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昊
2015年3月28日，经中国国务院授权，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简称《愿景与行动》）。《愿景与行动》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以及主要措施，将“一带一路”倡议明确为具体的行动指南。从《愿景与行动》的内容来看，东北亚地区没有被整体纳入“一带一路”的重点合作区域。综合考虑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战略地位和区域合作的新形势，我国应该尽快将东北亚地区确定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区域，积极争取东北亚地区各国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努力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
一、《愿景与行动》中东北亚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战略地位
尽管《愿景与行动》并未将东北亚地区完全排除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范围之外，但其中涉及东北亚的内容相对较少，东北亚地区没有被确定为“一带一路”的重点合作区域。
（一）从“一带一路”走向和重点经济合作走廊布局方面分析
《愿景与行动》非常明确地勾画出了“一带一路”的基本走向。其中的“一带”即丝绸之路经济带，有三条：一是从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二是从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三是从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一路”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两个重点方向：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从上述内容来看，《愿景与行动》所勾画的中国“一带一路”对外开放布局，总体上具有更加重视向西开放、兼顾向南开放的基本特征，而东北亚地区没有被列入“一带一路”重点指向或者经由的地区。
《愿景与行动》在明确“一带一路”走向的同时，还提出了在此过程中要重点建设的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即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在六大经济走廊中，只有中蒙俄经济走廊属于东北亚地区。按照通常的理解，中蒙俄经济走廊主要有两条：其一为从中国京津冀经二连浩特、蒙古国乌兰巴托至俄罗斯乌兰乌德的铁路沿线城市和地区；其二为从北京或大连经沈阳、长春、哈尔滨、满洲里至俄罗斯赤塔的铁路沿线城市和地区。[1]从这个角度看，东北亚的部分地区已经被纳入到“一带一路”的重点国际经济合作区，因此东北亚并没有被排除在“一带一路”之外。然而由于朝鲜、韩国、日本没有被列入“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范围，东北亚地区实际上也没有被完整地纳入“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这与其他周边国家和地区均被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区域形成了巨大反差。
（二）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机制方面分析
《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机制选择，即积极利用和提升现有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而不是另起炉灶、建立新的合作机制。具体说来，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双边合作机制，即中国与有关国家已有的双边联委会、混委会、协委会、指导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等双边磋商机制和联合工作机制；二是多边合作机制，即现有的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三是有关国际论坛、展会等国际合作平台，主要包括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欧亚经济论坛、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博览会、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前海合作论坛等。此外，《愿景与行动》还提出支持沿线国家、民间联合举办专项投资、贸易、文化交流活动，并倡议建立“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
中国参与的东北亚次区域合作机制和合作平台非常多，但“愿景与行动”只提到了在哈尔滨举办的中国－俄罗斯博览会，而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大图们倡议（GTI）、东北亚地方政府首脑会议、中国东北亚博览会等均未提及。从这个角度同样可以看出，东北亚没有被纳入“一带一路”沿线的重点合作区域。
（三）从“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内开放布局方面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构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国内各个地区的对外开放与跨境经济合作紧密结合，从而构建内外联动的开发开放新格局。正是按照这个思路，《愿景与行动》概括性地提出了西北、东北、西南、沿海和港澳台、内陆等地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开发开放总体方向与战略布局。
关于西北地区的开发开放，《愿景与行动》高度重视新疆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将其定位为西北开放的重要窗口、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与文化科教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此同时，《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区及相关重点城市的开发开放任务，即将其建设成为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与物流基地。
