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田雪原
必须努力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互相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摘自《中国21世纪议程》1994
人类在经过三次社会大分工、产业革命和当前正在进行的新技术革命之后，以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1994年9月人口与发展大会为契机，正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世纪转换之际最重要的命题提到世人面前。目前，关于“持续发展”的解释有的偏重环境方面，有的偏重经济方面，有的偏重社会方面，也有的偏重人口方面，说法不尽相同;但是随着讨论的深入，则逐渐形成较多的共识，较有权威性的定义是1987年世界环发大会《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的提法: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为此就要恢复增长，提高增长质量，消除贫困，适当的人口持续水平，满足人口生存发展基本需要，加强资源基础，调整技术，保护环境等，谋求建立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政治、社会、技术、管理、国际等体系。然而无论怎样定义或如何解释，人口与经济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两项因素，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全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人口最多和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国家，寻求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实现《中国21世纪议程》战略目标，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结合实际，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主要体现在下述一些方面。
一、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作为一种抽象，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不过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任何社会形态下都必须生产满足可供全体居民需要的消费资料，都必须使总体人口需要同物质生活资料保持一定的比例。这个比例，首先依赖于人口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比例。衡量人口变动的指标是确定的，衡量国民经济增长指标则有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多种价值指标，它们均可同人口增长速度比较。不过在这种比较中，一般情况下总是经济增长速度高出人口增长速度许多，二者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否就协调了呢?不一定，这还取决于固定资产投资系数。如目前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系数在3.5～4.0之间，这个投资系数即成为经济对于人口增长的自然倍率，即保持原有居民生活水平的增长率。1993年中国人口自增率为1.15%，要使居民生活水平不致下降，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应在4.03%～4.60%之间。实现国民收入等的增长速度远高于此，才有居民生活水平的继续提高。我们在作人口与经济增长速度比较时，还应注意到原有的基础和形成的水平。在一个人口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国度，即使国民收入等增长速度低一些，人口增长速度稍高一些，二者之间的比例很可能还是适当的。相反，在一些人口与经济不相适应的发展中国家，短期内的经济增长高于人口增长速度并不能改变人口过剩的态势，一般说来没有一个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时间是难以奏效的。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生活资料增长的实物形态，特别是基本生活资料的增长。以粮食为例，1983年中国生产粮食38728.0万吨，1993年增长到45648.8万吨，增长17.9%;但由于同期人口增长15.1%，致使人均占有粮食仅由376公斤提高到385公斤，仅增长2.4%。[1]由于中国人口数量多，目前占世界总人口的21.5%;耕地面积少，目前约占7.0%，实现人口与粮食的可持续增长仍有很大困难。其他生活资料的增长也有类似情况，基本的态势是存在过剩人口和生活资料不足的矛盾，可持续发展必须长期面对这一现实，将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同大力发展生活资料的生产结合起来。
二、生产年龄人口与生产资料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学一般将总体人口划分成0～14岁少儿人口，15～59(或64)岁成年或生产年龄人口，6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正常情况下，成年或生产年龄人口所占比例最高，其绝对人数不仅比少儿人口多，比老年人口多，且比老少人口之和还要多。从三部分人口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看，成年或生产年龄人口显得更为重要。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但一个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一个生产者，需要经过婴儿、幼儿、儿童等几个发育成长阶段以后，才有可能成长为一名劳动力和生产者。也就是说，0～14岁少儿人口只是消费者，最多是潜在生产者;到了老年退出生产过程之后，又变成纯消费者。尽管对于一个正常的人来说少年、成年、老年诸阶段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从经济和社会发展角度观察，必须充分注意到不同年龄组的不同作用，唯有生产年龄人口才真正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是全社会财富生产的担当者。所以，生产年龄人口在总体人口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是处于核心和支配地位的人口。
