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观和情感被看做全部生活现象中的一部分。我们要把人类、社会和道德现象都看做是进化的产物。”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
《伦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Ethics）
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把达尔文学说极好地应用到社会和伦理学上（“社会达尔文主义”），杜撰了新词“适者生存”。“适者”并非“最强壮者”或“最强大者”，而是简单的“最适合它所在环境者”—一个行动缓慢、温顺而又善于伪装的动物可能就是“最适者”。
然而，一旦被应用到人类社会，此原理就成了“强权即真理”、“丛林法则”和缺乏同情的代名词。这也许曲解了斯宾塞的观点，但是他同样认为我们应该帮助而非阻碍社会进化，如果进化导致了弱者的死亡“淘汰”，那么我们应该顺其自然。
但是，自然选择没有任何有意识的目的，并且显然不是斯宾塞所说的“进步”—一种认为人类道德和身体趋向完美的信仰。达尔文的进化论没有区分个体；人并不比苔藓更珍贵。此外，斯宾塞辩称，社会进化要通过传递已经获取的道德和以知识为基础的特性，这实际上是拉马克学说—一种达尔文反对的理论。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误称：它根本不是来自达尔文。
对社会∕遗传工程的讨论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然而，对基因遗传和“进步”的关注并不只属于纳粹者或疯狂的科学家，我们必须把手段和目的区分开来：柏拉图思想的捍卫者们有选择地为统治者们培养理想的品质，现代的基因筛查可以帮助阻止不治之症的遗传。与大自然不同，我们可以有意识地选择，“顺其自然”实际上是委婉的说法：我们为了生活本身而评价生活，或许不评价。但是如果我们的确是这样做的，那么，当我们选择帮助那些也许本来不能存活者时，我们实际上表达出了两个意思：我们不能评价别的存在的价值，也无法证明谁会是人类进步必不可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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