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

邓小平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

(一)邓小平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贡献

1981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20多年了。20多年来，这个决议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个决议充分反映了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历史转折时期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伟大作用之一，就是他们在“所进行的长期的、顽强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工作”中，获得了“必要的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除了知识和经验之外)政治嗅觉”，在无产阶级解决斗争的关键时刻能够“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⁷⁾，使革命沿着正确的航向继续不断地向前发展。在我国，邓小平同志作为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像毛泽东同志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一样，突出地发挥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这种伟大作用。

毛泽东同志辞世以后，党和国家处在一个严重的历史转折时期。过去我们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之所以能够取得一系列决定性的成就，是因为我们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新的发展时期，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然而毛泽东同志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篡改和伪造，一度搞乱了党的指导思想。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这个时期，党内党外对于要不要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的问题，认识并不一致，出现了两种错误认识:一种是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的“左”的错误，另一种是怀疑和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的右的错误。从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当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逝世以后，后任者总是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前任者。国际反共势力和国内向往民主社会主义的人更是变本加厉地施展惯用策略，企图用诋毁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及其革命理论的手段来毁灭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很显然，面对这种现实的社会背景和历史的经验，如何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和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十分严肃的政治任务，也是国际上密切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

邓小平同志以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立场和远见卓识，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历史责任感和丰富的政治经验，顶住国际和国内“左”的和右的压力，排除各种干扰，正确地解决了这个直接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问题，为我们的党和人民、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在党的历史转折时期，当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受到“左”右两面的歪曲和攻击时，邓小平同志比当时一般人都察觉得早些，观察得深些。他迅速抓住并看透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质，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同志关于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批判了这两股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妨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前进的思潮。

1977年4月10日、5月24日、7月21日，邓小平同志三次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为后来全党在思想上理论上拨乱反正，恢复和确立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奠立了思想基础。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倡导、支持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恢复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权威。1978年12月31日，邓小平同志针对前两年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针对党内存在的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怪现象，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给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提供了在历史新时期解放思想的强大思想武器，把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进行的拨乱反正推向一个新的高度。邓小平同志指导全党克服“左”的思潮的斗争，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奠立了基础。

邓小平同志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右的思潮的斗争，是始终一贯的。1979年初，邓小平同志针对社会上出现的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右的错误思潮，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迎头痛击这股后来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他明确地提出并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整体，动摇了其中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他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而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帜。

为了从根本上统一全党全国人民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指导意义的认识，邓小平同志又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在提出起草决议的指导原则时，旗帜鲜明地说:“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条。⁽⁸⁾当决议草稿没有贯彻这一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时，邓小平同志毫不含糊地否定了这一草稿。他说:“不行，要重新来”，“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这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决议“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⁹⁾

捍卫毛泽东思想，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正确地看待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采取了我们党长期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具体地讲来，这大致包括七个基本方面:

(1)革命领袖的错误是难免的。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于毛泽东同志也一样。因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或因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都不是唯物主义者。

(2)分清功与过的位次，正确把握错误的性质。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在于他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但这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3)要细致地研究和具体分析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真正弄清哪些是错误的，哪些是正确的。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文革”10年，毛泽东同志犯了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但这10年中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¹⁰⁾

邓小平同志辩证地历史地分析了许多重大问题。他否定党内有10次路线斗争的说法，但同时肯定揭露和处理罗章龙、张国焘的问题、高饶问题、林彪、“四人帮”的问题的正确性；他批判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犯的扩大化错误，但又指出，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他指出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但同时肯定毛泽东同志在1959年上半年，1961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如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很满意，很赞赏)，肯定毛泽东同志在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也有好文章、好思想。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都是好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邓小平同志也作了辩证分析。他在1978年底指出:“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¹¹⁾

(4)对于中央犯的错误，要全面分析个人和集体各自的责任。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央犯错误，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但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负责，而是党中央领导集体负责。他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¹²⁾

(5)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要着重于分析历史的复杂环境。

邓小平同志反复说明，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要遇到许多特殊复杂的问题。犯一些错误，总的说来还是经验不够。因此，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要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如制度问题就是更为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因为过去一些具体制度不好，结果把他推向了反面。又如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但他不是想把所有的老干部都整倒。他还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领导岗位，后来愈整愈厉害，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

