝世前，曾留下遗嘱，将其骨灰沉入台湾海峡靠大陆一侧的海湾中。

方国瑜（1903—1983）

当代民族史学者。纳西族，出生在云南省丽江县。1923—1933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研究所，从钱玄同、余嘉锡、马衡治音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名物之学，从陈垣、梁启超、杨树达治史地之学，多有述作。其间曾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并加入云南左派学生组织“新滇社”，主办《云南》周刊。1933—1934年间，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刘复倡导下，回乡习纳西象形文字。1935年入滇西边区考察。1936年任云南大学教授兼《云南通志》编审，负责定稿、续修工作，与凌纯声、向达、楚图南主办《西南边疆》杂志，主持西南文化研究室，刊印西南丛书10余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国瑜历任云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文法学院院长和主持云南民族史教研室和云南地方史研究室的教学研究工作，并任九三学社云南分社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以及云南史学会会长、全国地方志协会顾问、中国教育学会理事等。曾当选为云南省一、二、三届和全国三、四、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积极参与国家、社会政治活动，以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个人的政治归宿，逝世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方国瑜主要著作有《滇西边区考察记》、《困学斋杂著五种》、《云南通志·疆域考·宗教考·金石考·族姓考》40卷、《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纳西象形文字谱》、《滇史论丛》4辑、《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彝族史稿》、《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等，约500万言，还主编了《云南史料丛刊》大型资料集和《云南地方史讲义》，论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开拓了云南地方史、民族史园地。

方国瑜在开创云南民族史、地方史的教学与研究，发展统一战线，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方安生（1940—？）

祖籍安徽寿县。著名爱国将领方振武孙女。1940年生于上海。在8个兄妹中，她排行第二。在上海、天津度过了她的童年。1948年随父母去香港。1950年父亲方心诰死于医疗事故后，她和兄弟姐妹们靠母亲方召麟和叔叔方心让抚养成人。她从小就受到祖父方振武将军夫妇和母亲方召麟“去饮食，教诲之”极其严格的家教，成绩优良。从中学到大学，都一直领取奖学金。1962年毕业于香港大学英国文学系。后与陈棣荣结婚，改为现名陈方安生。

1962年港英政府辅政司署公开招聘女政务官，陈方安生应征中第，成为香港首位女政务官；1979年出任社会福利署副署长，成为全港最高薪女性公务员；1984年升任社会福利署署长，成为首位女司级官员；1993年调任公务员事务司司长，又成为首位出任这一职务的女华人；同年底升任港英政府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位华人女布政司司长；1994担任署理总督，代理香港总督离港时期的一切职权；1994年9月兼任香港高层官员晋升委员会主席，负责对司级官员的调整、任命和管理。1994年4月和1996年3月，陈方安生曾分别率领香港赴美商务代表团和香港贸易代表团两度访问美国，促进香港和大陆的对美贸易。

1996年底接受新当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的邀请，继续留任香港回归后的特区政府。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后，陈方安生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布政司司长，负责领导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部门的日常政务，成为仅次于行政长官的“二把手”。2000年，光荣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