关于西南地区的开发开放，《愿景与行动》突出强调广西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将其定位为面向东盟的国际通道、西南和中南地区开放发展的新战略支点、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与此同时，《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了将云南打造成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的发展目标。
关于沿海和港澳台地区的开发开放，《愿景与行动》将沿海地区明确定位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前沿，并特别强调将福建建设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愿景与行动》还将东南沿海地区的大部分国家战略规划区建设，如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海南国际旅游岛等，列入了“一带一路”重点任务。上海、天津等15个沿海城市的港口建设，上海、广州等国际枢纽机场的功能强化，也被明确列入其中。与此同时，《愿景与行动》还提出了推动港、澳“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为台湾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作出妥善安排”。
关于内陆地区的开发开放，《愿景与行动》高度重视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呼包鄂榆、哈长五个城市群建设，并特别提出将重庆打造成为“西部开发开放重要支撑”，推进“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建设，支持“郑州、西安等内陆城市建设航空港、国际陆港”，推动“建立中欧通道铁路运输、口岸通关协调机制，打造‘中欧班列’品牌”。
比较而言，《愿景与行动》对于东北地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对外开放布局则阐述得非常简单，在定位方面仅将其确定为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并且在对外开放重点任务方面也仅考虑了与俄罗斯、蒙古的通道建设和陆海联运问题。尽管在内陆地区开发开放布局中提到了哈长城市群，但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无一被提及并明确发展定位。从这个角度看，在《愿景与行动》确定的“一带一路”地方开发开放布局中，东北地区的地位不仅明显低于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和沿海地区，甚至与一些内陆地区相比也存在着明显差距。
二、提升东北亚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战略地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尽管《愿景与行动》对东北亚地区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有的学者也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周边地区暂不应包括东北亚国家，[2]然而无论从东北亚地区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来看，还是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潜力与前景来看，都存在提升东北亚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地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提升东北亚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战略地位的必要性
将东北亚地区整体纳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区域，可以更好地实现我国“经略周边”的战略目标，有效地发掘“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潜力，同时也能为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第一，提升东北亚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经略周边”战略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更加重视周边外交和全面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2013年10月，中央召开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周边外交座谈会，确定了新时期周边外交工作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总体布局，并且明确了解决周边外交重大问题的工作思路和实施方案。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并以此深化互利共赢格局，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内容和“经略周边”的重要载体。[3]
从政治与安全利益方面看，东北亚地区的任何重大国际问题都直接关系着中国的战略利益和核心利益，没有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中国就谈不上有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不仅如此，与东北亚国家关系的发展状况对中国周边地区形势也存在重大影响。例如，近年来，日美同盟的进一步强化以及日本在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外交活动等，都深刻影响着中国周边形势和周边外交的成效。因此，发展与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关系和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关键环节之一。从经济方面看，东北亚地区是全球范围内经济发展潜力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是与北美、西欧并列的世界三大核心经济区，日、韩、俄、朝、蒙五个东北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均为中国，深化区域合作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北亚地区各国的经济利益。根据中国海关统计，中国与上述东北亚国家的贸易额约占对外贸易总额的16．5%，其中日本、韩国分别为中国的第二、第三大贸易伙伴国。进一步发展与东北亚各国的经贸关系，对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作为“经略周边”重要载体和支撑的“一带一路”倡议应该充分考虑东北亚地区。