从经济过程角度观察，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是紧密相连、互相制约的，但是比较起来生产不能不居于首位，不能不占据支配的作用。因为生产不仅决定着可供交换、分配、消费的产品的数量和方式，而且决定着三者的性质。因此，生产年龄人口与生产资料之间的比例变动及其与之相适应的劳动就业，就成为人口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生产年龄人口包括适龄的劳动人口、在校人口、失业人口和非自立人口，主体是劳动力。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力与生产性固定资产之间最基本的关系，是劳动力人数V同固定资产C成正比、同劳动者技术装备K成反比。假设基期劳动就业者人数为V0，则预期几年的就业人数如下式:
显然，该式可出现三种不同情况:
A.1+C＞1+K，即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大于劳动者技术装备增长速度，就业人数增加。
B.l+C=1+K，即固定资产增长速度等于劳动者技术装备增长速度，就业人数不增不减。
C.1+C＜1+K，即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小于劳动者技术装备增长速度，就业人数减少。
一般地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物质生产部门固定资产与就业之间要经过这样三个发展阶段，直接从事工农业物质生产的劳动力经历由增加、停滞到减少过程。中国在这一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原有工业固定资产薄弱，经过45年发展虽然大大增强，但仍难以满足城镇新增就业人口需要;农村劳动力多、耕地少的矛盾突出，目前估计农业剩余劳动力在1.2～1.5亿之间。[2]二是遇到增加就业人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矛盾，许多时期难以两全。1953～1978年的26年间，工业劳动生产率比上年增长10%以上有11年，10%以下有7年，还有8年为负增长，其中5年比上年下降10%以上。农业劳动生产率更是长期停滞不前，许多年份是下降的。改革开放以来情况有所好转，工业劳动生产率仅有2年为负增长，社会劳动生产率则逐年有所提高，农业情况也比较好，不过无论工业还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效益上不去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这中间固然有经济基础，结构、体制等方面的原因，但20世纪50～70年代社会劳动者年平均增加近800万，80和90年代前3年更增加到1400万左右，“人口压迫生产力”不能不是重要的原因。根据预测，未来15～64岁生产年龄人口还有一段继续增长的过程，所占比例也将有所升高，大致可持续到2010年前后。
立足于人口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辩证地认识今后一二十年内生产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增长和所占比例上升趋势。一方面，不论技术怎样进步，劳动力始终是生产力中的活跃因素，生产年龄人口所占比例上升，意味着老少人口之和所占比例下降，社会负担较轻，是于经济发展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应该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亚洲新旧“四小龙”经济起飞阶段充分利用本国、本地区的人力资源，就是实际的例证。另一方面，面对人口和劳动力过剩情势还要继续增大就业压力，矛盾将相当突出。解决的办法除认真控制生育，因而也就控制了未来生产年龄人口增长以外，就是要加快就业战略重点的转移，特别是以下几方面的转移。
首先，要加快由以农业栽培业为主向以多种经营为主的就业战略重点的转移。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新形势下，农业剩余劳动力相当大部分以流动人口“民工潮”形式表现出来，社会各界对此褒贬不一。我以为，“民工潮”的出现有它的必然性，学术界对其利弊的分析也大致认同;不过对其盲目性的克服，则缺少指出根本的出路。毫无疑问，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走人口城市化道路是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中国耕地面积大约占国土面积10%，而草原占到33%，高原和山地占59%，淡水面积占2%，这同现有大农业的就业结构很不相称。解决农业主要是农业种植业的劳动力过剩，就要大力发展林、牧、副、渔业，向广义的大农业进军，从而将农业剩余劳动力“民工潮”分流一部分下来。
其次，应加快由以农业为主向以工商业为主的就业战略重点的转移。发展乡镇企业，实行乡村城市化，是中国人口城市化的主渠道，也是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办法。大中城市规模在这一过程中必然要有所发展，只是它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中所占比例不可能很高。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震撼着传统的人口城市化方针，但它的以发展小城镇为主，适当发展中等城市，限制大城市规模的基本点，同样证明是符合现阶段中国基本国情的，需要继续坚持，只是这种坚持应同改革开放结合起来，同本地区综合发展结合起来。
最后，还应加快由以工农业物质生产部门为主向以非物质生产部门为主，以提高就业率为主向以提高就业效益为主的就业战略重点的转移。改革开放前，片面追求高就业率，并且新增人口就业主要压向工农业物质生产部门，致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到头来又影响到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第三产业发展较快，第一、二、三产业结构已由1978年的1.2∶2.1∶1，变动到1993年的0.8∶1.9∶1，[3]为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供了一个方面的有利条件。坚持新增劳动力就业和剩余劳动力就业主要面向第三次产业，坚持在不断提高就业效益前提下的比较充分就业，是实现人口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
三、人口质量与经济技术进步的可持续发展
