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城市化理论的形成阶段

第三节　邓小平城市化理论的形成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主政西南——准备阶段

邓小平是位非同寻常的高明的政治家，具有高超的个人政治智慧。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他运筹帷幄的依据，决策上既坚持原则，又有一定的灵活性。邓小平是一位非常务实的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南军区政治委员。1950年10月，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离开西南，奔赴新的工作岗位，领导西南全区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的重任压在了45岁的邓小平身上。西南解放时，迎接人民解放军接管的不仅有欢呼、掌声和鲜花，国民党溃逃后满目疮痍的烂摊子也同时摆在了面前。西南地区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人口众多，条件艰苦；历来是封建割据之地，封建势力强大；社会残破，经济凋敝。1950年4月28日，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召开的机关干部形势报告会上作结束战争、转入和平建设的讲话。指出在和平环境下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重大意义，同时提出要建设一个由农业到工业、由落后到先进、由贫穷到富裕的真正的现代化国家。为了加强城乡交流，帮助四川恢复经济，邓小平主持修建了新中国第一条全长505公里的成渝铁路，“西南是交通第一，有了铁路就好办事”。通过修筑成渝铁路，带动百业发展，稳定了人心。

解放战争的胜利，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民党政权的瓦解、新中国的成立，共产党成了执政党；党的任务也由领导革命转向领导国家建设。在当时就是领导和组织全国人民尽快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任务的不同决定了革命胜利后党实现从革命到执政角色转换的必要性。党要取得领导国家建设的成功，就必须实现这个转换。

执政是一项比革命更艰巨、更复杂的任务。它要求党必须统筹兼顾、驾驭全局。既要重视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同时也要以更多的注意力加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因为“如果我们不加强城市工作……如果城市前进的速度落后于农村，就有城乡脱节的危险，我们就会犯大错误”。在这里，邓小平指出了加强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城市是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尤其是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国情下，广大的农村基本上是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而城市却有着较强的工业和商业。党要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巩固执政地位，就必须加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如果城市工作做不好，我们取得的民主革命胜利也会因得不到巩固而走向失败。

主政西南期间，邓小平对城市建设工作十分重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他站在政治和社会的高度，针对城市建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提出一系列要重视城市建设的观点。他认为城市建设是城市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必须把城市建设放在应有的地位来抓紧、抓好。1950年，邓小平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在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的许多重大问题上，我们还只有一些零碎的经验，还没有系统的经验”。因此，各级领导机关应以更多的注意力，加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尤其是着重解决城市工作最中心的而又是最薄弱的城市建设等问题。他警告说，如果我们不加强城市工作，如果城市前进的速度落后于农村，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他明确指出，城市建设是城市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城市工作同志的任务是进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用全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而我们城市工作今天最薄弱的环节，则正是最中心的生产管理问题。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加以努力。”因为不搞好城市生产事业，就不可能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根据毛泽东关于做好城市工作的指示精神，邓小平指出：“组织和教育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生产，学会对于工厂、矿山、交通、市政等近代工业的管理。”这段话反映出邓小平有关城市建设的两个重要观点：第一，把市政建设管理（城市建设的主要部分）与工厂、矿山、交通相提并论，市政建设在城市工作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二，把市政建设视为近代工业，打破了把市政建设看成是修补城市道路或打扫街道的简单劳动的陈旧观点，对市政工作的产业性、技术性、系统性做出了科学的界定。

为了更好地适应执政这个角色，邓小平指出，我们要系统地研究城市工作的经验，并加以普及和提高；要努力学会城市的生产管理，尽快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用全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邓小平之所以从政治和社会的高度反复强调重视城市问题，是因为他在当时就充分地看到了城市在我国的特殊意义。新中国成立前后，邓小平作为党、军队的地方高级领导干部和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理论实践上的探索为其城市化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和成熟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的环境、僵化的体制转变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这些转变都要求党以执政的角色、建设性的方式而不是以革命的角色、运动的方式来领导和组织国家建设。这就要求党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实现从革命到执政的角色转换。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实现这一转换的重要性，他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城市工作的实践经验，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创立了新时期城市化理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曾经把发展生产力、进行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这个工作重心适应了执政的需要，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国建成了新政权赖以巩固的物质基础。但是八大以后，这一时期，阶级斗争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党也中止了正在进行的角色转换。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指导下，我国的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整个国家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邓小平多次讲到，多少年来，我们吃了大亏，就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大的教训。他还深刻地认识到，不搞建设、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能是死路一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领导全党果断地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领导全党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小平强调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这说明，邓小平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在我国发展生产力、进行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新时期党如何才能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方面，党要摆脱旧的习惯做法的影响，放弃旷日持久的阶级斗争，以建设性的方式发展经济、治理国家；另一方面，党要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这一切都要求党实现从革命到执政的角色转换。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是党实现角色转换的重要推动力量。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首先在中国发展战略中解决的最重大的问题即是明确了中国的现代化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1979年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就提出：“我们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后来，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模式，从来不能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特色现代化使我国的现代化立足于国情，既不模仿西方、也不同欧洲发达国家相攀比，是实实在在的战略指导思想。