第二，提升东北亚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有利于提高实施该战略的经济可行性。“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是促进沿线各国的共同繁荣与各领域区域合作的深入发展。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均为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和内容。对于任何经济合作来说，经济效益都是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只有符合各方经济利益和能够产生合理回报的经济合作，才能引起各方的持续重视并获得持续投入，相关合作项目才能得到持续发展。《愿景与行动》也明确提出，“一带一路”建设要坚持市场运作和遵循市场规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企业的主体作用。因此，在思考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既应该具有战略性大局意识，同时也应该充分考虑投资和项目回报，特别是要从经济运行角度分析相关项目合作的可持续性。无论是看好“一带一路”前景的观点，还是对其抱怀疑态度的声音，最终落脚点都是经济可行性问题。
从经济可行性方面看，将东北亚地区整体纳入“一带一路”重点区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带一路”贯穿欧亚非大陆，经过腹地各国将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和发达的欧洲经济圈相连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腹地国家、欧洲经济圈、东亚经济圈任何一方都不可或缺。没有欧洲经济圈和亚洲经济圈的参与，“一带一路”从建设到发展都将面临极为困难的局面。据有关专家估计，“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仅基础设施投资所需资金就高达6万亿美元。[4]因此，如何有效筹措资金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环节之一。在资金筹措方面，如果仅靠中国和腹地国家的资金投入，则不能满足建设需求，欧洲与东亚经济发达国家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分担建设成本非常必要。另外，即使实现了“一带一路”的贯通特别是设施联通，如果没有欧洲经济圈和东亚经济圈的参与，也难以长久维持贯通的格局。以目前已经开通运行的中欧班列为例，一些班列缺乏充足的货源保障，导致运营成本非常高，不得不靠政府补贴维持运行。[5]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得到任何财政或专项资金补贴而完全按照市场化运营的“营满欧”班列受到了广泛关注。该班列能够有效运营的原因很多，其中积极组织韩国货源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2014年，“营满欧”班列集装箱发送量达21 678标准箱，其中韩国过境货源达8 170标准箱，约占总发送量的38%。[6]东亚经济圈的关键则是中、日、韩三个大经济体，中国应该积极争取让日本和韩国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
第三，提升东北亚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战略地位，有利于东北地区扩大开放和实现振兴东北工业基地的战略目标。近一段时期，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大幅度下滑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2014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GDP增长率分别为5．8%、5．6%和6．5%，分列全国各省（市、自治区）GDP增速排名的倒数第三位、倒数第二位和倒数第四位。2015年前三个季度，辽、吉、黑三省的GDP增长率分别为2．7%、6．3%和5．5%，分列全国各省（市、自治区）GDP增速排名的倒数第一位、倒数第三位和倒数第四位。东北地区经济陷入新一轮衰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对外开放度低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国家决策部门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在历次出台的相关政策中，推动东北地区扩大开放一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例如，2014年8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务院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明确提出，东北地区“要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全面提升开放层次和水平”[7]。
东北地区扩大对外开放，首先要与毗邻的东北亚各国加强经济合作。《愿景与行动》仅将东北地区定位为向北开放的门户，在开发开放重点任务方面也仅强调东北地区与俄罗斯的跨境经济合作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然而，东北地区振兴不仅需要扩大向北开放，更需要扩大向南开放，甚至是努力加强与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从这个角度看，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应该对东北地区的开发开放给予更多的关注，并且对东北亚各国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有一个新的安排。
（二）提升东北亚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战略地位的可行性
《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一带一路”具有高度的开放性，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不寻求自己的势力范围，因而其重点合作区域扩展并不存在原则性障碍。《愿景与行动》还明确提出，“‘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因此，将东北亚地区全域纳入“一带一路”重点合作区域是否可行，关键在于东北亚地区各国是否愿意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以及推进东北亚区域合作是否比推进其他地区的区域合作难度更大。
