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发展周期与技术发展战略

科学技术发展周期与技术发展战略_科技促进发展

科学技术发展周期与技术发展战略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在我国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措施。因此，在理论上深入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探讨技术发展的战略，特别是结合我国的实际，研讨中国式的技术发展战略，是当前富有现实意义的迫切任务。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作一尝试性的探讨。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及其周期规律

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实践（包括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两者具有明显的因果联系。实践的发展是原因，科学技术的发展则是结果。在发展过程中，它们的基本状况是彼此对应的，有什么样的实践，才会有什么样的科学技术。实践对科学技术发展起着基础性的制约作用。在现代，尽管理论科学、技术科学、专业科学技术、科学实践、专业技术、生产技术呈现出复杂的发展周期，但发展的基础仍然是实践。这是由于，实践的发展决定了科学的性质和状况；实践的发展决定了科学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实践的发展决定了科学发展的速度；实践的发展使人的创造性能力越来越强，“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1]

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技术发展过程，是通过人们的科学认识来实现的。它实际上是一个科学的认识过程。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认识的提高首先是技术的提高。就生产来讲，是生产技术的提高；就科学实践而言，则是实验技术的提高。在此为何不说是工具的提高呢？当然，工具就它实践方面而言，似乎还说得过去，但从认识方面来看则不行。认识必须要有主观能动性的方面，技术显然具有这个特点，而且只有它才能在认识的能动作用中，起到主、客观的桥梁作用。

如果说科学认识就是获得客体的信息、加工获得的信息、检验被思维加工的信息（以下简称思维信息）的话，那么至少第一阶段和最后阶段的实现，是通过技术环节来完成的。无论在生产实践中还是在科学实践中，都是如此。生产工具、实验仪器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们都是物化了的技术。至于第二阶段，起桥梁作用的主要是科学的思维方法，亦可将它视为加工所获得信息的技术。人们可以通过技术，开发科学的自然信息资源，更多地占有自然信息，并将其转化为思维信息，实现科学认识过程中的第一次、第二次飞跃。科学方法则是有效地利用已占有的自然信息，实现第二次飞跃、抽象出科学定律或原理、建立理论体系的手段。B.默里曾总结说，“科学，特别是它的哲学上的姻兄弟科学唯物论，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支配着理性思维。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概念，越出了自然现象的范围”，^[2]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科学方法的作用尤为明显。

技术与思维方法两者在转化过程的不同阶段起作用，两者又是不可分开的。在认识直接同客观物质作用时，思维方法是通过技术起作用的；当认识直接同思维起作用时，技术是通过思维起作用的。因此，两者在实际过程中虽结合在一起，但主要方面却有不同。由此，我们可以把实践转化为科学发展的认识过程表述如下：实践发展→技术（思维方法）→思维方法（技术）→技术（思维方法）→科学实践→科学发展。可见，如果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实践的基础上促进科学的发展，就应该抓技术和思维方法这两个环节。

现代科学发展的直接基础是科学实践。要把实践发展转化为科学发展，着重点在于狠抓实验技术的发展和思维方法的提高，科学只要在此获得突破，必将取得重大进展。以上考察，可视为科学随实践发展的机理，也是转化的一个单独过程的规律。物质生产的发展过程是与此相一致的。因此，抓思维方法、技术这两个重要环节，无论对发展生产还是对发展科学，都具有战略意义。这也是抓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具体化和深化。为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问题，还必须进行历史的考察。为此，有必要深入考察科学随实践发展的历史和规律。

科学随实践发展而发展的过程，是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按历史发展顺序可简要表述如下：

现代科学随实践发展的大循环，是历史和现实的逻辑统一，亦即历史进化与个体发展的统一。它按历史发展的顺序包含着诸种小循环，小循环又能相对独立地存在。这就是现今存在多种科研形式和队伍的原因。这也表明，小循环既是相对独立存在的，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由于科学实验对于科学研究的优越条件，它在上述大循环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现在，人们常谈到生产的发展决定了科学的发展，又说科学要走在生产的前面，这应如何理解呢？其实，这两种提法都不无事实根据。但是，如果不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不进行具体的分析，就很可能出现自相矛盾。

