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的第一部分

辩护的第一部分

不应该用鞭笞解决宗教方面的事情，而应该用言语。

——拉克唐修

(Res Religionis non Verberibus sed Verbis est peragenda.-Lactant.)

致王后

尊敬的女士:

不久前，圣大卫主教向陛下您呈交了他的辩护，如果我知道如何接近您，我本来也打算将我的辩护呈交给您。

陛下您将认识到，这是主教和我关于奇迹的一场令人遗憾的论争，它必将花费大量的言词。除非陛下您能够容纳差异，否则，不消灭许多观念和论点，论争就不会终止。

主教主张让陛下您做我们的论争的仲裁人，我同意他的主张。他说只有您适合仲裁这场论争，我确信这一点，正如我确信一个主教不会撒谎，也不会阿谀奉承一样。

如果我以前知道陛下您仲裁这场论争的能力，那么，我应该为您的能力喝彩。世人会很容易相信我对您的赞美是公正的，因为我并不是为了升迁或调任而说出这些赞美之辞。

如果陛下您没有仲裁这场论争的特殊才能，那么，我相信，您会更聪慧些，不会因主教的赞扬而高估自己，尽管他过分恭维您，但是您不会因此而自负。

尊敬的女士，主教不公正地对待我，他含沙射影地说，我对王后的头衔和政府不满。这完全是错误的。我敬爱您的神圣的家庭，并且经常为陛下您祈祷而不求回报，我为您做的祈祷要多于英国的任何主教为您做的祈祷。

我为陛下您祈祷什么呢?上帝让您长寿，使您高贵的子孙后代心安，令这些民族高兴;您的幸福生活不会被敌人和灾祸扰乱;在您度过了美好的时光，生活不再令最快乐的您高兴时，您能带上天国的、不朽的荣耀之王冠。这就是我的由衷的祈祷。

您的最谦卑、

最顺从、

最忠实的仆人

托马斯·伍尔斯顿

1729年9月27日于伦敦

辩护的第一部分

对于斯马布鲁克主教的一卷本巨著，出版界期盼了很久，现在它终于问世了。我并不怀疑它满足了神职人员的期待。他们把它捧到了天上，赞扬它绝对驳斥了我的谈话。但是我建议他们不要过早地、过分地夸奖它，以免因为缺乏判断力而感到羞涩。此前，我们有很多书的例子(并且，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波义耳反对本特利的书)，它们都获得了普遍的认可，但是人们后来通过考察发现它们完全是空洞的。我们面前的主教的这本书并非不可能遭遇相同的命运。

我本来对这位主教的学识和能力有很高的评价，如果他没有将他的两个简单的预告预先发送出来，^[1]那么，我本可以理解他的敏锐，以至于除了对我的事业的善意以及我的辩护能力的坚定信念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我在他面前逃走。但是我将坚持自己的立场，反驳比这位主教更加强大的对手。依据这位主教的公正博学的名声，人们本不能够期待这位主教会对我做出如此邪恶的攻击。但是因为他这样做了，所以，这使我获得的优势比我盼望或渴望的优势更大，使我更方便羞辱他和战胜他。

以前，神学领域的许多其他卑微的易改变主意者在报刊上发表讽刺短文攻击我，但是我非常藐视他们，因为他们不值得我注意。我一直保持沉默，直到现在才驳斥这位主教的严厉的攻击。顺便说一下，我可能有机会批判他们中的这个人或那个人。在这些易改变主意者中，有些人像有声望的人一样将他们的名字放在他们的著作中，而其他人非常谨慎地隐去他们的名字，根据我所能做的最好的调查，我也不能发现他们的名字;否则，我会指责他们的厚颜无耻和诽谤。可能令人惊奇的是，当任何挑起争端的作者站在问题的正统的、既定的立场上写作时，他们特别喜欢隐藏自己，不会受到诱惑，以至于希望获得奖赏和喝彩以便使他们出名。在此，我将说出我的想法:这些作者“匿名”并不是因为他们谦虚(因为不管我们神学领域的文士主张什么，他们总是非常自负)，而是因为他们害怕令他们蒙羞的尖锐的回答。这是我的一些聪明的对手隐藏他们自己的真正原因。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犯了故意进行恶毒的诽谤和说谎的罪，并且我将会严厉批评他们。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的名字不让人知道，那么，我就不能揭露他们的恶意，没有人会因此蒙羞。