(6)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还要看他有无自我批评。

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是我们党历来的规矩。对毛泽东同志也是一样。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相互矛盾的。但是，他对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错误都“曾经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¹³⁾。邓小平同志这种分析是十分中肯的。据中央纪委的同志回忆，1965年底，毛泽东同志曾对彭德怀同志说: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对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同志不仅公开承认有“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而且据有的同志回忆，毛泽东同志还曾在一个会议上说，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这一段是历史的一个小插曲。

(7)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目的在于总结经验，统一思想认识，团结一致向前看。

列宁曾经指出:“工人领袖不是天使，不是圣人，不是英雄，而是普通的人。他们犯了错误。党就去纠正这些错误。”⁽¹⁴⁾邓小平同志对待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的科学态度，完全遵循了列宁主义原则，继承和发扬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他无论是赞颂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还是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都是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旗帜。邓小平同志谆谆告诫全党:“如果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末，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这有什么奇怪呢?”⁽¹⁵⁾

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思路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而且还要继续发展。”⁽¹⁶⁾这一基本思路始终如一地贯彻在邓小平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实践中。这里略举几例，如:

邓小平同志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毛泽东同志倡导、坚持了这一原则，领导全党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也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并思考和初步探索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同志在这方面的新贡献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他就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领导全党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致力于恢复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依据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上述原则，总结历史的和新鲜的经验，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并围绕这一总命题，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诸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样就初步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党的工作中心转移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初期、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多次说过要把工作中心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但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党的工作中心始终未能真正转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指导全党适时地成功地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而且制定了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规划了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大大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邓小平同志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制度改革的思想。毛泽东同志早在1956年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出阶级消灭以后社会制度还要改革，不过其“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任务。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全面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特别是基本矛盾运动的状况，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哲学依据。毛泽东同志还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¹⁷⁾。这就涉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倡导、领导了社会主义改革，并把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排除“左”和右的干扰，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

邓小平同志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毛泽东同志晚年几乎倾注主要精力，潜心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提出了许多极为重要的论断。但如前所述，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也犯有严重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正确地总结了历史经验，纠正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恰如其分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错误。”⁽¹⁸⁾由他主持制定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进一步概括道:“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¹⁹⁾邓小平同志还指出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新特点。如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期对立和斗争，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相结合，等等。他要求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1989年春夏之交，在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坚决平息了一场政治风波，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一次重大胜利。

邓小平同志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关于解决台湾、香港问题的方针。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到60年代初期，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就提出“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香港是自由港、“不应该社会主义化”、“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等正确主张。邓小平同志则在此基础上，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按照这种方针实践，香港、澳门已经回归了祖国，台湾也将按照这一构想逐步实现与祖国大陆的统一。

从邓小平同志捍卫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功勋中，我们得到三点重要启示。其一，任何时候都要旗帜鲜明地“保卫党的领袖。”⁽²⁰⁾保卫党的领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革命传统。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继续和发扬了这一光荣传统。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这并不排斥杰出人物、革命领袖的重大历史作用。群众、阶级、政党、领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正如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时候所说的，现代无产阶级只是依赖马克思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条件。领袖的活动是同党及其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若否定了革命领袖的历史作用，也就必然否定党和国家的历史。一切反社会主义势力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总是把仇恨集中到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身上，企图通过毁灭其形象达到毁灭其事业的目的。遗憾的是，恰恰在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上，我们一些缺乏阶级观念的同志不清醒，以致不能及时地揭穿反社会主义势力的诡计。列宁早就警告过无产阶级政党:“要是我们党一听到资产阶级诽谤我们党的领袖就同意自己的领袖丢开社会活动，那就要吃大亏，就会使无产阶级受到损失，使无产阶级的敌人拍手称快。”⁽²¹⁾现在社会主义运动遇到暂时曲折，无产阶级从惨痛的教训中再次领悟到列宁论断的真理性。我们也应从邓小平同志维护毛泽东历史地位的斗争中得到启示:保卫党的领袖!