在上述科学随实践发展的循环周期中，当处于第1、2种小循环的时代，科学根本谈不上走在生产的前面。在分化出科学实践以后，科学就不仅越来越可能，而且必然走在生产之前。特别是在科学实践又分化出专业技术实践、技术科学实践、理论科学实践后，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科学确实已走在生产的前面。如果无视历史发展的事实，一味把古代、近代的事实或对它们的结论，硬套在20世纪发达的生产和科学上，就必然要犯削足适履的错误。所谓谁走在前面的问题，实际上是谁是认识的直接来源、谁是归宿的问题；如果在科学实践中直接获得自然信息，然后达到科学真理后再反过来应用于生产，并导致生产的发展，那么应该说科学走在生产的前面，这是合乎逻辑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科学的发展往往表现在科学内外前沿的突破上。如果某些突破会引起科学全局的改观，则是科学上的重大突破。然而，无论是内前沿还是外前沿，要实现突破都要首先获得有关自然信息的突破。在科学已经有相当发展的今天，这种突破主要不是在生产实践中，而是在科学实践中，人们主要是通过技术物化为工具或实验仪器，获取有关自然信息。显然，3种科学实践的小循环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够独立地实现这些突破。它们能在各自的层次上取得科学进展，然后反过来作用于生产实践，促进其发展。

当然，生产实践可为科学实践提供一部分仪器设备（并非全部，有些纯属科学实践范围内研制的，如云雾室、气泡室和加速器等），但使用它们则仍在科学实验的范围之内。即使是现代化仪器设备研制中所依据的自然规律，一般也并不是直接从生产实践中得到的。但是，无论是小循环还是大循环，也无论是在生产实践中为科研提供设备，还是在科学实践范围内自己提供设备，都必须具有技术这一环节。因此，在整个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技术对于发展生产和科学，其战略地位就更为突出。

二、科学技术发展周期和技术发展战略

科学技术发展周期是科学随实践发展而发展的规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在实践转化为科学发展的单独过程，还是在科学随实践发展的大、小循环中，技术都处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它是转化、循环过程的关键点。注意到这一点，亦可悟出技术发展对社会经济和科学发展所具有的深远战略意义。

科学技术发展周期表明，在实践发展转化为科学发展的单独认识过程中，抓住改革生产实践和与之相适应的技术环节，可争取到准确的、较高的研究起点，从而可能迅速地导致某一学科领域的科学突破；在科学随实践发展的大、小循环中，充分重视技术的作用并优先发展，就可能加速各种循环过程，得到科学整体上的发展，并使生产实践得以全面提高。这亦从理论上表明，如果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科学技术发展基础好、起步早的国家，就可能保持自己的优势；反之，就有可能被后来者取而代之。同样，基础差、起步晚、经济发展暂时落后的国家，若能按规律办事，根据国情充分注重和发挥技术的作用，通过对未来技术的“布点”和全面技术改造，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就可能在全面提高的基础上，在某些学科领域先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以下典型事例，从正反两方面表明了技术的上述重要作用。

日本的经验尤应注意。她历史上的科学技术，并没有什么值得更多炫耀的地方。直到受舶来文化影响后，才逐渐重视科学技术。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1870年，设立工部省，开始贯彻技术引进政策，发展本国科学技术。1877年创立东京大学，并立即使其成为引进、消化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中心。20世纪初，日本某些技术可同西方先进工业国并驾齐驱，并有一些名扬世界的技术成就。作为战败国，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开始艰难的起步。

日本科学技术厅在《科学技术白皮书》中指出，日本技术的发展可分为4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是技术引进时期，60年代是技术改进时期，70年代是自主技术发展时期，而80年代则是确立自主技术与引进技术“双管齐下”的时期。其战后引进技术的主要方式，是通过许可证贸易引进专利“技术诀窍”，基本上都是成功的（也有不太成功的，如60年代引进聚乙烯专利即如此），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技术引进在各个时期都有不同重点。据统计，日本50年代初期引进的技术，以发展钢铁、煤炭、电力和化肥等工业为主，适应了恢复时期的需要；60年代引进的技术，以发展机械、电子和石油化工等工业为主，适应了经济发展时期的需要；70年代引进的技术，以原子能、计算机、宇航等技术为主，适应了经济高速增长期的需要。这种做法“有的放矢”，引进技术的目的明确，有效地集中和使用了资金。

2.不断增加技术引进的数目。从1950年到1973年，日本耗资43.6亿美元引进21 863项技术，居世界之冠。50年代的技术引进大约每年100～400项；60年代的技术引进大约每年500～1 600项；进入70年代后，技术引进数每年已超过2 000项。日本的这种做法，不仅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完善了技术发展的布局，而且合乎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的客观规律。