在此，圣大卫主教扮演了一个更光荣的角色:他并没有像其他胆小鬼那样躲在背后偷袭我，而是像一位勇敢的战士，直视我、警告我做好防备。他这样做是多么勇敢啊!我挑不出他的其他错误，除了如下一点之外，即，在这场论争中，他为自己准备了帮手——我指的是政府的权力——在这场战斗开始之前，在还不确定他是否能战胜我之前，他就呼吁用政府的权力毁灭我。这不是一个公正的、受人尊敬的主教干的事，对此，我有理由抱怨。尽管我认为，在论争中，如果我不比我们的任何主教优越，那么，我也是与他们一样平等的，但是我没法和国王的权力相比，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举起我的手或使用我的笔来反对他。如果主教寻求公平的战斗，希望行政当局站在一边看我们公平地决斗，那么，我将与他围绕任何主题交战。但是让政府的权力介入我们的论争，并且不管正确与否，要他们都站在他那边，这是不可容忍的，是我们精神的格斗士应该憎恶的。

当主教建议王后做我们的仲裁人时，我赞同他，因为我在此并不怀疑她有资格判断它，这样，我有了第一次等待陛下的机会，我将请求她接受这个苦差和职司。在她确定了论争的主题并想出了胜利者的合适的奖赏或者失败者的惩罚之后，我们将开始论争，或者公开论争，或者因为王后认为论争有益于她以及她的宫廷小姐们的启蒙，我们在她面前论争。

但是主教这里的提议以及他对王后的赞扬只是反映了他的伪善的面孔，他没有服从仲裁，没有，绝对没有，他主张让政府的权力直接报复我，发泄他的愤怒(并不继续听我为我自己不得不做的辩护)。他希望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他证明了我是一名“异教徒”和“叛教者”，希望他们对我施以严厉的惩罚，使我永远不能继续写作。为此，他还说了哪些话呢?他说:“真的，在基督教已经被人的法律确定了的国家中，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能够激励官员的热情，使他们执行那些法律，严惩臭名昭著的渎神行为——这些行为践踏了基督教信仰之基础的威严——使世界确信被极度蔑视的那个上帝的牧师‘并非徒劳地拿着剑’。确切地说，在这样的或类似的场合，更高的力量拥有更大的理由行使他们的权力。”^[2]

对于主教献词中的这一段以及其他段落，我感到震惊，当我读到它时，我几乎不能相信我的眼睛:一个学者、一个基督徒、一个新教的主教会发出如此多的狂怒和激情，以至于能再次点燃史密斯菲尔德的柴把!任何具有人形的东西会如此渴求另一个具有人形的东西毁灭，这毁坏了他自己的名声和荣誉!主教是否相信他已经清楚地驳斥了我?如果他相信，并且其他人知道我绝对被驳倒了，那么，争论就结束了，我的具有叛教性质的著作的危险就终结了，为什么我还要经受任何惩罚呢?惩罚只会使我赢得很多人的同情，使得我的著作赢得的名声比它本应该赢得的名声更大。主教是否认为他已经驳倒了我?如果是，那么，对他来说荣耀和胜利已经足够了，任何人(包括他自己)都不应该用其他方式惩罚我，因为他们害怕获得一个坏名声，使他人认为他们残忍和记仇。我是否认为我自己已经被驳倒和打败了?如果我认为我已经被驳倒和打败了，那么，这够痛苦和丢人的，甚至比死亡还糟糕，因为尽管我们好辩的作者可能假装准备放弃我们在信仰上的错误，好像我们很容易屈服于我们的对手似地，但是我们内心真地认为我们在理性和论证上是站不住脚的。正如斯提领弗立特主教所说的那样，当他意识到他不足以与洛克先生论争时，他为此伤心憔悴，同样，依据圣大卫主教的假设，我已经被他驳倒，我不仅必然给自己带来巨大的打击，而且忍受人们指责我颠覆宗教的邪恶用心以及自不量力的耻辱。除此之外，主教还拥有什么东西呢?如果他已经绝对地驳倒我，那么，他可能不再需要更多的东西。但是他显然不敢相信他自己驳倒了我，显然害怕他察觉到的东西，即我将对他做出高明的回答，因而他请求政府官员帮助他禁止这个回答。