其二，要永远捍卫党的思想理论旗帜。党的思想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的基础。若失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我们党就会失去存在的权利。理论来自实践，又指导或影响着实践。当代世界现实的阶级斗争表明:政治上的混乱来自思想上的混乱，思想上的混乱来自理论上的混乱。一切企图篡党夺权的阴谋家、野心家、一切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的势力，总是首先欲搞乱党的理论。因此，我们要深刻领会邓小平同志始终捍卫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历史意义，毕生为捍卫党的思想理论旗帜而战斗。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就要反对民主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同志始终把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注重理论的创新。他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仅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问题，而且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和活力，使我们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守马克思主义阵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挫败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我们必须认真学习、研究、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这一理论，注意防止和克服“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全面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其三，要高度重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邓小平同志从政治路线与具体执行人的关系上强调，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政治路线，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他尖锐地指出:“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如果我们……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十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要忧国、忧民、忧党啊!要看到这是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²²⁾这是千真万确的。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后来一个时期为一些同志所忽视。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的生活实践，都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这个问题。这里有个鲜明的比较。在中国成功地平息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我们继续前进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而在有些国家，一经动乱，或者发生了历史大倒退，丧失了社会主义成果，或者动荡不已，政治上分裂，思想上混乱，经济衰退。这是为什么?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执政党的核心领导不同。我们中国人感到幸运的是，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选择了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起来的邓小平同志。他始终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大旗，坚持同形形色色的反社会主义势力作不调和的斗争，并善于领导全党夺取胜利，从而保证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途。现在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第三代领导人正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振奋精神，励精图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这就保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红旗在中国上空高高飘扬。我们不难想象，如果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让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的阴谋得逞，中国将会发生怎样的大灾难!接班人的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其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这种历史背景出发，去深刻思索邓小平同志捍卫毛泽东思想旗帜的意义，我们应该从战略的高度去确立一种历史责任感:按照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导，努力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培养一批一批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以保证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班子，从中央到地方，一代接一代，都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

(二)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开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²³⁾。展开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之统一，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利益放在一切关系的首要地位，独立自主地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和客观可能考虑一切问题，制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出发点、立足点(或根本立场)；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²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求的民族形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这就是，它是由马克思主义固有本性所决定，为中国特殊国情所要求，更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所证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任重而道远、曲折艰难而伟大的事业。其历史进程，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概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²⁵⁾

这里表明，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他的历史功勋是最先“从总体上、战略上、根本方向上”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局面。⁽²⁶⁾具体说，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概括出“相结合”的概念，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以中国的实际为基点来独立自主地制定和完善自己的方针政策；他首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他从哲学的高度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丰富历史经验，提出了关于矛盾问题的精髓——共性和个性辩证统一关系的原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深刻的哲学基础；他提出了全党的学风问题；坚持从党内斗争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解决学风党风问题切实有效的最好形式和方法——整风运动，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一个伟大创举；他从理论上科学概括了党和人民在集体奋斗中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鲜明的民族形式。毛泽东还以其超人的智慧和胆略，以后半生的全部心血投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毛泽东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伟大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正是这样，称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完全符合历史真实的。中共党史正是这样记载的。从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个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正式提出来，称“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称“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到1945年4月，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正式阐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之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²⁷⁾再到1981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的更加完整、严谨的科学概括:“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²⁸⁾“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²⁹⁾等。这些论断正确地表达了党的领导集体在毛泽东思想创建和发展中的贡献，也充分反映了毛泽东个人在这一科学理论创建和发展中的历史功勋。

邓小平是继毛泽东之后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杰出代表。他在这方面的历史性贡献在于，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领导全党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开辟了党的历史的新时期，开拓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创立了当代中国最伟大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中体现。20多年来，我国人民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所取得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胜利。20多年的实践证明，“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³⁰⁾。

邓小平曾经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³¹⁾邓小平对新时期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过程的这一高度概括，也正反映了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大体说来，拨乱反正，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以前基本完成。在拨乱反正中，恢复和继承毛泽东思想，开拓出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全面改革是在党的十二大以后。在全面改革中，沿着开创的新道路继续探索，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这是两个紧密联系的统一过程。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党的十二大以前，党的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所谓拨乱反正，就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实事求是地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按邓小平的说法，就是要恢复毛泽东的那些正确的东西，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基本点还是那么多。当然，我们也有发展。我们党正是在拨乱反正中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开拓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邓小平正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在对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问题的处理中，根据时代的特征和发展变化新实际的要求，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形成了邓小平理论。

