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而不宣的思考

在为了满足公众的消费心理而致力于系统化阐述概率思想的同时，即在修订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系列讲座稿、为《概率的哲学探究》的书稿做准备的同时，拉普拉斯私下写作了四篇关于圣经福音书的可靠性、因果关系等一些形而上学问题的更加广泛的评论，这些评论形成了25页的手稿，通过他家人和托管者（科学院）的努力保存了下来，因为手稿没有标注具体的时间，人们并不能精确地了解其写作的细节：是何时开始写的、是何时结束的。这些手稿装在一个神秘的黑色包装中，一直被保存在法国科学院的档案馆中，最先注意到这些手稿并将之公布于众的是罗杰·哈恩，他最先将这些手稿翻译成英文发表^[21]。

这些手稿讨论了有关宗教和哲学的论题：因果关系、意志力以及《圣经》中的神迹记载，等等，这些内容进一步揭示了拉普拉斯的思想是如何深深地打上了启蒙时代的文化烙印的，这些都是启蒙运动时期被人们常常谈论、随手拈来的话题。或许是拉普拉斯从未打算将这些文字公之于众，或许这些只是他一时兴起的一些想法的随笔，从手稿的整体结构布局到文字内容观点的表达都给予人一种不甚完整和清晰的印象，其中的许多内容不仅与《概率的哲学探究》中段落几乎完全相同，而且在“论意志力”和“论因果关系”两份手稿中的大部分文字也几乎是重叠反复的，拉普拉斯似乎并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想法或思路。

尽管如此，在他私下付诸的文字中明确地表达了一些他关于宗教的观点，其思想与《概率的哲学探究》中以一种谨慎的方式阐述的思想是一致的。“关于《新约》四卷福音书”的手稿是对于《圣经》中的诸卷书尤其是四部福音书的某些内容记载的真实性的探讨。在其中，拉普拉斯通过对《圣经》的文字解释以及历史的考证来批评基督教的一些传统教义，这是17世纪以后特别是18世纪以来启蒙运动实践的一部分。这篇手稿开端就引用了一位英国评述者亨利·多德韦尔（Henry Dodwell）的长篇段落，这表明拉普拉斯重新拾起了他在卡昂的学生时代就盛行的一些神学讨论问题，亨利·多德韦尔等人的著作是那个时期流行的阅读材料。多德韦尔把使徒教会（Apostle）的布道作为异端加以拒斥，拉普拉斯认同这一点，但这对于拉普拉斯来说还不够，他要解释《新约》中所讲的故事是如何在当代还具有左右人们的力量，彼时大量的研究材料为他提供了所需要的线索，他娴熟地运用天文学知识来解释神话是怎样成为基督教教义的。手稿表明他非常熟悉和了解杜普斯（C.F.Dupuis，1742—1809）关于宗教膜拜的起源的观点以及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等人的思想，拉普拉斯曾引用过他们的观点。在这些秘而不宣的手稿中，拉普拉斯的思考通常以简洁明了的断言作为结尾总结——古往今来的普罗大众因为蒙昧而导致他们易于轻信。

“论神迹”这份手稿表明了拉普拉斯对于天主教一些教义的观点，特别是对奇迹和圣餐变体论的反对，他写道：“首要且最可靠的原则……是把超自然的奇迹作为不真实的事加以拒绝。”至于圣餐变体论的教义，它“同时与理性、经验、我们所有的感官所触、永恒的自然法则，以及我们应该归属于至高智慧者形式的崇高理念相违背”。这是最荒谬绝伦的假设：“宇宙的至高无上的立法者竟然能够使其所建立的、保持其稳定性的规律暂时失效”。

他认为，如果接受《圣经》中的奇迹是具有可能性的，必须有更多的独立证人来证实。在他关于奇迹思考的秘而不宣的手稿中，他展示了拒绝接受基督复活的重要神学教条的一个论证。他的数学概率运算加强了他的宗教怀疑论，关于复合事件的概率原理告诉人们，随着联合事件的个数的增加，其概率的值会相应减少，那么距离人们如此之遥的代代相传的宗教故事的真实性也会大打折扣。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于虔诚的基督教徒的信仰，他鄙视为愚昧无知和根深蒂固的错误和偏见，显然，新兴的概率演算可以成为摧毁这一切的力量，这种观点多次出现在《概率的哲学探究》之中。