在伦敦主教发表了他的《牧函》之后，据报道，圣大卫主教正准备为耶稣的“字面意义”上的奇迹故事做最严格的辩护，因而我得出结论，告发将直接被抛弃，神职人员正致力于成为那种运用理性和哲学进行驳斥的基督徒，他们将不再使用迫害，因为迫害只是急躁、狂暴、无知的盲目信仰者的盔甲。我将主教的《牧函》完全看作是自由的礼物。但是不管我是否弄错了“原初”教会的教父们的意思，我发现我误解了我们英国教会的这位神父的《牧函》中的一段话，使它们符合另一个比他所计划的目的要好得多的目的。他的话是:“一位已故的作者曾运用自由，以‘叛教的方式’冒昧地处理了我们救世主的奇迹及其创造者。尽管我根本不认为基督教的基础及其理论不可能在所有时代被人们以镇静、得体、严肃的方式加以讨论(恰恰相反，我确信，它们被讨论得越充分，它们就会越牢靠)，然而我不得不将警惕人们以‘可笑’的或‘责备’的方式处理宗教以及有效禁止像这样攻击所有宗教的基础的书和著作看作是所有时代的政府官员的职责。”;^[3]伦敦主教在此说的是他“将警惕人们以可笑的方式处理宗教看作是所有时代的政府官员的职责”，我将这句话理解成他煽动政府官员告发我的一个理由，并且我认为他现在像一个哲学家一样支持让真理和宗教按照本身的方式运作，支持人们自由地讨论它，不管是以“可笑”的方式，还是以“镇静”、“得体”或“严肃”的方式。但是我承认我误解了主教的话语，因为凭借经验，我发现，(他说，应该以“严肃”的方式运用自由，讨论宗教的基础。)尽管他的这个表述本身有意义，但是如果他能够帮助人们以“严肃”的方式而不是“可笑”的方式论争它，那么，他同样无法忍受人们以“严肃”的方式论争它。为此，他最近四处奔走，要求告发以“镇静”、“得体”、“严肃”的方式进行论证的《伦敦杂志》。现在，圣大卫主教的狂怒的献词证实了我的观点:如果我们的神职人员(尽管他们像任何人一样赞扬自由和理性的力量，尽管他们邀请异教徒说话和出版他们最严厉的批判基督教的主张)能够阻止对他们宗教的任何攻击，那么，他们绝对不能忍受这样的任何攻击，他们也不会停止向政府官员告发。感谢上帝，主教不是我的法官或指控者，否则，我知道我会有什么下场。

有点反对我的艾金森先生说，当教会的所谓的神学家并不是我的告发者时，我称呼他们是我的告发者;并且我并不需要假设:神职人员有更多的智慧，不会因为这个谈话而告发我，因为他知道他们并不会长期关注我，告发我。他还说，如果政府官员认为因为我的罪和蠢话而惩罚我是他的职责，那么，除非我能证明我们基督徒政府的热情是由神职人员的“有害的影响”激发起来的，否则，我应该责怪自己，而不是神职人员^[4]。艾金森先生非常确信:严格地说，告发我的人不是神职人员，而是国王。但是国王可能完全不了解我的书，就像他不了解月亮上的人一样。还是让其他人判断，艾金森先生是否如此无知，以至于不知道神职人员是最大的煽动告发者。如果他真的是那样一个可怜的“无知者”，那么，我只能说，他上面的表述将只能被看作是为了清除人们对神职人员从事告发的“憎恶”，为他们开脱，并将告发归咎于市民政府。不管艾金森先生是否相信它，要不是主教们的请求，市民政府绝不会给我添麻烦。上面提到的艾金森先生扮演了法国天主教神职人员在南特赦令的废除上所扮演的角色。在国王应天主教的神职人员的急迫要求决心废除那个法令之后，神职人员向新教徒开脱自己，将责任都推给国王，说，“国王决心废除它，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是天主教的神职人员的阴险的搪塞，新教徒不能忍受他们在这里“耍无赖”。艾金森先生知道如何使用这个故事，我说出这个故事只是方便L主教在某一特定场合说不是他而是政府告发了伍尔斯顿先生。如果艾金森先生真的像他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无知，那么，我想，在读了圣大卫主教的献词之后，他现在有了不同的观点，确信对我的告发是在被他称为是神职人员的那些人的“有害的影响”下发起和实施的。