首先是1975年的整顿。这是邓小平理论诞生前的酝酿。整顿，是针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进行的。邓小平后来说过，那时的整顿也就是拨乱反正。他还说过，说到改革，其实在1975年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用的名称是整顿。当时的全面整顿，涉及广泛领域，但政治斗争的聚焦点在要不要搞“四化”，要不要发展生产力。那是理论是非被林彪、“四人帮”搞颠倒的年月，当时“四人帮”借批“唯生产力论”，鼓吹“穷共产主义”，阻碍抓生产、破坏国民经济建设。面对“四人帮”的猖獗，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对此进行了尖锐地批判。他强调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搞社会主义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如果不讲这些，还能谈得上社会主义总路线吗?”⁽³²⁾显然，这些重要思想中包含着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的深刻思考。当时他强调劳动生产率，搞科学技术，把生产搞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说明他已经抓住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的实质问题。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理论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可见，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在总体上同当时居主导地位的“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如没有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的质的飞跃，是提不出这种问题的。它标明一个全新的指导思想已经躁动于母腹之中就要诞生了。

其次，领导和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历史的运动是辩证的，它常常在深刻的矛盾中展开。毛泽东这位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一代宗师”，晚年因复杂的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发生了错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航向。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泽东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依然违背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不从根本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多年来党犯的“左”的错误，就不能冲破教条式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禁锢，使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得到解放，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于是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于1977年5月24日率先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³³⁾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上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既包括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也包括从各个领域、方面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在邓小平等一批老同志的影响和支持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申了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从此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实质上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1978年6月，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再次阐述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他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提出“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³⁴⁾；1978年9月13日至20日，邓小平视察黑龙江、吉林、辽宁、沈阳军区、鞍山、天津等地，发表了六次讲话，再次批判“两个凡是”，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³⁵⁾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他指出: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要亡党亡国。“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³⁶⁾邓小平在领导和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不断论述实事求是的思想的过程中，还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完整的系统的新概括，对其丰富内容作了科学阐述。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³⁷⁾在清理思想理论是非的基础上，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功地实现了党的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再次，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从党的指导思想说，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根本任务究竟是什么?是发展生产力还是继续不断地搞阶级斗争?这是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分歧。毛泽东早在建国初期，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曾提出要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上来。但是后来由于多方面原因，尤其是工作指导思想上出现的“左倾”错误的发展，一直未能实现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两个凡是”方针的妨碍，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的问题亦未得到解决。邓小平对待这个问题的心情是很急切的。在1975年整顿中，他就批判了穷共产主义，试图进行工作重点的转移。1978年8月，他复出以后，就提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总要有一个时间限制。1978年东北之行及其之后，他多次提出，搞运动不能没有底，要尽快转入正常工作。是年底，国内形势的发展，已为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准备了良好的条件。1978年12月18～22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以此为基础，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全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方针，及时地、果断地作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指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终于实现了党和全国人民多年的夙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这一重大转变，决不是一般工作的转换。邓小平从1975年至1978年的多次论述，是重新思考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有了初步的新的认识之后，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高度，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表现，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角度提出问题的。这包含着对国际局势的重新估量，对我国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的初步总结。这是党从政治上到理论上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方针以后，重新确立的反映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要求、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政治路线。因此，三中全会实现的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重大理论意义的伟大转折。它揭开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改革开放事业的序幕，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正是这样，三中全会就成为新时期历史的起点和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

再其次，关于改革开放的试验和现代化建设的初步思路。在邓小平的思维中，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同改革开放是连在一起思考的。他在1975年整顿中就向党和人民同时提出了这两项任务。这一点他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得明白:我们从那时起就试图进行工作重点的转移，就开始了改革的试验。

继后，邓小平在1977年、1978年多次提出改革问题。概括起来，有如下重要思想:(1)苏联的体制并不好，僵化，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非改不可。主要问题是把人搞得死死的，基层没有活力。(2)我国体制，包括机构体制、企业管理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要重新考虑。(3)上层建筑非改不可。要权力下放，要加大地方权力，特别是企业的权力，调动基层包括工厂和农村的积极性。权力下放，自主权同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4)要在技术上、管理上都来个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要加强责任制。(5)企业和生产队都应该搞集体市场、自留地。农业上要靠政策解决问题，各地不要等中央的精神，要自己摸索。(6)要真正搞按劳分配，不能搞平均主义，也不能按政治、按资格分配。要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必须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

关于对外开放，邓小平当时说:“所谓开放，是指大量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来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³⁸⁾他认为，关起门来不行，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因此要重视引进技术。指出:现在西方国家“资金没有出路，可是他们借钱给我们，我们又不干，非常蠢”。⁽³⁹⁾这些思想突破了以往“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就最好的观念，为逐步从封闭转到开放，形成邓小平完整的对外开放思想作好了准备。

