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女权主义的启蒙理论

第三节　女权主义

英文“feminism”在中文里有两个翻译。早期译成“女权主义”，强调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要求。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用“女性主义”来代替女权主义，目的是淡化西方“激进”女权主义运动的色彩。我们根据语言约定俗成的习惯，且统一称“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一词最早在19世纪90年代出现在法国，后传到欧洲和美国，并逐渐流行开来。五四时期，“女权主义”传入中国。“男女平等”的观念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之一，直接促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

在欧洲，女权主义的思想源远流长，薄伽丘、蒙田、乔叟等人文主义先驱都曾发出“男女平等”的呼吁。18世纪，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成功，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思想领域发出民主和人权的呼吁。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他的《爱弥儿》一书中指出旧教育的失败，提出了建设新教育的系统方案。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天赋人权”的思想，攻击社会的不平等，被称为是“近代女性运动的点火者”。但是他同时提出女子的教育应该以贤妻良母为宗旨。英国女教师、记者兼翻译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1792年发表的《为女权辩护》一书中，批判卢梭的女性观，揭露男性的专横和女性所遭受的屈辱，要求给予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权利，特别是受教育的权利。

沃斯通克拉夫特早在二百多年前就已经说过“女性从儿童时代期起被塑造成女人”⁽⁶⁾，这是因为，她解释说:“她们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给她们留下印象，引起她们感情的共鸣，塑造她们的观念，所有这些都给她们的思想打下性别的印记。”⁽⁷⁾沃斯通克拉夫特被认为是早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就在《为女权辩护》发表的前后，英国诗人罗伯特·彭斯在他《女性的权利》一诗中写道:

欧洲的眼睛总是盯着大事，

王朝的命运和王位的崩落；
治国的庸医炮制着各自的花样，
连孩童都咿呀着男人的权利；
在这巨大的喧嚣中，让我提一句，
女人的权利，同样值得关注⁽⁸⁾。

西方启蒙女权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19世纪中叶，穆勒是唯一一位讨论过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原则的主要政治哲学家。他的名著《女性的屈从地位》在1869年出版时，曾引起许多人的敌意和嘲笑，但是这部著作还是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他在这部著作中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应当将启蒙主义用于女性。这种启蒙主义认为，一种体制唯一的存在理由在于符合理性。女性的屈从地位是早期历史野蛮时代的产物，是一群人强迫另一群人的结果，远非一种自然的秩序，只是因为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它才被当作自然的秩序。他当时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是:“一个性别从属于另一性别是错误的。”他认为，女性的能力看上去确实低于男性，但这是长期的社会压迫和错误教育的结果，是压抑一方激励另一方的结果。

以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穆勒等人的女权主义启蒙理论作为代表，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浪潮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兴起。自19世纪中后期始，英法等国迫于压力相继通过了保护女工的立法，减少劳动时间，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和保障福利。在英国的一些城市，纷纷成立“妇女参政协会”，1898年统一为“全英妇女选举权协会联合会”。与此同时，女权主义运动在瑞典、挪威、芬兰等北欧国家迅速传播。北欧国家素有男女平等、女性要捍卫自己尊严的思想。挪威戏剧家易卜生（1828—1906）创作了《玩偶之家》（1878），剧中娜拉反抗丈夫的权威，毅然抛下三个子女离家出走。她说出了一句在当时振聋发聩的话:“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⁹⁾娜拉的出走很快震动整个欧洲，继而影响了世界各地的妇女运动。在中国，娜拉更是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代名词。

20世纪初，女权主义运动风起云涌。这一时期妇女运动的一个杰出人物是德国人克拉拉·蔡特金，她是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领袖之一。为了宣传妇女解放，领导妇女为实现男女平等而斗争，蔡特金于1891年创办了《平等报》，介绍妇女的生活，反映了她们的痛苦，宣传进步思想。1907年8月，第一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大会在德国的斯图加特召开。会上决定成立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把《平等报》作为机关报，并选举蔡特金为书记处书记。1910年8月，蔡特金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国际妇女代表大会，大会建议为纪念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纺织女工要求“男女平等”的示威游行，将3月8日定为国际劳动妇女节，以团结各国妇女共同战斗。这项建议得到全体与会者的热烈赞同，克拉拉·蔡特金的名字由此而同“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紧紧联系在一起。她被誉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女性以不同的方式为国服务，有些甚至与男性并肩战斗，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尊敬。不久妇女协会如雨后春笋四处涌现。

第一次女权主义浪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女性的选举权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就业和受教育状况也得到了改善，西方社会陆续通过了关于妇女财产权、选举权的法案。1920年美国妇女获得选举权，在英国，妇女获得选举权分两个阶段:1919年规定女性获得选举权的年龄为三十岁，十年后规定女性二十一岁就可以获得选举权。以男女在受教育、就业和选举方面的平等权利为核心的女权主义概念的形成，为以后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打下了基础。但是这一系列法案并不能保证妇女的完全独立和自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各种解放运动为女权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并在60年代形成了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二次高潮。但是在美国女权主义出现一次短暂的消退期。60年代美国的所谓“快乐的家庭主妇”现象是指妇女退回到家庭，充当小康家庭的贤妻良母。一些工作的女性也大多从事图书管理员、秘书之类的辅助性工作。更为关键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认为职业女性不符合女人的天性。这时候许多女性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60年代中期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风起云涌，极大地促进了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1966年美国成立了全国女性组织。1974年美国五十八个工会的几千名女性在芝加哥召开会议，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工会女性联盟”。有关妇女的刊物大量出现，宣传女权主义思想。在英国，大量妇女协会成立。1969年还成立了“全英男女平等权利委员会”。女权主义运动在其他欧洲国家、亚洲等地区也蓬勃发展。女性在接受教育、工作机会、政治权利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在这个阶段还出版了众多的女权主义研究著作，为妇女运动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指导和舆论准备。以波伏娃的《第二性》、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米切尔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以及米利特的《性政治》等著作为代表，社会性别概念被大量地运用到对两性不平等关系的分析中，为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高潮的到来推波助澜。而且大量理论著作的出现标志着女权主义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有了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从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西方女权主义思潮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从二次大战到80年代西方女权主义主要包括三个派别，即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下面我们扼要介绍这三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经典著作。