在此，我不使用支持论争自由的观点，这个论题已经被重复处理过多次，并不需要我赘述。但是在我开始论述主教的著作的主体部分，为我的谈话做出清楚的辩护以反驳他之前，让我们考虑他的献词中的明显的谎言、搪塞和恶毒的影射，他正是凭借它们鼓动世俗的力量严惩我。我将掠过他的著作的“题词”，即，“但是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一个吻背叛了人子”。凭借这个题词，他不向学者(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智慧，由于他滥用《圣经》，他们不会对我产生很坏的看法)而是向无知的大众宣称我是另一个犹大，是耶稣的背叛者。著作的“题词”通常与其作者及其意图相符，不管主教是否愿意将这个“题词”看作是他自己的观点，我将在另一个场合以令人愉快的、恰当的方式把它运用到他自己身上。目前，我只能说，博学之士将会看到:这个题词有一个邪恶的用途和目的，让其他人心里对我产生仇恨和憎恶，用熊皮装扮我，以便煽动教会的残忍的暴徒折磨我和毁灭我。他们用使得他们的迫害看起来不残忍的可憎的、虚构的言语描述他们想要毁灭的对手，这是所有时代的教士描述其对手的无赖式伎俩。

1.主教在他的献词中对我所做的第一个邪恶的、任意的曲解是，我是一个“异教徒”和“叛教”的神职人员。为此，他对王后还说了其他的话:“现在呈现到高贵的您的眼帘的是对我们神圣宗教的护教性的辩护，以反驳一位‘叛教’的神职人员对它的一个诽谤。这个诽谤在任何基督教国家里都是最恶毒的，与他相比，其他的异教徒真是小巫见大巫。”他又说我的谈话是“渎神的”，“践踏了基督教之基础的威严”，他还指出，我“热衷于颠覆基督宗教，积极宣传异教”。这完全是故意中伤，以便刺激王后和政府，让他们反对我。主教心里明白，虽然我关于奇迹的谈话激起了很多反对我的声音，但我并不是异教徒，而是基督教的信徒。在我的谈话中，我多次庄严地宣称，我的谈话不是为异教徒服务，而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和基督教的真理，证明神圣耶稣的弥赛亚身份。如果我有时嘲笑了我们救世主的字面意义上的奇迹故事，那么，我也总是表示这只是为了使人心转向对它们的神秘的解释，耶稣的权威和弥赛亚身份只能建立在神秘的解释之上。如果不浪费纸张和时间，那么，我可以收集我的谈话中无数符合此目的的段落。我对我的信仰、我的纯洁的心灵以及我的诚挚的目的所做的所有庄严宣告难道都毫无用处吗?为什么我这里的话都没有被理解呢?我想不出别的原因，除了因为其他人习惯于在他们的誓言和签名中造假，搪塞上帝和人之外。因此，我仍可能被怀疑成伪善的，尽管我的表白恰恰相反。

除此之外，通过我的其他著作，主教知道，我确实是一个基督徒，真正地信仰基督的宗教，尽管我对它的看法可能与其他人对于它的看法不同。我以前很幸运，不仅有意公开地出版了许多为基督教辩护的著作——与英国的任何主教相比，我出版的为基督教辩护的著作最多——而且在这些著作中，有些著作具有这样的特征，即，如果作者不是基督徒，那么，他写不出它们;如果他偏离了基督教的原则，那么，他也写不出它们。我的幸福和幸运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看到，主教已经细读过我的一些其他著作，特别是我的《对复兴的基督教真理的古老辩护》，并且他正确地理解和品味过它，因而我要赞扬他，并且说出我的欣慰。我非常高兴他描绘了那本书的目的。他说(24年来)我都没有离开过那本书的原则和寓意计划。于是，我只能请求他依据他的良心判断，一个像我这样以象征和原型的方式论述犹太教徒的教会和基督徒的教会的作者是否可能是一个异教徒，或者不断地离开基督教的信仰?如果主教有与细读那本书相匹配的才智，那么，他必然会承认并且向世界宣布，我过去是，并且现在仍是一个基督徒，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有坚定不移的原则的人。