关于现代化建设的初步思路，总的说，就是制定规划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这包括两个基本方面的思考:一是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国情，把握住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特点。这就是:底子薄，人口多。他说，“人们都说中国是个大国，其实只有两点大，一是人口多，二是地方大。就发展水平来说，是个小国”⁽⁴⁰⁾。他以为只有透彻了解和准确地把握这一点，才能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二是从国际比较中清醒地认识中国经济的落后状况。1975年他就人均收入作了国际比较之后指出:即使我国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由于人口多，人均国民收入还是很低的。达到西方国家水平至少要五十年。而到那时，他们又发展了。邓小平以为，在这方面不要怕说我们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⁴¹⁾因为“对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认真地去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才能够正确制定我们的战略规划，部署我们的力量；才能够更加激励我们奋发图强，尽快改变这种情况”⁽⁴²⁾。邓小平的这些思索，都建立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左”的教训的基础上，都贯穿着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最根本课题的思考。其中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搞社会主义不要超越阶段。正是沿着这种思路，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和小康目标的概念，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还针对多年对民主、法制讲得少的失误，强调要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和讨论，提出要“两手抓”。据此，叶剑英在国庆讲话中明确提出建设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任务。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在1978年指出:“资本主义要消灭，这是很长期的斗争。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⁴³⁾诸如这些重要认识，孕育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诞生。

最后，主持起草《历史决议》，全面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如前所述，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教训，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面临党内外出现的思想混乱，把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很大的政治问题来抓。他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此他先后发表了九次指导性谈话。邓小平强调，历史决议的核心，就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中共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历史决议，实现了邓小平要求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意图。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重大意义，后来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作了高度评价:“十一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⁴⁴⁾应该说，这种评价亦是对邓小平历史性贡献的评价。他为此付出的心血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伟大事业，其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是深远的。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邓小平精心指导起草决议的过程，同时是指导全党总结建国后的历史经验，思考未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历史决议》总结的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十条”，深化了邓小平以往曾提出过的，诸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等重大理论的认识，这是对邓小平理论内容的最初概括。《历史决议》的作出，表明新时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已基本形成，这就为党的十二大的召开，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归结起来说，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的拨乱反正，邓小平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所作的努力，其根本之点在于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继承毛泽东思想。诸如实事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四个现代化，四项基本原则，三个世界理论，两手抓，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等基本点。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有许多基本原则还是毛主席、周总理生前确定的”，⁽⁴⁵⁾“我们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周总理画的蓝图来建设我们的国家”⁽⁴⁶⁾。恢复中也有创新。如他把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辩证地区分开，特别是他把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概括为实事求是，这是极富有意义的。“这一概括既准确地揭示了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一脉相承的共同点，也准确地揭示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质，揭示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点。把握住这一精髓，就从最高的层次和永恒的意义上把握了毛泽东思想。”⁽⁴⁷⁾显然，这一概括对于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有决定意义。

恢复、继承中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初步的新的认识，基于此开拓了一条与以往不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寻找适合于自己国家的特殊条件的独特发展，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谛所在。自然，这只是一个伟大的开端，以更大的创新作出合乎当代中国和现时代特征需要的历史的理论性的创造，还是在十二大以后。这对于邓小平来说，是一种历史和逻辑的必然。因为在他看来，“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⁴⁸⁾正是基于邓小平以新的思想、观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才筑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新的丰碑。

(三)深刻认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党的十五大报告已作出精辟的概括:“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⁴⁹⁾这里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和把握报告中的这一概括。

