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2年的日内瓦，夏天来得比往年要早一些。时间刚刚进入6月份，知了便已早早爬上枝头，不厌其烦地宣告着盛夏将至。在这让人躁动的蝉声当中，让-雅克·卢梭在格朗大街40号呱呱坠地。小卢梭与所有出生在日内瓦的加尔文教派一样，在降生时接受牧师的祝福。然而，小卢梭的父亲却无法为新生儿的降临而感到高兴，因为卢梭生下来之后不仅身体极为孱弱，而且患有先天尿道畸形，而这种病痛必将伴随他一生。
如同出生便要受难的小卢梭一样，18世纪的欧洲也处在黑暗和动荡当中。邦国之间战乱频仍，教会腐败无以复加，民众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不过，也正如这位新生儿一般，剧烈变革中的欧洲也正在孕育着新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各国开始与中国、印度和土耳其进行小规模的通商贸易，并将蠢蠢欲动的殖民触角伸向了东南亚和大洋洲。
中国的文化和商品流入欧洲，使西方世界的上流社会吹起了“中国风”。欧洲的帝王们忙着按照中国园林的样式建造自己的宫殿，贵族们则忙着在下午茶时光品尝中国的茶叶，商人们惊叹中国瓷器和纺织品的精致，而学者们则拼命从中国的经典中吸取着营养。除了接受东方文化的洗礼之外，欧洲的有识之士们也开始从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历史文化中寻找着重生的路径。霍布斯、洛克、伏尔泰、格劳修斯、狄德罗，这些欧洲最活跃的思想家们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欧罗巴路在何方。
从16世纪持续到18世纪的宗教改革虽然为底层民众带来了希望的曙光，然而马丁·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运动半途而废，路德教竟然堕落成为德意志诸侯手里的工具，统一国家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但茨温利和加尔文在这一历史关头挺身而出，在瑞士的苏黎世和日内瓦继续推进宗教改革。茨温利的宗教改革影响较小，主要限于瑞士一地。加尔文则不同，他的宗教改革在日内瓦取得胜利，建立了欧洲第一个新教掌权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并对欧洲的革命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日内瓦作为宗教改革运动的中心地段，充满了自由的气息，并成为那些受教会压迫、封建领主们压迫的农奴、手工业者们向往的天堂。大量的底层民众跨过千山万水来到日内瓦，只为成为日内瓦共和国的公民重获新生。卢梭的先祖作为加尔文新教徒，为逃避天主教的宗教迫害，在16世纪移居日内瓦，并获得了日内瓦公民资格。而卢梭的父亲伊萨克和母亲苏珊娜则已经是第三代日内瓦公民了。
卢梭的父亲祖上只有一份田产，在十五个孩子平分之后，他所得的微乎其微。好在卢梭的母亲是牧师的女儿，家里比较富有。而老卢梭作为一位技艺超群的修表师傅，足以让一家人在日内瓦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这一切都因为卢梭的降生而改变了，卢梭的母亲苏珊娜因孕育卢梭难产而死，而幼年丧母的卢梭只得与父亲相依为命。卢梭的父亲对卢梭又爱又恨，因为卢梭就像是恶魔的礼物一般，虽然让一个家庭延续了他们的火种，却害死了火种的载体。
卢梭自幼被父亲“放养”，相比于那些每天忙着教孩子如何守规矩的家长而言，卢梭的幼年是在绝对自由的环境中度过的。虽然卢梭的父亲只是一位钟表匠，但是他出众的才华和渊博的学识完全超过了一位学者。在他的头脑中，知晓钟表运行的规律只是他谋生的手段，而洞悉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演变才是他的兴趣所在。于是，这位钟表匠经常给懵懂的卢梭讲解天体运行的奥秘和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科学家的智慧。这些宇宙学的基本知识深深地印刻在了小卢梭的心里。天生聪慧的卢梭没费多大劲就在7岁时读完了母亲留下的小说，而外祖父伊萨穆尔·贝尔纳牧师收藏的那些深奥的书籍也被卢梭读了个滚瓜烂熟。当这些书籍已经无法满足卢梭的求知欲望的时候，他开始诵读莫里哀的作品，以及奥维德的《变形记》，纳尼的《威尼斯史》、丰特耐尔的《关于宇宙多元性的谈话》、博絮埃的《世界史讲义》都能被小卢梭如数家珍。塔西陀和格劳修斯的著作，以及勒絮尔的《教会和帝国史》滋养着这位先哲幼小的心灵。老卢梭和小卢梭一同守在钟表店读书的情景，成为卢梭这一生当中最为美好的时光。
如果卢梭的生活就这样平淡无奇地发展下去，那么日内瓦或许会多一个多才多艺的手艺人，而历史上则少了一位传奇的思想家。历史是如此不甘寂寞，这位钟表匠的儿子终将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登上历史的舞台。只是在此之前，卢梭那稚嫩的肩膀必须经受命运之火长期的淬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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