我原以为主教会在他的前言中列举我的所有著作，但不知是因为故意，还是因为疏忽，我的另外三部直接为基督教的真理辩护的著作被遗漏了。(我谦卑地这样说)英国的博学的神职人员读过它们无不为之叫好。如果主教非常高兴地读过其中的一本，即《为霹雳军团的奇迹辩护》，并且由衷地说，我可能写了那本书并且相信教会的那个奇迹，然而我却不是基督徒，那么，我将因为他指责我是异教徒而提起上诉。

但是为什么我自找麻烦地宣告我的基督教的信仰并为之辩护呢?主教本可以欣然地承认我是一个真诚的基督徒，但是出于他的利益和偏见以及其他政治上的考虑，他和神职人员谴责我，诽谤我:如果可能，必须把我毁掉，或者至少要我闭嘴。

简而言之，神职人员叫嚣着反对我以及我的谈话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异教徒，而是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心中有自己的具体计划。如果我能够成功实现这些计划，那么，这将使他们蒙羞，破坏他们的利益。因此，如果他们能通过诽谤和告发及时阻止我实现它们，那么，他们会这样做。为了宗教的真理和人类的福祉，我不顾所有的反对、恐怖和痛苦，尽全力去实现我心中的这些计划。我的计划就是如下三点:

第一，恢复对《旧约》和《新约》的寓意解释，这就是教父们所说的异象的崇高之山，在这座山上，我们将沉思上帝之旨意的智慧和美好，看到耶稣与摩西和以利亚的荣耀的变像，即福音书与律法和先知的和谐，它与耶稣的象征性变像一致。这是一个非常光荣和美好的异象，对实现它的渴望和希望足以使我们狂喜。古犹太教徒说，用寓意解经将使我们看见上帝，使无神论者改变信仰。教父说，随着时间的完善，寓意解释将会使犹太教徒皈依。圣·奥古斯丁说，为了那个目的，将要派遣伟大的天才。^[5]我相信所有这一切，并且因为确信它们的真实性，我对比喻非常入迷。很显然且不需要证明的是，我所钟爱的寓意计划的复兴预示着“主张字面意义的神职”的毁灭，将证明我们的神职人员的无知和叛教。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他们诽谤、中伤、告发我为实现它所做的诸种努力。

奥利金说:“进行字面意义上的解释的人将会成为异教徒。”^[6]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因而我将尝试能否将寓言用到我们的神职人员身上，能否将目前的这种负担移走，即将异教徒的指责移走，将它放在神职人员身上。于是，聪明博学的人将会说什么呢?他们会说，伟大的伦敦主教和圣大卫主教碰到了一个难以对付的人。

我的确(在我的谈话中)以可笑的方式处理过经文的字面意义，而主教错误地称之为“亵渎神灵”。他们要么以“可笑”的方式，要么以“镇静”的方式著述反驳经文的比喻意义。但是我能够证明那才是真正的“亵渎神灵”，并且我不会通过向政府权力抱怨来反对他们，绝对不会，因为惩罚那种罪是上帝特有的权力，政府官员不应该关注惩罚那种罪。

但是我为何需要以“可笑”的方式处理我们救世主的字面意义上的奇迹故事呢?因为有些故事恰恰是“被嘲笑”的对象，因为“嘲笑比讥讽更有力、更好”(Ridiculum acri fortius melius)，嘲笑将会刺痛教会笨拙的脑袋，而镇静严肃的推理不会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任何印象。

这样，我用寥寥数语说出了真理。当我决心无论如何都要使“字面意义”垮掉以便为经文的“灵性意义”开辟道路时，我们的神职人员主张经文的字面意义，由于他们的利益和荣誉，他们诽谤和责骂我，带着不能平息的愤怒折磨我。但是我想他们在责骂时不应该发怒，以免迸发的责骂有时会降到他们自己头上。教父们断言并且预测，在教会背叛了“字面意义”一段时间之后，“灵性的生命”或比喻意义将重新进入到经文中，使神圣的知识和真正的宗教进步，同时，神职人员将会更好地处理它。