3.重视世界上最新技术成就的引进。从1960年到1974年，日本从美国引进的技术项目，占其引进总数的35%～50%。由于引进技术的绝对量不断增加，1960年为此付给美国4 800万美元，1974年则增加到24 900万美元。日本和西欧购买美国技术的资金，约占美国出售技术所获资金总额的85%以上。^[3]这种做法使他们能够跟上技术发展的时代步伐，甚至能把握时代技术的脉搏，从而以较少的投资，获取较大的经济效益。

4.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亦即以综合就是创造为宗旨，竭尽全力地消化和发展引进的技术。据统计，1955年到1975年间，日本引进技术的费用增加了14倍，研究费用则增加了73倍。从1973年到1977年间某些工业部门技术引进费用与科研投资两者的比例，也能看到这一点，纺织为21∶100，电气机械为10∶100，通用机械为29∶100，化工为12∶100，运输机械为11∶100，精密机械为9∶100。这种做法使他们逐渐增大了自主技术的比例，争取到技术领先的地位。日本经济学家佐贯利雄的调查研究表明，日本有90%以上的企业认为，自己的技术已达到或超过世界水平。

上述特点使日本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技术体系，实现了工业化，带来了社会经济和科学的迅速发展。仅用10年时间就消除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20年差距，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如今，日本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速度比美国快，不断缩小着与美国的差距，甚至导致相互竞争的激化。有资料表明，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美国高级技术工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一直在下降，日本则在稳步上升。《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在1983年上半年的外贸出超达126亿美元，对美国出超9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

日本通产省曾在《八十年代设想》中指出，日本将“不仅是高效率的制造中心，而且是首创性新技术的实验室”，不仅是一台“技术收割机”，而且也是一台“播种机”。^[4]为了维持80年代经济发展的速度，他们继续以“技术立国”，进一步完善了独特的技术制度和技术咨询，尤其注重发展节约资源、低能耗、高产值的知识密集型技术，同时也逐渐加强对基础科学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已开始为“技术立国”的新发展建立据点，在北陆地区以“技术立县”，建立高度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区，已于1983年在国会通过《促进开发高级技术密集型工业区法》。颇受日本人青睐的美国未来学家A.托夫勒认为，在他提出的“第三次浪潮”中，美国和日本将先行一步。

美国目前是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优秀科技人员云集的地方。美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并不长。从历史上看，美国在19世纪的技术发展很快，这既反映了他们高度的创造积极性，也反映了他们的快速适应国外的技术发明^[5]，还表明了他们擅长于在各个领域互相利用技术进步，其中军用转民用是最重要的形式。苏联学者B.И.格罗米卡在研究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及其潜力后指出：“美国之所以比其他工业发达国家占有决定性的优势，一方面是由于它能以最快的速度掌握自己的与他国的发明，另一方面在于推广最初阶段创新成果时，速度比别的国家快，还在于它在实际上采用了‘技术转移’。正因为如此，美国不仅在经济发展的指标方面，而且在技术水平方面超过了竞争对手。”^[6]据统计，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居世界首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国实现的112项重大创新技术中，美国完成74项，占总数的66%；英国完成18项，占16%；西德完成14项，占12.5%；日本完成4项，约占3.5%；法国完成2项，占1.7%。20世纪以来，纯属一个国家独立完成的重大技术发明共29项，其中美国完成19项，占总数的65.5%；英、法、德共完成10项。不仅如此，美国对上述成果中的22项，取得实际运用成功的，占总数的75.8%。

从科学技术发展的绝对量来看，美国现今的基础理论、应用科学和技术发展研究，都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然而，他们仍然十分重视技术的作用，不断增加技术引进数量。从1960年到1974年，美国用于购买“专有技术”的资金增长约2倍，1960年时为6 000万美元，1974年增至17 200万美元。美国主要从西欧和日本引进技术，1974年占总支出金额的90.7%。^[7]面对日本和西欧的挑战，美国特别注意研究技术发展政策，以保证技术进步诸重要方面的迅速发展，力求保证其领先的优势。现在，美国通过地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途径，积极发展高级技术，各州已开始数十项促进技术革新的计划。自1982年以来，各州普遍增建了一些数理工科院校，并向从事技术革新的企业提供资金，等等，这一系列新措施都是为了使美国在高级技术的国际市场上，从那些咄咄逼人的国家中，重新取得自己的支配地位。

作为反例，英国的情况尤应注意。英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基础优于美国，比日本好得多。她曾有一段辉煌的科技发展史，曾有许多不朽的科学伟人为之生辉。即使在现代，其拥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也足以引起世界的注目。按各国诺贝尔奖获得者数统计，英国不论在战前还是战后，都仅次于美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甚至居于世界首位。在前面提到的112项重大创新技术中，英国完成的项目仅少于美国。1953年到1973年期间，英国完成所有技术发明中具有“彻底突破”性质的项目达56%，居世界之冠。美国完成的项目只占27%，日本完成的仅占8%。^[8]