其次，明确了中国的现代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方位的现代化。1979年10月，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认识深化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进一步对现代化的目标作了修改，指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一目标中，经济建设仍摆在中心位置，但同时邓小平又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等于经济唯一，“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都要平衡，不能单打一”，强调经济与政治、文化要协调发展，现代化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既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又要建设发达的民主政治，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在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中，邓小平的城市化思想日趋成熟，具体表现在确立了正确处理好城乡关系的指导思想，以及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城市建设思想。

首先，邓小平城市化思想的创立是建立在其对正确处理好城乡关系的指导思想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新中国建立后城乡关系伴随着所有制和国家政权性质的变化而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由城乡分离和城乡对立关系转变为城乡经济融合和城乡协调发展的新型关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乡关系出现了更加深刻的变化：它突破了所有制的界限，由单一的经济形式转变为多种经济形式，多层次的综合性发展；突破了城乡间的地域，由城乡各自分割变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城市的辐射力越来越大，乡村的支柱作用越来越雄厚；突破了行业、产品界限，由单行业、单产品变为多行业、多产品、农工商、贸工农综合经营全面发展；突破了交换分配界限，由单纯的产品交换、分配交换，转变为向生产要素的交融方向发展；突破了消费界限，由城乡差距悬殊变为某些商品需求的一致性。改革开放后的城乡关系，已进入前所未有的良性发展状态。这种结果的取得，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确立的城乡协调发展方针。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在进行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要坚定不移地“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各“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厂，搞好农业生产”。邓小平同志还强调：“中国有80％以上的人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80％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邓小平同志的城市建设思想中，关于正确处理城乡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城市的建设发展决不能脱离乡村这个基础，单纯意义上的城市发展不仅不能保持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城市发展本身也将是一种畸形的发展。事实上，关于如何处理好城市建设与乡村发展间的关系问题，列宁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指出：任何“把城市同经济上依赖它的乡村和州割开，这都（是）极（其）荒谬的，不可能的”。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是对列宁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指导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邓小平同志敏锐地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间的商品交换和要素流动，是城乡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实现市场化基础上的城乡商品交换，才有可能实现农业生产的共同增长和社会的繁荣发展。只有城乡的共同发展和融合增长，才能推进整个社会的进步与繁荣。这个规律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是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的结果，也是自近代百余年中国城市发展历程的经验教训所得，更是我们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国城市建设发展必须引以为戒的一个根本性指导思想。

其次，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城市建设思想的核心。在城市建设中，邓小平也一贯主张，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搞好城市建设。改革开放，是搞好城市建设的必由之路。早在我们开始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初期。由于没有别的经验可借鉴，唯一可以学习的是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城市建设计划体制。这种体制有它的长处，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它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如果长期保持不变就会束缚城市建设的发展。1980年，面对日益严峻的住宅短缺形势，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改革家的战略眼光，就如何进行城镇住宅制度改革提出了若干原则，指导了住宅改革的顺利进行。他指出：“关于住宅问题，要考虑城市建筑住宅、分配房屋的一系列政策。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以后，房租恐怕要调整。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使人们考虑到买房合算。因此要研究逐步提高房租。房租太低，人们就不买房子了，繁华的市中心和偏僻地方的房子，交通方便地区和不方便地区的房子，城区和郊区的房子，租金应该有所不同。将来房租提高了，对低工资的职工要给予补贴。这些政策要联系起来考虑。建房还可以鼓励公私合营或民建公助，也可以私人自己想办法。农村盖房要有新设计，不要老是小四合院，要发展楼房。”对建筑业如何改革，邓小平1986年8月同天津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中环线搞得这么快，是不是搞了承包？就是要搞改革，搞承包，分段、分级承包，实行责任制。中山门蝶式立交桥的设计者干得好，破格批准他为工程师，应该，这是谁也不应反对的，这也叫改革。”

邓小平敢于探索，敢于实践。他主张建好城市，必须开放引进。“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在他的倡导下，深圳、珠海、厦门等一大批沿海港口城市相继对外开放，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认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发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训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影响，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1991年8月，邓小平在谈到中国经济应当“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时，着重指出：“重点放在哪里？我看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城市建设也是如此。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城市建设才能上台阶、上水平。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对城市建设、城乡关系、城市化道路等问题上都展开了全新的探索。改革开放的治国方针的确定意味着邓小平城市化思想的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