第二，作为基督徒，我筹划的并将为之著述的第二个计划是宗教的普遍的、无限的宽容，对人的良心不施加任何限制或压迫。因为此计划，神职人员会仇恨我和诽谤我，如果可能，那么，就像他们因为前面的那个计划而指责我是异教徒一样，他们也会因为这个计划而指责我是异教徒。依据普遍的宽容，世界将会安宁，目前不同教派之间的非常明显的相互仇恨将会因他们利益的统一体而终结。那时，政府官员认为不同的教派处于平等的地位，并且政府官员选择信赖某些人并不是因为这些人信仰和热爱神学教义，而是因为他们服务公众的能力。既然这样，就像一万个不同的鼻子并不妨碍这个城市的幸福一样，一万个不同的宗教观念也不会妨碍社会的安宁。他们不同的神学观点是他们各自的消遣和娱乐。只要他们不能实施压迫，那么，他们就不能因为这些观念而相互仇恨。神职人员会劝说我们，说这样的宽容导致混乱和精神涣散，好像人们会因此而成为傻子。但这只是他们的一个错误。如果像他们这样的煽动者没有扰乱公众的宁静，那么，由于宽容，公众会非常安宁镇静。他们又会告诉我们，说这样的宽容使道德沦丧，使我们的罪泛滥成灾。但这是他们的另一个错误。这样的宽容促进德性，因为每个宗派都尽力通过他的善良的生活和卓越的教义表明自己优越于其他宗派，于是，不同的宗派共同阻止道德滑坡。但是神职人员绝对不会倾听这样的宽容，因为它会使教会的权力衰落。因为许多其他原因，我主张废除被确立的雇用教士制度。

第三，我主张废除被确立的雇用教士制度。我确信，如果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而是因为此原因，那么，神职人员将怀着仇恨告发我，并且指责我和诽谤我，说我是异教徒和叛教者。如果可能，那么，在我还未全力实现这个目的之前，神职人员将使我缄口不言，捆绑我的手。

为什么英国教会的神职人员以及其他教派的传教士不能变成草芥，被迫在人民中寻求出路呢?教区的律师照看人们的资产，教区的医生关照他们的身体，教区的修补匠修补他们的壶罐，而指派教区的教士照看人民的精神的意义和理由在哪里呢?在很多世俗事务上，每个人选择他自己最喜欢的技师和技工。既然精神的福利要比身体或资产的福利重要得多，那么，他在精神事务上更应该选择他最喜欢的技师和技工。如果教会的土地不能完全偿还国债，那么，它也应该成为一种商品。

我已经向世界许诺在上帝的帮助和政府的许可下发表一篇关于被确立的雇用教士制度所造成的伤害和麻烦的谈话。这个谈话将要展示:

(1)在教会的第一个世纪(那时，福音已经被传到四方，克服了犹太教徒和外邦人的所有反对)，基督教的传教士既没有收到工资，也没有坚决要求为他们的辛劳支付工资，他们反对因为被雇用而传教。他们似乎被赋予了预言的精神，在雇用教士制度被确立之前，就已经预言了基督的教会将会废除和拒斥雇用教士制度。

(2)自从确立雇用教士制度以来，基督教的进步不仅停止了，而且衰落了，神职人员的贪婪、野心和力量对世界造成了罄竹难书的伤害，每一个人都可以思考、阅读和写出它造成的伤害。

(3)一旦我们目前被确立的教士制度被废除，那么，依据上帝对他自己的牧师的呼唤，对福音的信奉将会再次盛行，德性、宗教和学识将更加繁荣丰富。

神职人员预先知道了我将要出版这样一个谈话的计划，这才是他们指责我是叛教者和异教徒的隐秘的原因，而他们公开宣称的那些原因都是假的。他们绝不缺乏禁止这个谈话出版的热情和努力，如果他们最终能鼓动政府禁止它，那么，我不怀疑迫害会发生。

