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威所处的时代，美国开始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美国的民主政治体系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在民主理论上，杜威提出了“再造民主”的口号，试图在理论上更新民主理论的内容。杜威的民主理论成为改革时代对民主理论进行创新的一个成功尝试。
杜威认为，在民主的问题上，人们“所能犯的最大错误”是“把民主主义看成某种固定的东西，看成在观念上和外部表现上都是固定的东西”[72]。在杜威看来，正是这种认识上存在的错误使民主制度在1929年的经济危机中显得无所作为。
杜威从理论到实践上都将民主作为一种不断演进的存在。杜威认为，民主从理论上必须要“不断地加以重新探究；必须不断地发掘它，重新发掘它，改造它和改组它”[73]。而对于“体现民主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制度”，也必须要“加以改造和改组，以适应由于人们所需要与满足这些需要的新资源的发展所引起的种种变化”[74]。
在对民主制演进动力的认识上，杜威对教育和批评的作用格外重视。一方面，他认为，“没有我们所想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民主主义便不能维持下去”[75]；另一方面，他又把理论的创新和批评比作“呼”与“吸”的关系，认为两者均不可或缺。[76]杜威明确地指出了民主社会的两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不仅表明有着数量更大和种类更多的共同利益，而且更加依赖对作为社会控制因素的共同利益的认识。第二个要素，不仅表示各社会群体之间更加自由地相互影响（这些社会群体由于要保持隔离状态，曾经是各处孤立的），而且改变社会习惯，通过应付由于多方面的交往所产生的新情况，社会习惯得以不断地重新调整。这两个特征恰恰是民主社会的特征。[77]
杜威突出了民主制度对社会的协调和指导功能，这为国家干预埋下伏笔，为罗斯福政府的国家干预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杜威并非不同意将民主既视为目的，又视为手段。但他区别了两类不同性质的情况。杜威认为，在一个基本的民主观念还没有树立的国家里，将民主表达为一种终极的理想或是将民主视为达到理想的手段都是可能的。但他不认为这对一个有着民主传统的国家来说是一件可以容忍的事情，正相反，在一个有着民主传统的国家中，将民主既视为目的又视为手段只是“意味着一个阶级对权力所特有的攫取和保留的欲望”[78]。
杜威将民主视为“一种真正人类生活方式的有效手段”，“民主的政治形式仅仅是人类的智慧在一个历史的特殊时期以内所设计的一些最好的方法”[79]。在杜威看来，“普遍的选举权、重复的选举、在政治上当权的人们对投票者负责以及民主政府的其他因素，这些都是我们所曾发现的实现以民主为一种真正人类生活方式的有效手段。它们都不是最后的目的和最后的价值”[80]。
当时，欧洲法西斯势力甚嚣尘上，杜威很警惕地提醒他的读者，民主不仅是一个目标，而且是一种手段。将暂时的独裁作为更民主的一种手段在概念上自相矛盾。他指出：“民主的政治和政府的这一方面是实现目的的一个手段，至今所发现的一个最好的手段，而目的则在人类关系与人格发展的广大领域之中。”[81]
杜威十分重视民主的参与，将广泛的参与视为民主的基础。杜威的这种认识更多是受了林肯的影响。他认同林肯的“询问别人的意见是什么，需要什么，有什么看法”的思想，并视之为“民主观念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82]
在民主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多数人的统治”曾一度被作为民主的真义。然而这一理论无法克服的缺陷是多数人的选择并非正确，甚至会形成“多数人的暴虐”，侵犯少数人的权益。积极演进的民主理论超越了多数与少数的两难境地，将民主看作“相互协商”和“自愿同意”，以始终不断的制度创新作为民主演进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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