探讨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包括人口的数量方面，也包括人口的质量方面，即包括人口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对人口数量和质量方面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大体上说来，资本主义以前(包括工场手工业时期)诸社会形态，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别很大，但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是以手工劳动为主要方式，故劳动者的数量对生产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8世纪后半叶产业革命发生后，手工劳动逐步为机器所取代，生产力的发展由主要依靠劳动者人数的增加变成主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者的技术和文化等人口质量方面的因素越来越显得重要。据估计，本世纪初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约20%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到了中叶提高到30%，目前更提高到70%～80%，有的部门甚至达到100%，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正显示出日益强大的力量。
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科技发展了，人的因素在生产力中的作用似乎不那么重要了，只需要先进的机器设备就够了。我以为这是不能成立的，至少是不够全面的。机器设备在现代化大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空前地增强了，但是这种增强非但不能削弱人的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如果有削弱的话仅是人的数量方面，相反，人的质量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也随着增强了，人的智力的开发和应用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杠杆。以日本为例，1905至1960年物化资本增长6倍，用在教育上面的人力资本投资增长22倍，在劳动者人数仅增长70%情况下，取得国民收入增长10倍的显著经济效果。由于日本全国普及高中教育，大学和研究生更是成倍增长，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和熟练工人，在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起本国的技术，建立起一系列的新兴产业，才在20年时间里消除同欧美国家大约落后30年的科技差距，达到经济大国和科技发达国家水平。
45年来中国致力于增进人民健康和提高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取得显著成绩。目前，人口预期寿命达到70岁左右，物理意义为人均所受教育年限的人口文化素质指数1990年达到5.18，比3年前的1987年的4.65提高0.53，[4]提高相当迅速。然而无论身体素质还是文化素质，同水平较高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大差距。身体素质直接同人口占有的食物量有密切关系，1993年中国人均占有的谷物量仅相当于美国的1/4，法国的1/3，德国的2/3;猪、牛、羊肉的人均占有量均为l/3多一些。同时应看到，这种较低水平的食物占有量，都占到居民消费支出的较高比例，目前城镇的恩格尔系数为52.86%，乡村高达56.81%，反映出总体上处于温饱水平。加上医疗、保健、卫生水平不够高，出生监测系统薄弱，包括“低能儿”等先天性致残率比较高。文化素质差距更大一些，受过高等教育人口所占比例等项指标不仅比发达国家不如，而且比不上某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时至今日尚有18161万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这同谋求可持续发展目标很不相称，大力提高人口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的任务相当艰巨。
四、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与养老保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探索人口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除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外，还应注意到人口结构，首先是年龄结构老龄化趋势。1870年法国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上升到12%，42年后瑞典也达到这一水平，揭开了19与20世纪相交之际的世界人口老龄化的序幕。根据联合国的预测，1994年世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为6.0%，2000年可上升到6.8%，2025年可上升到9.7%。[5]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将比世界人口变化快，老龄化来得比较急速，且达到的水平比较高。根据预测，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可由1990年的5.6%，上升到2000年的6.9%，2020年的10.6%。2040年达到最高峰值时的17.4%，然后才有可能稍示下降。[6]人口老龄化将给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建立起适应老龄化发展进程需要的、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保障体系。对此笔者过去曾多次撰文，论证积极发展社会供养，继续提倡子女供养，适当组织老年就业自养，将社养、家养、自养结合起来，建立“三位一体”的养老保障体系。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和走势，更应强调这一体系，但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重点应有所不同。
