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2．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及其基本思想

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毛泽东及其他几位主要领导人在建国初期都曾经有过一个“先建设、后改造”的基本思路，有过一个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的工业化建设再搞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安排，把过渡与工业化建设，即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联系在一起。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任中央书记之一的任弼时提出：俄国在1913年工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是42．1%，而我们现在还只有10%，有什么办法转入社会主义呢？当然，我们有苏联的帮助，转入社会主义时，工业的比重可以不必达到40%以上，但大致说来，总不能少于30%，所以全国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仍需要有二三个五年计划才可转到社会主义。任弼时同志关于工业化比重的这种看法，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内较为普遍的意见。所以在1949年9月讨论《共同纲领》时，当一些代表认为应该把社会主义目标在《共同纲领》中写出来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都认为《共同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以不提社会主义为好。到1952年，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新中国的情况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主要是：

第一，新中国已经有了相当强大、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并且在建国初期的条件下，相对于其他经济成分表现出巨大的优势。经过1949年到1952年的三年奋斗，我们已经掌握了重要的工矿企业、铁路、银行等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民经济在量上恢复到超过战前的水平，在质上也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国营经济已占主导地位，为开展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第二，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愈来愈不适应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并且暴露出与大规模国家建设要求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建国初期私人资本的几次投机活动以及私营工商业中相当严重的“五毒”现象，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毛泽东同志由此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无政府状态同国家大规模的有计划经济建设及其生产社会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克服的，而且，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以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为前提的，因此工人阶级的劳动积极性必然受到限制。再加上当时私营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设备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国营工业企业，也适应不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另一方面，在建国初的三年工商业调整中，新中国已经积累了利用和限制私营工商业的许多经验。经过调整，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私营工商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从而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市场出现初步繁荣景象；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等。这在实践上证明了调整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正确性，证明了共产党的治国能力。

陈云是当时新中国财经工作的主帅，他对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曾作过一个精辟的概括。他说：当时我们主要抓了统一财政经济和调整工商业两件事，一是统一，二是调整，一统一调，“只此两事，天下大定”^[2]

第三，在农村，土地改革后开始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实际上也可以称作是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认为这些互助合作形式，同样可以作为引导农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适当途径，同样可以靠生产协作提高生产力。同时，中国广大而又极为分散落后的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个体农业，在发展生产方面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根本无力进行机械化，不可能照搬“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发展模式，也适应不了国家工业化大规模经济建设对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

第四，计划经济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能较快地实现国家工业化。实现国家工业化，推动民族的繁荣富强，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新中国的建立，赶走了帝国主义，打垮了封建势力，结束了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从而扫清了中国工业化和富民强国道路上的障碍。如何抓住这个机遇，尽快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呢？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也因此摆在了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面前。

新中国建国之初，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实际上当时许多民主人士也都是这样想的。在广泛的统一战线基础上形成的《共同纲领》就曾经明确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应争取早日制定恢复和发展全国公私经济各主要部门的总计划。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实际上是当时全国人民的共识。毛泽东和刘少奇当时提出的“三年恢复，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集中地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和愿望，是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依据。

第五，“三反”、“五反”斗争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促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产生了在“三反”斗争胜利的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意向。中共中央后来在总结“三反”时曾经指出：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最后一年，即1952年的"三反"、"五反"斗争，已经开始造成了我们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局面。在此以前，三年经济恢复的过程中，大多数资本家是守法的，对恢复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家大量订货，国内市场扩张，在政治上也需要国内的团结一致，从而使私营工商业在抗美援朝的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的地位，他们便开始想同国营工商业平起平坐，在利润上平分秋色。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大肆拉拢、腐蚀干部，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有的不法奸商甚至在运往抗美援朝前线的军需物资上做文章，将失效药品供应前线，使许多战士的生命受到威胁，其犯罪活动恶劣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因此，要顺利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第六，初步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奠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意识形态基础。建国初期，党较早地进行了思想文化方面的社会改造工作。思想文化改造工作的主要方针，一是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洋奴买办思想等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敌对意识形态，尤其深入地批判肃清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长期进行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反共宣传，在配合彻底消灭三大敌人残余势力，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同时，为确立新民主主义及其以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二是以《共同纲领》为基础，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慎重对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人民，教育改造资本家，鼓励他们在社会实践中逐步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作出社会主义的选择。三是从正面提出以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把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看作是掌握思想教育，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这一伟大事业的中心环节。