首先，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它反对强调性别的差异，认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主张消除实现男女平等的障碍。它认为教育机会不均是造成男女差别的一个根本原因。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在法律和政治领域替女性争取正当的权利，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前面提到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穆勒是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先驱。美国女作家贝蒂·弗里丹是当代的杰出代表，在1963年出版了《女性的奥秘》一书。她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五年间里，美国女性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社会发展，女青年毫无事业心。究其原因是因为“二战”以后舆论、教育和广告等鼓动女性回到传统的女性角色中去，规劝她们待在家里操持家务、照顾丈夫、抚养子女。“幸福的家庭主妇”成为美国妇女梦想中的理想形象。弗里丹认为这种现象束缚了女性的自由发展，同时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提出女性应该像男性一样追求独立和自由，号召她们战胜各种歧视和偏见，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坚持从事创造性的工作，使自己获得新生。《女性的奥秘》是女权运动里程碑式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新一代美国妇女的觉醒，推动了六七十年代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弗里丹本人被称为“妇女界的小马丁·路德·金”。

其次，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它将女性所受到的压迫与资本主义的阶级压迫联系起来，探究造成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和经济原因。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里女性往往在工资收入、工作种类等方面遭遇不平等的对待。女性遭受资本主义体制和父权体制的双重压迫。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波伏娃于1949年出版著作《第二性》，该书被认为是存在主义女权主义的代表作，其中不乏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思想。她在书中指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¹⁰⁾“第二性”，在她看来，不仅仅指女性在社会地位和公民地位上不如男性，而且含有女性是“次等人”的意思。波伏娃提出:“听天由命只能意味着退让和逃避，对女人来说，除了谋求自身解放，别无他途。”⁽¹¹⁾不要幻想男人解放女人，女人的问题要靠自己来解决。波伏娃的女权主义思想对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和学术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鉴于她的贡献，巴黎塞纳河上有一条步行桥被命名为“西蒙·德·波伏娃大桥”。

巴黎的西蒙·德·波伏娃大桥

英国的朱丽叶·米切尔1966年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一文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女权主义相结合，解释妇女受社会压迫的原因。她把妇女的劳动分为四个部分，即生产、生育（再生产）、性生活和儿童的社会教化。她认为这四个部分又是相互联系的，指出解除妇女的压迫必须从这四种结构上进行革命。《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是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中的一部纲领性文献。

最后，激进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父权制是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本原因，性别压迫是最根本最普遍的形式。她们强调反抗男性对女性的身体统治，主张消除使女性处于屈从地位的生理差异，从而使女性能获得尊重和自主权。如美国女作家凯特·米利特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核心根源是“父权制”。在她的著作《性政治》中，她提出父权制的男女关系是一切权力关系的范式。“父权制”确保男人对女人实行统治的各种制度及相应的价值观念。父权制是普遍的、无所不在的，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中，并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妇女的解放并不是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妇女的权利后就能实现，也不是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就自然完成，而是要在一切领域、一切社会体制中改变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她认为要进行一场性革命，目的是“结束男权制，废除大男子主义思想和带有大男子主义思想的地位、角色和气质的传统的社会化方式”⁽¹²⁾。

凯特·米利特

舒拉米斯·费尔斯通提出妇女是作为一个性阶级而存在的，男性对性生活和生育的控制是妇女受压迫的主要原因。在《性的辩证法》中她提出，基于生物性别的差异，男女在再生产（生育）过程中扮演着非常不同的角色，正是这一点导致了阶级起源的第一次劳动分工，也提供了基于生物特征的等级歧视制度范式。在她看来，阶级首先出现在男女之间；为人津津乐道的“生孩子的快乐”不过是父权制的一个神话。生育和喂养孩子应该由男人和女人共同承担。她把妇女的解放寄希望于再生产技术的革命如现代的人工受孕、试管受精。一旦再生产的生物现实被战胜，生物上的特性在文化上将毫无意义，为维持生物家庭而强制的性别角色和性阶级也将消失，将人类分裂成二元对立的压迫的男性/被压迫的女性、资本家/工人等的一切关系、结构、观念都将被战胜⁽¹³⁾。

女权主义在帮助女性获得平等权利和改变她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功，但是也面临严重问题。一方面是女权主义的思想庞杂，观点不一致，政治倾向分歧严重；另一方面女性阵营内部互相攻击和指责，派系林立。比如，非白人女性指责大多数白人女权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她们从种族体制和实践中获得的好处。后殖民主义和跨文化批评将女性这个范畴解构成无数的碎片，不同的女权主义群体之间矛盾重重、壁垒森严。作为一个统一的女权主义不复存在，人们往往使用复数的女权主义（feminisms）。到了20世纪90年代，女权主义开始走下坡路。作为一种文化和社会批评的学科，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性别研究所取代。其中的主要热点话题包括后女权主义、男性气质研究和酷儿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