首先，东北亚地区各领域、各层次的区域合作启动早，发展基础相对较好，取得早期收获的可能性大。在次区域开发合作方面，1992年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组织下就启动了图们江区域开发项目（TRADP）。经过多年的努力，其合作机制已由项目合作发展为综合性多边论坛，即“大图们倡议”，合作区域的范围也从狭小的图们江下游三角地带扩展至大图们区域（GTR）。尽管大图们倡议框架下的区域合作取得的实质进展并不多，但并不能因此怀疑大图们倡议的存在价值和其在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开发合作方面所作出的贡献。长期以来，在大图们倡议秘书处的组织下，有关各方对该地区交通物流合作、跨境旅游合作、能源合作等展开了大量细致的研究，为各种合作项目的启动和实施做了非常好的准备。
其次，在功能性合作方面，各个领域也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例如，东北亚地区多层次环境保护合作机制已经基本确立。不仅中国已经与俄、韩、日、朝、蒙等东北亚各国签署了双边环境保护合作协议，而且日蒙、日韩、俄韩等国之间也分别签署了双边环境保护合作协定。该地区既有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TEMM）、东北亚环境合作会议（NEAC）、东北亚次区域环境合作计划（NEASPEC）等综合性环境合作机制，也有东北亚酸沉降监测网（EANET）、东北亚远程大气污染联合研究（LTP）等专项合作项目和合作机制。其中，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的层次最高，运作也最为成熟。[8]自1999年创立以来，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从未因任何原因而停止举办，至今已经连续举办近20届，为3国在10个优先领域开展对话、分享环保理念和加强政策协调提供了重要平台。在制度性合作方面，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已经正式生效。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已经进行了九轮，各方取得的共识越来越多，有利于加快谈判进程的因素正在不断增多。
最后，东北亚地区复杂的国际矛盾不能成为将该地区排除在“一带一路”重点合作区域之外的理由，相反，更应该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探索解决相关问题的途径。东北亚地区之所以未被整体纳入“一带一路”重点合作区域，最可能的解释是近年来东北亚地区局势日益复杂化，地区矛盾和纷争日趋凸显，能否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带动东北亚地区区域合作，各方面并无充分把握。
东北亚地区区域合作的确一直受政治因素影响而难以取得重大突破。无论是图们江地区开发项目的推进，还是大图们倡议合作机制的运作，政治安全因素的影响一直非常明显。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也严重受制于各种政治障碍。[9]在东北亚地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也必将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和积极介入东亚事务的举措，必将持续影响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日本对中国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持极度消极态度，并且一直试图与美国等国联合在周边地区围堵中国。在部分亚洲国家的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日本也总是以中国的竞争者而非共同参与者的身份出现。日本政府的这种政策方向恐怕短期内难以改变。朝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以及朝鲜的政策走向，也必将直接影响“一带一路”向朝鲜半岛延伸的成效。
尽管如此，在政策取向方面仍不能将东北亚地区排除在“一带一路”重点合作区域之外。实际上不仅东北亚地区存在各种各样制约共建“一带一路”的政治因素，中亚、西亚、南亚以及东南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其政治矛盾和地区形势甚至比东北亚地区还要尖锐和复杂。国家间纷争、民族与宗教冲突、恐怖主义威胁、大国政治博弈、政治动荡均是“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努力应对的政治风险。[10]另外，“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长期的重大战略，有效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简称“五通”）发展目标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不能因为某个地区当前政治矛盾突出就将其排除在重点合作区域之外。“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通过多领域深入的经济合作增进中国与有关各国的共同利益和互信互敬，最终建立起共同繁荣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而这也应该成为中国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最终目标。
三、在东北亚地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课题
在东北亚地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自然应该以“五通”为最终目标。当然，在东北亚地区全面实现“五通”建设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更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为此，应根据本区域的实际情况明确区域合作的优先课题并加以重点推进。
（一）加快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