毛泽东多次号召广大干部群众都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认为只有懂得马克思主义，才能有共同语言、共同方法，才能有凝聚力，才能为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一个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础。

第七，从国际环境看，当时国际上东西方冷战正炽，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胜利采取仇视态度，对新中国实行孤立、封锁、遏制和侵略政策。1950年的朝鲜战争，使中国与西方本来就很紧张的关系更趋紧张。中国不但不可能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获得什么援助，而且连正常的贸易交往都不可能。当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战后为独立而战的民族国家同情中国，只有苏联能援助中国。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事实上也别无选择。当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又与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新中国仍然面临严重的战争威胁，这要求我们必须争取时间，集中力量加快工业化建设，增强经济实力和国防力量。

第八，在两大制度对比方面，5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很不景气，社会主义却正生机勃勃，从一个国家到一个阵营，显示出比资本主义巨大的优越性。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初步成功的历史经验，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客观上具有巨大的示范和鼓舞作用。这也是推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促使中国人民在50年代选择社会主义的重要因素。

针对新的情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就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做出新的判断。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从现在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从现在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像原来设想的要经过10年或者15年到20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以后，才开始过渡。随后，中央书记处多次召开会议，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刘少奇、周恩来也曾较为详细地论述过“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指导思想和大致设想。到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第一次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9月24日发布的庆祝国庆四周年口号，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了这条总路线。

195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经毛泽东两次修改过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一提纲，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完整和准确的表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过渡时期总路线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一，我国的过渡时期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是指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必须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正确地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是在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新的理论模式。

第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并举的路线。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简称“一化三改”或“一体两翼”。“一化”即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总路线的“主体”。“三改”即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对资本主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总路线的“两翼”。二者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一方面，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只有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吸引、改组和改造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才能用新的技术来改造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从而创造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前提。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改造又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了必要条件，如果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及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则不但不能支持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而且必然同社会主义工业化发生种种矛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最终目的就无法实现。

第三，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的逐步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把原来允许其存在和发展的，以剥削工人阶级剩余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为全民所有制，把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从个体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全面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所以总路线的实质是发展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第四，逐步改造、逐步过渡。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一化”与“三改”，都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都必须逐步进行和逐步实现。由于我国原来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进行改造，特别是对亿万个体农民及手工业者的改造，必须经过一个漫长的、艰苦细致的工作过程。毛泽东也多次强调要逐步过渡，稳定前进，“一年一小步，五年一大步，三个大步就差不多了。”^[3]这充分体现了注重在重大社会变革中保持稳定、保持生产力持续发展的思想。

（2）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借鉴苏联的经验，认真总结新中国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符合中国客观实际，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第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旧中国是一个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和落后的农业大国。建国后，经过三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虽然已经达到或超过了我国历史的最高水平，但这种水平仍然是很低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1952年钢产量只有130多万吨，不能制造飞机、汽车、拖拉机、发电设备等。要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只有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国民经济的各部门，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能建立起强大的国防，才能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能保证逐步完成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改造和为新制度建立相应的物质基础。

第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由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必然出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之间，在它们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在它们和本企业职工、全国各族人民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打击投机倒把、调整和改组工商业、进行“五反”运动、工人监督生产、粮棉统购统销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骤，必然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第三，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工业化不能建立在私有制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生产之间存在着日趋紧张的矛盾。因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求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而且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的增加。所以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一再强调：如果不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则社会主义工业化势必遇到极大的困难。

当时我国农村仍是农民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个体经济的发展，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逐步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另一条是允许农村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任意发展。前一条道路是与社会主义工业化相适应的共同富裕的道路，后一条是与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相违背的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农业是建立在剥夺小农的基础上的。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资本主义大农业不断吞噬个体农民小生产的历史。这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过程。刚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广大农民，绝不愿意走这条道路。土改后的农民，尤其是那些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当和出卖土地，产生了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迫切要求。

从社会政治方面来看，实现农业合作化，是巩固工农联盟，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在广大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如果任其发展，就会使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工农联盟也就很难巩固。这就需要实行合作化，使个体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逐步消灭农村中的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整个社会立足于公有制的基础之上。

总之，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它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积累了重要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