积极发展社会供养是建立可持续发展养老保障体系的支柱，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工程，也是削减边际孩子养老保险效益、控制人口增长的基础工程。但是由于全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进入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时间的差异和老龄化达到程度高低的差异，发展老年社会保障事业同样不应全国“一刀切”。大致的情况是:自西北向东南，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上升，形成比较明显的边疆、内地、沿海地区三个阶梯层次。因此，率先进入老龄化年龄结构并且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通过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养老保障体系也应先行一步。中部腹地需要有计划地进行，西北边疆地区相对要滞后一些。不过无论哪一部分地区，都遇到在经济尚不够发达情况下迎来老龄化挑战，积极发展社会养老面临很大困难。据有关方面估算，20世纪90年代每年离退休职工在200万左右，2000～2030年可达300万以上，如按现行退休金支付办法，国家财政难以为济，十几年后退休金总额将超过工资总额25%的“警戒线”。出路在于改革，方向是国家、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合理负担相应部分，逐步建立起雄厚的养老金储备。在集体和个体企业中，也应实施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养老储备金制度，保证老有所养。
除了积极发展社会供养以外，继续提倡家庭子女赡养和组织老年再就业自养，是全方位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两部分。如前所述，由于中国存在人口老龄化较快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时间差”，社会养老保障一是覆盖面较窄，二是保障水平不够高，只好依靠这两个方面加以分流。中国有着尊老、敬老、爱老、养老的传统，至今子女养老仍占较大比例。1987年全国抽样调查表明，市和镇老年人口经济来源中有1/4的老年户依靠子女供给，乡村更高达67.5%。从发展上看，这种子女赡养有弱化的趋势，家庭小型化、微型化在商品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加速进行，从舆论导向和法律保障在相当长时间内需要继续强调。而老年人口再就业在城市老年经济来源中所占比例不足20%，然而在农村老年人口中却超过30%，亦即有1/3的农村老年人口仍在自食其力，构成养老保障重要支柱之一。[7]这里有一个问题，本来中国人口和劳动力已经过剩，部分老年人口重又加入就业大军，无疑增加了就业压力。但是实践表明，有一些工作岗位，如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门卫和传达人员，仓储保管人员，清洁工人和服务人员等，很适合老年人口的体力、性格和心理，以面向第三次产业为主的老年人口再就业，在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里，不失为可持续老年社会保障的一个组成部分。
五、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日益向城市集中，即人口的城市化，是世界人口发展的又一大趋势。据联合国的估计，1994年世界城市人口比例为42%，发达国家为72%，发展中国家为34%，预计本世纪末世界城市人口比例可上升至50%，并将继续增长。同样，人口城市化过程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着，但由于划分城市人口标准的变动，存在着一些需要讨论的问题。
在汉语里，城市本是一个复合名词。城原义为都邑四周为防御的目的而修建的墙垣，后发展为泛指都邑本身;市是指集中进行商品交换和做买卖的场所，《易·系辞下》中说:“日中而市”，市罢即自行散去，当初并无全日制的市场。所以，城市合起来，即指都邑和经常做买卖的地方。从这一最初概念涵义看出，城市首先是一个经济组织，以工商业为主的经济组织，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最初的城市产生于原始公社解体和奴隶制国家发生时期，城乡之间一开始即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社会分工。其次，城市是一种社会组织，它有着同乡村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城市的发生、发展同国家管理和社会组织的完善相关联，是历代统治阶级的政治中心。随着经济、技术、社会的发展，城市的功能和作用也在发展，范围扩展很快，工业革命之后产生质的飞跃。一方面工业化以城市为载体需要大量劳动力，另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排挤出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人口城市化成为所有实施工业化国家必然的伴侣。中国在进行工业化过程中也伴随着人口城市化过程，然而由于在划分城市人口标准上的几经变动，给研究工作带来某种困难。按照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1982年以前市镇人口为辖区内全部人口，以后按市所辖区人口，不设区的市按街道人口，镇所辖居民委员会人口计算。40多年的人口城市化进程大致可分成三个时期:50年代为迅速发展时期，城市人口比例由1950年的ll.2%提高到1960年的19.8%，升高8.6个百分点;60～70年代为徘徊时期，经历了由下降到上升过程，直到1980年始回升至19.4%，接近1960年的水平;80年代以来为加速发展时期，1993年城市人口比例上升到28.1%，13年间升高8.7个百分点。尽管学术界对这一统计数据尚存异义，我也以为这一数字比实际城市人口比例可能稍低一些;但是发展变动的趋势是不容置疑的，特别是改革开放给人口城市化注入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大大加快了人口城市化的进程，是现实的客观存在。问题在于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观察，人口城市化的核心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工商业，它必须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合理化相适应。