日本政府对全面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显然态度消极，短期内不能期望其发生根本的态度转变，但我们不能因此完全放弃争取日本最终加入“一带一路”的长远目标。中国主动提出希望和欢迎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释放努力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诚意，绝非标志着中国在重大核心利益方面对日低头让步，而是更能体现我国外交工作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效结合。实际上，即使日本不明确表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实质性地开展一些双边或多边合作，从大局来看也是在东北亚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就是在东北亚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日韩三国是东北亚地区的重要经济体，三国经济总量占全球1／5，总人口超过15亿，相互间的经贸关系极为密切。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对于进一步整合东亚经济圈，并以此支撑“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由于长期受政治缺乏互信、各自弱势产业问题突出、外部势力干扰强烈等问题制约，[11]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启动晚、进展小。
目前，出现了一些有利于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条件，中韩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就是其中之一。根据中韩两国协定，在货物贸易方面，中国最终将有91%的产品对韩国取消进口关税，覆盖中国自韩国进口额的85%；韩国最终将有92%的产品对中国取消进口关税，覆盖韩国自中国进口额的91%。由于日韩在对中国出口方面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因此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必将对日本产生较大压力，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日本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相对消极的态度。
TPP谈判达成基本协议，对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长期以来，美国反对东亚地区出现将其排除在外的区域合作组织的态度，一直深刻影响着日本区域合作战略的选择。在TPP达成基本协议和美韩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已经生效的背景下，美国对中日韩加强区域合作的态度可能会有所软化。
中日、日韩关系呈现出的“稳中求进”的发展态势，使得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政治环境有所改善。2015年11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时隔三年后重启，各方都表现出了改善彼此间关系的意愿，两个双边关系总体上摆脱了持续多年的“螺旋式下降”状态。
此外，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和TPP基本协议，可以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解决一些复杂的敏感问题提供重要借鉴。农产品贸易、服务业市场开放、弱势工业部门市场开放、贸易便利化等都曾是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TPP谈判的分歧焦点问题。无论是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还是TPP基本协议最终都妥善处理了彼此间的分歧和矛盾，实现了各方利益的基本平衡。中国应该抓住当前的有利机会，充分借鉴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TPP谈判的经验，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加快。
（二）加快提升和完善大图们倡议区域合作机制
次区域开发合作既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也是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关键领域。如前文所述，在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开发合作过程中，大图们倡议合作机制功不可没。特别是大图们倡议秘书处克服重重困难，在积极推动有关各国在交通物流合作、能源合作、投资合作、旅游合作、环境保护合作等方面展开了研讨和磋商，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合作计划或方案设想。
当然，大图们倡议区域合作机制也存在许多严重的内在缺陷。例如，有关各国中央政府的参与水平明显偏低，大图们倡议决策机构，即参加“协商委员会”的各国政府代表仅为副部长级，很难就重大区域合作问题展开有效的磋商并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大图们区域的地理范围划定不仅与合作目标不匹配，而且没有考虑经济合理性问题；大图们区域不具有融资机能，其在推动建立区域融资保障机制方面的努力一直没有取得实际成效。[12]因而，如果不提升和加强大图们倡议合作机制，而是仅仅依靠现有合作机制，就很难实质性地推动东北亚次区域的合作开发。
将东北亚地区纳入“一带一路”的重点区域，并与有关各国共同提升大图们倡议区域合作机制，可以为东北亚次区域开发合作提供更有力的组织保障。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提升各国中央政府在大图们倡议区域合作机制各项决策活动中的参与水平，即将“协商委员会”中各国政府代表由副部长级提高至副总理级甚至总理级，以便能够达成更有法律约束力的行动计划或协议。二是根据区域合作的目标和优先领域要求，进一步扩展大图们区域的地理范围，争取将我国京津冀地区和山东半岛、日本西部沿海地区、俄罗斯全部远东地区、整个朝鲜半岛都纳入合作区域范围，从区域整体考虑，确定优先合作领域和具体合作项目，以提高有关各国对大图们区域合作的重视程度。三是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正式运营以后，应该为大图们区域重点基础项目建设提供融资支持，尽快消除制约区域交通物流合作的瓶颈。近期应尽快启动修建中国阿尔山－蒙古乔巴山铁路和中国黑河－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跨黑龙江（阿穆尔河）大桥，提高俄罗斯波谢特港、纳霍德卡港、扎鲁比诺港及相关附属设施的货运能力，加快推进朝鲜罗津港以及中国珲春－朝鲜罗先公路的改扩建项目。四是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参与大图们区域合作的机制建设，使有关各国在大图们区域范围内的所有省级地方政府都积极参与GTI“地方发展论坛”，形成各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协调推动大图们区域合作的新格局。习近平主席2014年7月访问韩国期间与时任总统朴槿惠共同签署的《联合声明》明确提出，两国将努力使“大图们倡议发展成为引领今后东北亚地区发展的经济合作机构”[13]。中韩两国应该共同努力将共识变为现实。
