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

五、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

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代表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他们撰写或翻译了一批包含新思想的书，这些书不仅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其中就有后起的社会学。在救国维新、向西方学习的背景下，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可以分为传入、本土化的最初努力、中断和恢复重建等四个时期。

1．传入时期（1891～1930年）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以“群学”之名开讲社会学；1896年，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最先明确采用“社会学”一词；而系统地介绍、翻译社会学有关论著的工作则始于严复。

（1）传入社会学的先驱者——严复。

在这一时期，严复是介绍、翻译西方社会学著作的第一人。严复（1854—1921）翻译了斯宾塞的社会学专著《社会学研究》，并把它定名为《群学肄言》，1903年出版。所谓群学，是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以预测未来。所谓肄言，即是探究社会的功能，提出治理社会问题的方法。一般认为，这是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开始。

（2）社会学从日本传入中国。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心。他们认为，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他们成功地建立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习。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派遣了很多留学生，尤其派往日本的留学生最多。1896年向日本派出第一批留学生13人，而1905年以后，每年留学日本的学生竟高达10 000～15 000人。那时，日本的社会学课程在一般学校已普遍开设，尤其在法政学校和师范学校开得更为普遍，因此在那里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有很多学过社会学。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就成为在中国传播社会学的先导者。此外，社会学还通过翻译日文教科书和专著传入中国，如1902年章太炎翻译的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

（3）美国教会学校对社会学的移植

在1844年中美签订的《望厦条约》中，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口岸外，还迫使中国政府接受美国人来华传教。此后，宗教活动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教会主办的教育事业发展很快，一方面对信教者进行基督教教育，另一方面在各地兴办大、中、小学校。最早开设社会学课程的教会学校是圣约翰大学（1908年）。1925年，上海沪江大学、清华学校、金陵大学、山东齐鲁大学、燕京大学、广东岭南大学、长沙雅礼大学等基督教学院都有社会学教学的记录。

总之，1910～1930年期间，中国的社会学教学研究显现了截然不同的外国特点和宗教特征，因此可以称为美国教会学校社会学。这门学科几乎毫无例外地均由美国传教团体建立的基督教学院加以扶植，学院里所有的社会学教师都是美国人，其中大多数人受过宗教教育。

2．本土化的最初努力（1931～1951年）

社会学本土化，对中国而言，就是社会学中国化，也就是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

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的发展有两条并行不悖的主线：一是继续介绍社会学学说，二是注重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后者就是社会学本土化努力的最初尝试。正是在这个时期，社会学本土化开始生根、开花、结果，社会学者把重心转向了社会调查研究，写出了许多研究中国社会的专著。比如，陈达的《人口问题》，许仕廉的《人口论纲要》，柯象峰的《中国贫穷问题》，李景汉的《中国农村问题》，孙本文的《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等，都以中国社会为对象，或者多引用本国统计资料，从各方面论述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学会、社会调查所、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的大多数研究，是以中国人口问题、劳工问题、贫困问题、农村城市问题等为主题的，其调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也是社会学本土化努力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基础上，有分析地借鉴西方社会学合理的范畴、概念、观点和方法，紧密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开展社会研究，为中国革命事业造就人才，为制定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李大钊、毛泽东、陈独秀、李达、瞿秋白等一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发展这一传统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兴国调查》等著名的调查报告，为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毛泽东还总结了调查研究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调查研究的系统理论和方法，其中比较重要的有：①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② 既要注重中国社会研究，又要了解外国的情况；③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反对本本主义》《“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农村调查》《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专著中。

3．中断时期（1952～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科学和文化教育事业处于改造的复杂环境中。1951年1月到1953年，政府对高等教育及其体制进行改革。在院系调整中，全国20个社会学系先后被取消，社会学教授改行。从此，高等院校社会学教学和研究完全终止。当时这样做的原因有三个：①学习苏联的办学模式和学科设置。苏联没有社会学系，中国也不要；②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要社会学这一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了；③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存在社会问题，不需要进行社会学研究。1957年，一批社会学教授建议恢复社会学，可他们差不多都被打成右派分子。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再没有人提重建社会学学科问题。尽管社会学领域的一些问题仍然在其他学科名义下继续研究，但整个学科不存在了。大批社会学家从事学术研究的权利被剥夺了，这给中国社会学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同时也使中国的社会经济遭受了极其严重的创伤。

4．恢复重建时期（1979年以后）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把中国社会推向了一个新时代。社会科学繁荣的春天来到了。中国社会学的恢复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委托，采取上门拜访、座谈会和通讯等形式，向过去社会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和其他学者征求恢复和重建社会学的意见。1979年3月15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在北京召开“社会学”座谈会，共同探讨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问题。在座谈会上，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代表党中央为社会学正名。从科学、政治角度为社会学恢复了名誉。会上宣布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费孝通当选为会长，雷洁琼当选为副会长。随后，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有党中央的关怀，有具体部门的得力措施，有老一辈社会学家和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工作开始并走向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其一，中国社会学正逐步走向成熟。费孝通教授曾经提出社会学学科建设要有“五脏六腑”，即学会、研究所、社会学系、图书资料中心以及刊物、出版社、教材等，已初步具备。到1998年，全国30个省市成立了社会学会，各省市社会科学院已经建立了30多个社会学研究所或社会学研究室。全国有16所大学建立了社会学系，有社会学博士点3个，硕士点10多个。“中国社会学国际研讨会”、“社会心理学高级研讨班”、“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社会学方法高级培训班”等活动的开展，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社会学的交流与合作，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合作和交流也日益广泛和深入。

其二，经过广大社会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社会学已在中国这块广袤而肥沃的土地上扎根、生长、开花、结果，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贡献了一份力量。它的影响遍及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其他社会科学，对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提高了党和政府决策部门对社会发展和社会问题治理的重视程度。国家在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时，开始把经济发展计划改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社会发展计划的内容逐渐扩充、具体。同时，政府结构中，社会管理和社会研究部门相继成立。比如，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社会发展局，国家统计局建立了社会统计司，民政部先后成立了社会福利和社会进步研究所、社会工作和服务研究中心，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了社会发展司，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了社会发展部等。从中央部门到地方，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都主动邀请社会学专家参加。

其三，社会学本土化在新形势下的进展。中国内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社会学界在实践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引进西方社会学出现的“食洋不化”的弊病，部分学者大声疾呼要“摆脱西方学术论点或优势”，“在学术上求独立”等，并为此召开了社会学中国化理论研讨会，出版了《社会学中国化》（1985年）论文集。中国内地恢复社会学后，费孝通一开始就提出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学（1979年），接着又提出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1980年）。在1982年中国社会学学会年会的讲话中，他则明确提出了建立“一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密切结合实际的、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社会学”^[8]。1987年，中国内地学者在山东淄博召开了“社会学中国化理论研讨会”，费孝通在“贺词”中说：“当前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是要我们去具体实践的问题，而不是应当不应当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我想不但中国这样，其他国家也有同样的一种倾向，就是我们要把研究自己的社会作为一个主要课题，这可以说是七八十年代社会学的一个总的趋势。”^[9]他本人身体力行，带领社会学工作者把小城镇、乡镇企业、边区开发等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作为主要课题，不维书，不维上，不维古，不维洋，努力为服务社会作贡献。尽管如此，社会学界已经充分地认识到目前自身学科水平尚低，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的困难和压力还不少，还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