要实现这一目标，前已叙及，从总体上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工商业要坚持以第三产业为主，而不能大量涌向物质生产部门;在农业内部，还要首先强调由栽培业转移到林、牧、副、渔业。然而—部分农业劳动力进入城镇和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使他们由农转工，还会涉及到工业内部的结构问题。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在批判先发展轻工业、后发展重工业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基础上，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进行的。如此，支撑工业化的重担几乎全部落在了农业上。这在负担不重的工业化初期尚可维持，“二五”开始，农业难支的局面便屡屡暴露出来，以至不得不放慢步伐，进行调整，待农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后再加快步伐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情况有很大改观，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势头得到扭转，工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取得很大进展;但要真正做到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可持续发展，以满足居民生活需要为主要目标的轻工业，还需加快发展。因此，就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入工业生产部门而言，无论进入乡镇工业还是进入城市作为农转非居民，主要不应面向重工业，而要面向轻工业，特别是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轻工业。
六、人口地区分布与生产力布局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人口过多或过少于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利的。传统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产业革命和人口增长“同步起飞”;在当代，经济的发展和“后工业化”的深入，对劳动者素质尤其是科学文化素质的要求提到空前的高度，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均需付出较高的孩子质量成本，发达地区完成或正在完成由投入孩子数量成本向质量成本的转变，遂使生育率有了长期稳定的下降。中国由于处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转变的二元经济结构状态，不同地区转变程度的差异较大，对人口和劳动力的数量和素质的要求差异也比较大。就数量而言，瑷珲(黑河)——腾冲分布线长期未变:该线西北约占国土面积52%。仅居住5%的人口，东南占国土面积48%则居住着95%的人口。这一人口地理分布既是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发达程度的反映，反过来又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以京、津、沪、辽、冀、鲁、苏、浙、闽、粤、桂、海南12个滨海的省市区而论，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14%，人口却占到41%，人口密度远远高出内地和边远省区。目前沿海地区的生育率较低，而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城市人口比例、人口文化素质指数和预期寿命等反映人口素质的指标，却明显高出一截。这说明沿海地区不仅人口和生产年龄人口数量多，而且质量较高，结构相对较为合理，为改革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加上原有基础设施比较好、交通便捷、科技力量较强等因素，沿海地区经济理应发展更快一些，在生产力布局上应优先发展。中部腹地的人口条件要稍逊色一些，人口和劳动力数量过多，素质相对不够高的矛盾较为突出。在生产力布局上，需要依据具体情况在劳动密集、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型产业中，作出合理选择。西北广大边远地区有着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也有人才短缺、交通不便、基础较差的不利条件，需要将人口与经济条件结合起来，可持续发展需另辟蹊径。在调整人口地区分布与生产力的布局时，需要审慎地对待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吸取以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参考文献:
1.《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2.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
3.彭珮云:《认真贯彻落实既要抓紧又要抓好的指导方针，推动计划生育工作健康持续地向前发展》。载于《人口与计划生育》1994年第2期。
4.曲格平、李金昌:《中国人口与环境》，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5.田雪原:《田雪原文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
6.Lester R.Brown and others，State of the World1994，World watch Institute，U.S.A.1994.
7.United Nations，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1992 Revision，New York，1993.
8.United Nations，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New York，1993.
(原载《中国人口科学》1995年第1期)
【注释】
[1]《中国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
[2]关于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计，国内外从1.0亿～2.0亿不等。《中国21世纪议程》估计为1亿多，2000年将达到2亿左右。
[3]《中国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
[5]UN.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1992Revision，New York，1993.
[6]田雪原:《田雪原文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
[7]《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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