罗杰·哈恩认为，拉普拉斯在青年时期，虽然放弃了家庭为他选择的将来成为一名教士的目标，但是对于宗教信仰的思考从未彻底从他的头脑中消失，拉普拉斯所经历的人生时段，尤其是启蒙运动的思想也铸就了他的宗教思想的底色，在这场运动中，对于宗教的讨论和反思如火如荼，围绕他周围的许多同事和朋友都参与其中，哈恩认为，对他影响甚大的卡巴尼斯和其他同事关于宗教问题的争论复燃了他很久以前就致力思考的想法。这些思考体现在他的“论意志的力”和“论因果关系”两部手稿中。

他关于因果关系的本质的观点和论证有一些是对大卫·休谟的观点的呼应。像休谟一样，拉普拉斯论证到因果关系不能够简单地从不断相继发生的事件（前面的事件被认为是后来发生的事件的原因）中建立起来。为了建立因果关系，必须理清事件之间的关联关系。在“论意志力”中，他认为，如果将人的意志假设为人的行为的原因，那么，“心理学”的规律能够探索出意志怎样指导行为。拉普拉斯承认我们对这些规律知识的认识是不足的，但是，他相信它们的存在就像物理的规律一样确定。尽管我们的知识是欠缺不完善的，他希望在这些“道德科学”中的科学探索将最终能够建立起它们的精确性：“在这些不确定性中，我们要做什么呢？观察外在感官和内在感觉使我们能够知晓的现象，确定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并把这些关系提升到一般规律的层次。最后，在观察到的现象中辨别出那些来源于错觉的现象。它们的数量非常大，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成功地认识所有这些现象。其中最严重的一个错觉把一些颜色传递给身体，身体使我们体验到对这些颜色的感觉：很容易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辨别它，并使自己确信这些颜色是在我们内部。在前定和谐的假设下，我们刚刚看到，一种错觉让我们认为画家对画笔的控制是由于他的意志。……所有这些规律都是不变的，都可以从它们所指导的未知的事物本质中推导出来。意志的反复无常，即使当我们断定它最令人捉摸不定的时候，也可以划归为这些规律，认为它只是因为驱使自身的力量所使然，及其对于身体某些部分的自身支配的独一行为所推动，这只是由一系列错觉所导致的想法。”^[22]

这其中的寓意是决定论也通行于生命的世界，正如它通行于无机的领域。尽管拉普拉斯从未公开地表述过，但这种观念充斥于他同时代的医师弗朗西斯·马让迪（Franois Magendie，1783—1855）著作中。拉普拉斯对于自然界中存在恒定不变的规律（尽管对于它们的本质我们还一无所知）的坚定信仰众所周知，这是隐蔽在他对于概率论大力倡导的背后的驱动力。正如他反复表明的，考虑到人类对于达到终极理解的无能为力，概率性的知识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大希望。自然遵从规律，而科学家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从现象中推出这些规律，从而接近预测这些自然的规则。在《概率的哲学探究》中他视之为使命的一个目标是：使得公众相信高度可能性的知识远比人类陷入多个世纪的各种错觉要好得多。在《概率的哲学探究》中，第十一章专门论述“概率估算中的错觉”，在那里，针对赌徒的错觉，拉普拉斯又重述了这个标准的论证，赌徒们往往忽略他们面临的困难，他们总是假设机会对他们有利。他也充满激情地论证了所有的迷信被错误地接受总是在明确的原因不那么清楚明白之时。拉普拉斯在他的手稿中又将这种理解运用于对宗教信仰的思考之中，他断言宗教本身流行的原因是：当推理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时，人具有甘心接受神秘解释的倾向，其中，荒谬的圣餐变体论和基督复活之说能够在如此之长的时间里还如此令人深信不疑，这正是人类不情愿接受自己的有限性的典型表现。同样，宗教的形成也是由于“意志和自由方面的虚假思想误导人类的心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