在关于奇迹的第一个谈话中，我刚好处理了耶稣将做买卖的人赶出圣殿的奇迹。依据教父们的权威，我将这个奇迹展示为一个比喻，即耶稣未来将把兜售福音的主教、牧师以及执事赶出他的教会。主教已经指责了我和那个奇迹，如果曾经有任何人对他人的鲁莽无礼一笑置之，那么我读到他时就会开怀大笑。我预先请求主教不要乱动那个奇迹，因为它是一个棘手的奇迹，将会让他吃苦头的。^[7]尽管我警告了，但是主教仍然如此愚蠢，以至于他在它上面冒险，真地触摸了它和处理了它。但是因为它好像是“燃烧的煤”，所以，尽管他拿起了它，但他很快又丢下它，对着他的手指吹气。他向它的“这个”部分和“那个”部分洒一些水，使它冷却，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用。我可以说，主教并没有触摸到它的最炽热的部分，即它的象征:耶稣未来将把唯利是图的传教士驱逐出他的教会。主教只是说，“我用比喻谩骂，反对维持神职人员”。^[8]这是主教的“哥林多式”的厚颜无耻行为的一个部分。如果他不是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撒谎和诽谤以便支持他们的利益，那么，他绝不会有脸说出那样的话。如果主教已经证明，那个奇迹(从字面意义上看，它是如此一个……，以至于我现在不敢说它)过去不是，也不能是耶稣在第二次来临时将雇用教士赶出教会的预兆，并且教父并不持这种观点，那么，他立刻将我击倒。但是因为他并没有做这样的事，所以，他可能舍不得为支持这个字面意义上的故事而付出辛劳。当我在合适的场合为我对于那个奇迹所做的陈述辩护时，我将取笑主教。同时，因为主教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基督教信仰的文章，想使我因为它而令人讨厌，所以，在这里，我将插入另一句话，即，“依据教父们的权威，我相信，耶稣的灵和力量将很快进入到教会中，依据人们所认为的他将做买卖的人赶出圣殿的方式将兜售福音的雇用教士赶出教会”。^[9]

我现在请求所有博学的、率直的绅士们依据这一切判断，主教把我描述成异教徒是不是不公正的、无情的、虚伪的。尽管我不相信我所厌恶的“字面意义”的计划，但是我相信“寓意”计划，因而我仍然是一个基督徒。接下来的一个简短的证明可以证明我的确是一个基督徒。我热情地、由衷地主张用寓意解经，主教承认这是我的观点，因而我最终必然相信并且确实相信经文是神灵的启示，否则，我不能认为在经文的字面意义背后还潜藏着这样的奥秘和预言。让读者判断，一个相信经文是神灵启示的人能否是一个异教徒(哎，最大的悖论!)或根本不是基督徒。不仅如此，如果奥利金和圣·奥古斯丁的证据支持我，那么，我比任何“主张字面意义的计划的人”更像真正的基督徒和神圣耶稣的信徒。奥利金说，基督教的完善在于对《旧约》和《新约》以及它们的历史部分和其他部分进行神秘的解释^[10]。圣·奥古斯丁说，那些理解了耶稣的奇迹的灵性意义的人是他的学校的最好的博士^[11]。像任何其他人一样，主教理解这个证明，因而我反过来批判他:他在他的献词中指责我是异教徒，这是恶意中伤，他的目的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激怒政府，以此反对我。

但是此外，上面已经提到了，主教说我是一位“叛教的神职人员”，为什么呢?因为我放弃了“主张字面意义的神职”，而致力于“主张灵性意义的神职”。这就是他头脑中的智慧和推理!主教已经够老了，读了很多书，却不知道在教父那里，“叛教”指的是放弃“主张灵性意义的神职”，陷入到“主张字面意义的神职”之中。因此，我勇敢地反驳主教，对他以及他的主教兄弟们说，他们才是“叛教的主教”。