第一，从中国艰苦求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过程中，认识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后一个任务就是要实现现代化。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为求索中国现代化道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一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过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或起推动作用，或起阻碍作用。因此，在近现代世界上，现代化有两种: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由旧中国国情和世情所决定，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不是指导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正确理论，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三民主义”不能救中国。这已为中国近现代历史所证明。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历史性巨变，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扫清了障碍，创造了必要的社会制度的前提。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明确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很大一部分物质技术基础，培养了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积累了工作经验。但是，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究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由于缺乏进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由于认识和掌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需要有一个正反面经验比较的过程，也由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文革”期间发展到支配全局的“左”倾思潮的影响，使得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没有能沿着正确方向一直坚持下去，因而未能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新的革命。这次革命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艰苦探索，逐步地搞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以及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从而深刻地揭示和把握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形成了由一系列互相联系的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新的概念构成的邓小平理论，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邓小平理论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新的强大思想武器。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性这一基本点出发，认识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贯穿全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最基本的理论特性，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永远面对实际，面对世界，注视现实，关心和研究现时代出现的新情况、提出的最迫切的问题，并随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创新反映时代的精神又引导时代前进是马克思主义同客观世界的基本关系。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主要是指它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的科学把握。中国究竟处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这是最基本的国情，因而是我们党制定和实行全部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正是由于我们对这个最大的实际缺乏清醒的认识，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了超越初级阶段的失误。鉴于历史的经验和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邓小平明确指出，从我国50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此决定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为我们从根本上克服以往那种超越阶段的想法和做法，为我们抵制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它是我们党制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的坚实基础，从而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弄清楚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邓小平理论同时代特征的结合，就是邓小平同志通过对国际局势的观察，深刻地分析了世界态势的发展和变化了的历史条件，敏锐地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得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新结论。在这样的时代主题下，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趋势日益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所有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当代经济社会和世界的面貌。我们党的路线和国际战略正是据此而确立起来的。邓小平理论对时代主题的认定，为我们努力争取、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条件，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展自己，提供了科学指南。邓小平理论应时代的要求而生，伴随时代的脚步而发展；来自现时代的实践，又指导现时代实践的发展，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实践性。因此，唯有这样的理论才能以其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才能使我们党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实践中，自觉地坚持、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

第三，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出发，认识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如前所述，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对这个统一性的基本点至少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它们都是工人阶级的完整世界观，都是作为工人阶级利益的理论表现、为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科学论证的；它们的基本理论特性完全一致，即以实事求是为精髓，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把高度的革命性和严格的科学性内在地融合在一起；它们肩负的历史使命完全一致，即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而奋斗同时不忘运动的未来；它们在科学体系的基本构成上是一致的，即都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体系完备而严整。正是因为上述基本性质的一致，邓小平同志反复申明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列为不可动摇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坚持科学评价和维护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正如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的:“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⁵⁰⁾因此，不仅任何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而且只有理解了它们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方能真正领会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理论。作为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所谓“新阶段”，是说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主题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效，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邓小平理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下，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各方面，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一系列正确概念、范畴、观点、命题、原理，由这些范畴、原理等构成了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

概要地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首先，邓小平把实践和价值观统一起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包括他恢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权威，丰富和发展了实践观；阐明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再认识”，丰富和深化了认识过程的理论；提出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实现了实践观和价值观的统一，使实践活动既符合规律又符合目的。其次，他把两点论和系统论统一起来，继承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这包括他做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丰富和发展了辩证法的发展观；强调利用矛盾的同一性，提倡“求同存异”，把两点论和系统论统一起来，强调辩证系统思维，对辩证法理论及其运用作出了重大贡献。再次，他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统一起来，继承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这包括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恢复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原理；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解决了生产力发展的内部动力问题；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统一起来，既肯定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又承认生产关系的巨大反作用，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社会革命理论。再其次，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起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这包括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作了科学规定，为历史唯物主义增添了新范畴；阐明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解决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解决了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问题；提出了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三位一体”的思想，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问题。最后，把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这包括提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论断，凸现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意义，提出了市场经济可以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思想，填补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留下的关于经济落后国家用什么经济体制去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空白；指出社会主义是当代人类历史趋势和世界历史趋势的统一，坚定了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⁵¹⁾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最为突出的是他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长期以来，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被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把计划经济与公有制、按劳分配并列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之一。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研究和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重新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比较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认为计划和市场只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属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社会主义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这样就在计划和市场关系上有了新的重大突破，从而为我国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新的强大推动力。此外，邓小平理论还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动力方面，提出了“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等观点；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的统一上，他把加快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可能性同他对于国际形势的正确估计，把发展速度同社会稳定、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等联系在一起，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作出科学分析；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保证上，正确解决了社会政治稳定与经济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建设与民主法制建设、经济建设与党的领导、执政党的建设等关系。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

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包括一系列互相关联的观点。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层理论上实现了四项重大发展。这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是非的标准。四项重大理论发展，是我们党认识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理论成果，它们各自本身以及与此相关的方面包含一系列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新的观念。由此形成了邓小平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原载梅荣政、熊启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座历史丰碑》，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