（三）在其他地区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东北亚地区各国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还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有关各国的合作不应仅仅局限于东北亚范围内的区域合作，也需要看到“一带一路”建设为东北亚各国加强与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各国的合作所创造的新机遇。
近年来，中日之间围绕亚洲部分国家铁路建设项目的竞争引起了广泛关注，特别是中日在竞标印尼高铁、泰国高铁、印度高铁方面的激烈竞争，最为引人注目。中日两国领导人直接参与项目推介并与项目所在国领导人协商，部分项目的竞标价格和融资条件不断降低，竞标过程一波三折。无论对中日之间的高铁项目竞争进行何种解读，都必须承认这是非常正常的经济现象。中国和日本都拥有非常成熟的高铁建设技术，两国相关企业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互为强劲的竞争对手。不仅如此，高铁项目建设和后续运行的市场规模庞大，成为项目主承包方就可以占领巨大的设备出口市场和维护市场。因此，中日企业在这一领域的竞争必将继续下去，两国领导人也不会停止为本国相关企业开拓市场做出努力。早在中国建设高铁项目的初期，日本、德国、法国等也曾经为获得项目承建人资格而发生过激烈竞争，因此，对此进行过度的政治化解读并不具有合理性。
当然，在承认这种现象的合理性的同时，也需要看到这种过度竞争可能存在的风险和问题。大幅度降低投标价格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项目承包方经济收益的大幅度降低，甚至有可能出现亏损。过度放松融资条件，则必然提高融资风险。因此，为了更好地规避相关风险，中日之间应该探讨联合参与竞标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在资源开发领域，中日韩三国也可以开展广泛的合作。中日韩均为资源进口大国，为保障资源特别是油气进口安全，三国高度重视与资源生产和出口国的外交关系，经常围绕资源开发项目展开激烈的外交竞争。2014年6月，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出访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三个“‘欧亚倡议’构想的核心国家”，并重点探讨了与这些国家的能源等资源合作问题。[14]2015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访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五国，确保石油、天然气和铀等资源的稳定供应也是其与中亚各国领导人会谈的重点内容之一。[15]
中日韩三国不仅应该看到彼此在确保资源稳定供应方面的竞争关系，也应该看到加强合作的巨大潜力。如果三国企业能联合进行项目竞标、共同开发并广泛开展运输合作，就能够共同减少“亚洲原油溢价”等问题给三国造成的重大损失。[16]目前，韩国企业通过中国的“营满欧”中欧班列进行货物运输，既为自身开辟了一条通向欧洲的便捷通道，同时也提高了该货运班列运行的经济可行性。总之，包括中日韩三国在内的东北亚各国不仅在本地区共建“一带一路”方面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在其他地区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也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和共同利益。
［吴昊，吉林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东北亚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陈永昌．构筑中蒙俄经济走廊龙江丝路带［EB／OL］．（2015－04－21）［2017－02－21］．http：／／www．cssn．cn／zt／zt＿xkzt／2／anjing／a4／201504／t20150421＿1595379．shtml．
[2]谷源洋．大国汇聚亚洲与中国“经略周边”——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思考［J］．全球化，2014（12）：37－47．
[3]谷源洋．大国汇聚亚洲与中国“经略周边”——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思考［J］．全球化，2014（12）：37－47．
[4]“一带一路”基建投资总规模或高达6万亿美元［EB／OL］．（2015－06－16）［2017－02－17］．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5／0616／c1004－27159292．html．
[5]地方政府高额补贴抢市场中欧铁路：驶出易返程难［EB／OL］．（2015－12－03）［2017－02－19］．http：／／money．163．com／15／1203／07／B9T67J1O002526O5．html．
[6]中欧海铁联运走俏“营满欧”开行达一周6班［EB／OL］．（2014－08－05）［2017－03－01］．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4－08－05／854011．html．
[7]国务院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EB／OL］．（2014－08－19）［2017－03－01］．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819／c1001－254959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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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晓兰．如何应对美国干预成中日韩建设自贸区挑战［EB／OL］．（2014－04－20）［2017－02－20］．http：／／news．sina．com．cn／c／2014－04－20／13172997277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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