但是，由于英国轻视了专业技术科学，特别是生产技术的作用，破坏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周期，以致其发展速度较其他先进国家相形见绌，每况愈下。1950年，英国工业总产值仅次于美国，占资本主义世界的比重为8.6%。1966年，还是欧洲最富的国家之一，现在已与西欧、北欧最穷的国家为伍。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英国很难摆脱传统工业，不易改造衰老的技术基础。怀旧、保守势力颇有市场，因而新技术的实际运用艰难。譬如，英国隆姆洛克公司和美国在1962年几乎同时宣布电子计算器的发明，但未能与美国争先占领国际市场。结果，日本和美国角逐竞争，英国却落伍了。日本夏普公司引进美国威尔公司的样品，1964年仿制计算器成功，同年9月即向各国推销。同时，竭力消化这一引进技术，采用新技术改进性能，降低成本。1971年，日本产品已占美国电子计算器市场的80%。1977年，日本电子计算器产品的平均价格，比1965年降低了86倍，产量增加了7 310倍，已占70年代国际市场总销售额中的50%左右。在这一竞争中，日本后来居上，在这一技术领域崛起。1983年，又研制成装有最新一代半导体存储器芯片（256KRAM）的微型电脑，在微电子技术的争夺战中再度领先于美国。英国则几乎被淘汰了。不仅如此，英国怀旧气氛较浓，亦成为新技术推广运用的阻力。譬如，英国科技人员近年来已开始试用光导纤维通信。但是，当电视台宣布要允许使用专线电视时，却遭到相当一部分人的反对。

现在，英国已认识到技术引进、技术研究发展对其社会经济和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总结经验教训，努力争取改善被动的局面。

技术发展的重要作用，已引起世界上众多国家的高度重视。据统计，20世纪初技术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仅占20%～3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接近50%，目前已达到70%以上。因此，不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暂时落后的国家，都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技术开发，确立自己的技术发展战略，建立自己的技术体系。

三、研讨中国式的技术发展战略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尽管我们的古代文明闻名于世、光辉灿烂，但科学技术在近、现代落伍了。现状是：建国三十多年来，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同一些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比它们大，建设的速度也比它们快。”^[9]毋庸置疑，现行公有制、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远非资本主义制度所能比拟。这是有利于我们继续加快发展速度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们耽误了一些时间，也使得“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10]。既不应该有侥幸心理，也不应该有悲观情绪。

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已经展开。然而“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11]显然，如果充分发挥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遵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周期规律，确立切实可行的技术发展战略，先行发展科学技术以带动其他方面的发展，我们完全可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甚至超越它们。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已引起世界的关注。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我们应该如此，理应如此，而且是完全可能的。

当今世界上技术发展的新动向应引起我们充分注意。那就是，新一代技术行将取得突破的趋势已非常明显。未来的社会、生产、经济势必相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难想象，新技术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将是传统技术无法比拟的。譬如，对于地球矿物资源逐渐枯竭这一日益令人担忧的问题，著名科学家D.加伯满怀信心地说：到1985—1990年，人类将可能开始发展一种新的、更高阶段的科学技术，以致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评价我们目前对矿物的估计。^[12]微电子、海洋工程、生物工程等技术方兴未艾，意义极其深远。现在，世界上对“第三次浪潮”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众说纷纭。就托夫勒而言，尽管他是资产阶级学者，但其研究却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信息。在已有前兆的“第三次浪潮”前，我们何去何从？这是必须认真考虑的。特别应该注意地是，“第三次浪潮的上升，将我们所有的努力置于一个新的前景上。因为它向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和最富的国家都提供了全新的机会”^[13]。形象地说：“在跃向未来的赛跑中，穷国和富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14]假设事实果然被他们所言中，如果我们对此毫无准备，就可能被浪潮打得更远，失去一次赶超的机会，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反之，我们顺应当今世界技术更新换代的潮流，遵循科学技术发展的周期规律，在尽可能高的起点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能成为推波助澜的弄潮儿。我们应该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我国显然不能按部就班、如出一辙地走传统发展的老路（即仅仅从主要引进技术到开发本国技术、从劳动密集型技术向知识密集型技术的发展过渡）。一方面，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已达到一个转折点，即生物圈已不允许工业化继续侵袭，不可再生的能源已不能无限地消耗。另一方面，按照传统的发展模式走工业化的老路，仅有少数几个国家获得成功，失败者众多。中国必须确立自己的技术发展战略，走出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新路来。为此，首先应该解决指导思想和方法的问题。

