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利益协调

四、社会文化利益协调

社会文化主要有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分，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虽然性质各异，但它们被整合进一个文化系统之中，构成一个多元的文化综合体。大众文化是普通民众创造并欣赏的一种普及文化，其所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世俗事情，要的是轻松、活泼、愉悦的“快餐文化”，幽默轻松、休闲愉快是其文化主调。大众文化引导人们关注当下的生活，在参与或接受它的传播时获得一种快乐的体验而非冷静的思考。精英文化是由人文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讲究一个“雅”字，其中体现了知识分子敏捷的思维能力、渊博的学识修养和深切的人文情怀。“精英”一词在《辞海》（1989年版）中的解释是：指社会上具有卓越才能或身居上层地位并有影响作用的杰出人物。精英与一般天才和优秀人才不同，在一定社会领域里已得到高度的评价和合法化的地位，并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有联系。精英文化作为一种旨在进行教化、引导、规范社会大众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文化类型，它始终担负着分析现实、探索未来的功能，引导人们走向更加人性化、理性化、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虽有区别，但它们之间却有着密切的联系。大众文化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直接创造出来的，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情感和理想的载体，是社会文化的源头活水，而精英文化则是从大众文化中升华而来的，代表着社会的发展方向。比如，交响乐早期是欧洲的流行音乐，经过几百年的流行，被奉为现代人的“阳春白雪”；意大利歌剧在如今美国和东方国家都属于精英文化，而在意大利却是大众文化；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在文艺复兴时期是通俗文化，到了现代则被尊为世界级经典之作。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社会处于一个走向现代化的文化转型过程。在这一时期，当代中国文化正处于一种分化与融合之中，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在社会文化层面上所产生的矛盾冲突，主要表现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一是精英文化的“启蒙”性同大众文化的“世俗”性之间的矛盾冲突。精英文化是一种自觉的文化，反映的是对社会价值理想的追求，一般与社会世俗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大众文化则受到市场经济的导向，以其独有的形式广泛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通俗性、娱乐性、可复制性是其追求的目标。虽然两者有其各自的领域，但由于所追求目标不同，在一些方面难免会发生碰撞。二是精英文化的高雅追求与大众文化通俗追求的矛盾冲突。在审美趣味上，精英文化主张伦理的严肃性、创造性和历史价值，如追求学术的纯正性、呼唤社会的人文精神等，具有较强的精神动力。而大众文化追求的是满足人们日常的文化需要，如流行歌曲、畅销读物、现代广告、产品包装、卡拉OK、居室装潢等，因而它的特点是标准化、无个性、程式化和媚悦性，是一种复制性话语。正是由于精英文化的精髓在于创新和超俗，而大众文化所追求的是尽可能通俗和流行的东西，因而导致两者之间在价值取向上的矛盾冲突。由于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旧的价值观念被打破，而新的价值观念还没有完全统一地建立起来，因而社会文化表现为多重价值观念的重合叠加，精英文化有其固守者，大众文化也有为数众多的享用者，其间难免有冲突的地方。比如“超女”现象就反映了两种不同观念的冲突。“超女”反映的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通过一种想唱就唱的自娱自乐的方式，由卡拉OK室走向前台，向众多的观众展示自己。这种音乐平民化的表现方式本无可厚非，但还是被一些人认为大逆不道，大加挞伐。2006年4月下旬，正值第二次“超女”选拔活动开始之际，文化部前负责人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抨击“超女”玷污艺术之事，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位颇具权威的老先生认为，文化产品不能完全由市场来选择，“超女”是被市场选择的，“超女”的毒害就在于参加者和观众受到错误的引导，认为不用努力就可以一夜成名、一夜暴富，这是违背艺术规律的。他还说，收视率高不一定好，低也不一定坏；“超女”的收视率越高，毒害就会越大。这一观点一经披露，新浪、搜狐、网易就特设专栏征求网民的看法，结果九成网民支持该观点。“超女”表面上看，引起的是一场娱乐风暴，但深层反映的是一种文化现象。其实，文化虽有高雅和低俗之分，但其中并无明显的界限，而且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人们的欣赏情趣、欣赏水平也各不相同，高雅文化固然需要，通俗文化也应有一席之地。国家文化管理部门允许“超女”继续办下去，表明国家对这种音乐平民化表现方式的放行，以及宽容地对待文化方面的争论。如何把“超女”继续健康地办下去，这是主办单位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针对转型期社会文化面临的纷繁复杂的局面，加强这一层面文化利益的协调显得格外重要，对此，首先要发挥主流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引导作用。主流文化是指特定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的文化。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和理论指导，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引领作用是不容置疑的。目前主流文化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在信息化时代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表达自己的文化思想，以及如何探寻有效的方式增强其影响力？截至2008年6月底，中国网民人数已超过2.53亿，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互联网国家。据中国互联网调查中心调查显示：90.4%的网民承认，需要信息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去互联网上寻找；76.3%的网民承认，互联网是获取重大新闻的首选渠道。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传播功能不可忽视。2008年6月，胡锦涛同志在人民日报创刊50周年时指出：“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8]针对大众文化运作的商业化、存在形式的浅表化和表现方式的通俗化，以及知识精英对不同文化精神的利弊的不同理解，客观上更加需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于中华传统文化，又结合了制度特点和时代特色，是一个易于国人接受和传播的道德体系。“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讲的是“忠”；“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讲的是“仁”与“义”；“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讲的是“智”；“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讲的是“勤”与“廉”；“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讲的是“礼”与“义”；“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讲的是“信”与“义”；“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和“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在传统文化中也都属于“礼”的范畴。

其次，在大众层面积极培育主体的、自觉的和理性的文化精神。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脱胎于旧的传统文化，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古国，农业文明的深层文化结构和文化精神至今仍未完全消解。作为农业文明基础的自然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自在的客体经济，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大多数活动主体停留于自在自发的层面，只要这种生产方式不发生根本改变，就不可能产生文化自觉。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这种缺乏主体的文化必然存在盲目性、自发性和过于商品化的倾向，从而丧失抵御腐朽、庸俗、反动文化内容侵蚀的能力。由于目前大众文化往往缺少严肃的理性思考和道德的自觉审视，不仅影响了大众文化接受者的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而且也妨碍了大众文化自身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条件下，以先进文化引导和规范大众文化，在经济层面上促进自觉的主体意识的生成，以及个人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法制化、社会管理的民主化、经济决策的理性化等，有助于在大众层面形成主体的、自觉的和理性的文化精神。

再次，注重发挥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改造和提升作用。精英文化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文化，它是与大众文化相对的一种文化形态，精英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理想和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在中国改革开放中起到过重大的推动作用。从真理标准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到文学界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再到市场经济观念和理论的普及，都体现了精英文化的独特价值。改革开放以来，精英文化也经历了一个从非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在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的文化冲突面前，一些知识精神常常表现出无所适从，对不同的文化精神产生了片面的理解，这主要表现在知识精英两次文化热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国门的打开，人们更多地关注外来文化，萨特主义等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在知识分子层面传播较广，成为影响较大的思潮。应该说，这次文化热对封建主义遗毒的冲击较大，对当时的思想解放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由于这次文化热对传统文化缺乏实事求是的评价，使这次文化热演变成否定传统文化，从而偏离了文化健康发展的方向。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第二次文化热，是以重视传统文化为出发点的，这次文化热批评对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缺乏认真区分、盲目鼓吹儒家文化、过高估计儒家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倡新儒学等等。前一个时期，中国文化传媒界再次掀起了“国学热”，对于国人多学习一点古代历史和古代汉语，以古鉴今，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无疑是有益的。由于精英文化是一种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理论形态，对相对表浅、通俗的大众文化有着改造和提升作用，因此精英文化必须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取其精华、剔其糟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觉保持一致，才有利于发挥精英文化的应有作用。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3页

[2]《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2页

[3]［美］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207页

[4]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5～1337页

[5]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2页

[6]龙新民：《文化公平与和谐社会》，《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5年8月22日

[7]王敏：《江泽民文化思想探论》，《东岳论丛》2001年第4期

[8]崔耀中：《论互联网与舆论引导新格局》，《北京时报》（理论周刊）2008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