正确的技术发展战略，既来源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研究，也取决于技术发展理论的探索，还在于对本国技术发展规律的把握。邓小平同志谈到发展国民经济时，要求我们“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要制订长远规划”，要将“先进技术和中等技术相结合”。^[15]理论和实践表明，这是非常正确也是实际可行的。我们应以“合乎中国实际”、“快一点、省一点”，作为研讨中国技术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遵循科学技术发展的周期规律，着眼于未来，深入研究传统技术发展的模式，如使用嫁接型、移植型和自力更生型技术发展模型的适时性和界限等问题，借鉴他国的经验教训。面对挑战，我们认为中国的技术发展战略，至少应考虑到以下3个方面：

1.注意挖掘现有技术潜力，提高已有技术的经济效益，通过技术改造使现有技术工业和所有技术行业满“负荷”。国外学者认为，经济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而与之相应的社会改革则是“催化剂”。中国正值改革之年，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应该注意引导。我国的技术潜力是很大的，如杂交水稻栽培技术处于领先地位；1981年发明的“双层辉光离子渗钨钼”新技术，也是一项突破性成果；不久前诞生的“银河”亿次计算机系统亦如此。

2.注意引进、消化先进技术，博取所长而发展创新。将先进技术、中等技术和传统技术适当组配，形成符合国情、具有特色的技术体系，力求达到社会、经济和生态诸方面的最优化。引进技术的目的，只是为了发展我们的技术，更好地挖掘自己的技术潜力。只有提高民族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自己继往开来的人才，国民经济才能真正稳步、持续的发展。与此同时，应充分认识到科学方法的重要性。特别是，科学技术处在一个新的综合时代的边缘，迫切需要我们普及和掌握与之相适应的科学方法。近年来，我国先后引进了一些先进技术，不仅解决了国内市场的部分需求，而且也积累了经验，如武钢一米七工程即如此。根据日本引进技术的经验，类如武汉大学分析测试中心这样的研究设施，应引起充分重视并优先发展，由它们提供有价值的技术信息。

3.切实考虑长远利益，着手进行新一代技术开发的“布点”工作，这是技术发展战略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上述两点固然重要，但加快发展速度则更需要依靠面临突破的新一代技术。这是我们赶超的关键所在。托夫勒在1983年新作《预测与前提》中指出：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为推进自己的现代化，不必走西方工业化的老路，要尽可能地及早发展先进技术工业，否则将始终落在西方的后面。为此，“我们必须能够清楚地分辨在老的工业文明的发展中，哪些是有利于新文明到来的东西”，^[16]探索哪儿是带动我们前进的浪潮前峰，确立新一代的主导技术。下决心以一定的财力、物力进行技术“布点”，以点带面，寄希望于未来。这一点是非常有意义的。美国科学基金会曾组织过对500项创新技术成果的调查，结果表明，其中5～10项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大大超过其余的490～495项。托夫勒在使他一举成名的著作《未来的震荡》中，提出应付未来震荡的三贴药方中，建立“向未来进军的据点”，亦是其中一个。适时准确的“布点”是我们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关键所在。

托夫勒认为：正在兴起的第三次浪潮文明，尚没有一个现成可效仿的模式。它使人们不是去注意自己的衰弱、贫困和苦难，而去注意自己某些固有的力量。那些从工业化观点来看似乎是如此落后的东西，若以前进中的第三次浪潮的基础来衡量，却可能极为有利。诸如此类观点，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实事求是地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技巧，特别是发展科学和技术的各种方法，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没有理由认为这些管理技巧不能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很好地加以利用。”^[17]我们应立足当前，在搞好目前工作的同时，展望世界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

【注释】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09．

[2]未来预测学译文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115．

[3]Science indication 1974．Washington，1975：167．

[4]NewScientist［J］．Vol.88.No．1226．

[5]N.Rosenberg.Technology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M］．New York，1972：28．

[6]B.И.格罗米卡.美国的科学技术潜力［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32．

[7]Science indication 1974．Washington，1975：165-166．

[8]B.И.格罗米卡.美国的科学技术潜力［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26．

[9]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16．

[10]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21．

[11]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83．

[12]未来预测学译文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47．

[13]A.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上海：三联书店，1983：412．

[14]A.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上海：三联书店，1983：424．

[15]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10-211．

[16]A.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上海：三联书店，1983：61．

[17]邓小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和前景［J］．百科知识，1980（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