但是为了迁就主教在他所喜爱的献词中说的观点，我将把我自己假设成一个我绝对不可能是的异教徒和叛教者。

2.主教是一个任性的中伤者，或者充其量只是一个曲解我和其他异教徒的人。在他的献词中，他说，我们计划“削弱所有政府的基础”，并且我们“追求那种必然导致混乱的方法”。如果我们异教徒(因为我现在说我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真是这样的，那么，政府官员理当找到我们，火速地惩罚和镇压我们。如果我们抱怨迫害，或者说它是不公正的待遇，那么，在众多活着的人中，我们是最不理性的人。伦敦主教和(像这位主教一样的)其他神学家通常抨击异教徒，说他们威胁市民社会，但这都是教会的假话和行话。伦敦主教对异教徒有很多抱怨，我原想我已经向他做出了充分的解释^[12]，澄清了对异教徒的这些抱怨，但是我没有料到圣大卫主教会重复这样的抱怨。主教说:“宗教最坚定地支持政府，基督教特别将服从政府权力这个最大的义务建立在人的良心之上。”我相信这是真的。我相信，基督徒是好人，他们将会是越来越从容、和平和有用的主体，对行政当局越来越友好。但是是否能因为我们拒绝相信神职人员所喜欢的系统化的神学信仰而推导出我们异教徒就是市民政府的敌人，社会的和平、秩序和福利的危害者呢?哎!得出这样的结果的人啊!我相信，我们异教徒是这些国家中的人数众多且不断增加的一个宗派，然而除了伟大的葛朗斯先生之外，我并不熟悉其他异教徒。我不能想像我们中的任何人基本上反对市民政府和团体的福利，或者主张“混乱”和使人民不睦，以扰乱公众的和平和安宁。不，我们以及他人在世界上的利益迫使我们考虑公众的福利。我们从自然宗教中获得的良心迫使我们顺从政府。如果我们不顺从自己的意愿，那么，事情的必要性将迫使我们像任何基督徒一样顺服:感谢上帝，迄今为止，我们的行为举止平静得体，这消除了人们对我们背叛君主或国家的所有怀疑。主教暗示着相反的经验，但是他很难举出一个例子。基督教会的教士通常这样猛烈攻击我们异教徒。对此，人们可能认为，正像主教所说的那样，基督徒，特别是教士“既要遭受人类法律的惩罚，又要遭受来世的更强的压制”，因而他们有羊羔的天性，绝对没有扰乱行政当局。我承认基督教的信徒在此可能被宣告无罪，但是神职人员例外，因为他们总是人类社会的“败类”和“祸根”，鼓吹暴乱和背叛，只是削弱家庭和城市。我敢说，如果政府权力不限制教士，使教士敬畏，那么，他们就会在目前的这个场合扰乱公众的和平。主教目前对我们异教徒的谩骂毫无意义，没有说出真相!如果他没有被冲昏头脑，还记得教士在所有时代反对政府权力的“流氓行为”，那么，他绝对不会像这样毫无根据和意义地反对我们，鼓动政府官员惩罚我们。

3.主教诽谤我们异教徒(因为不管我是否愿意成为异教徒，他都违背良心地说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不仅说我们是所有政府的敌人——他会说我们推动那些毁灭政府的原则——而且含沙射影地断言我们对这些王国的现政府不满，说:“他们积极宣传异教，不仅最终侮辱了‘信仰的辩护者’的头衔，而且削弱了我的国王以及皇室家庭统治这些领域的无可置疑的权力，因为这种权力建立在公开声明信仰基督教——这种基督教已经被改革过，现在已经在我们中间合法地确立起来——的基础之上，所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具有那种品质的人将会欺诈具有我们的信仰的作者以及现政府。因为我具有正义感，拥戴陛下您，担心陛下您以及皇室家庭的安全，因为我深切关注我们的最神圣的信仰的荣誉和维持，所以，我在陛下您的保护下写了下面的著作，现在，它呈现在公众面前。”这一切是如此愚蠢和明显的诽谤，以至于我不得不认为主教在写它时对我极度愤慨。我敢说，当非常热爱基督教和新教利益的王后读到所有这一切时，她肯定会为主教悲痛，为他的虚弱和无知惋惜。异教徒衷心热爱国家现有的秩序，对所有派别而言，这都是“普遍真理”。这个“真理”如此普遍，以至于詹姆斯二世党人和高教派都倾向于指责所有热爱政府的人是异教徒。主教根本不能从异教徒的任何著作和实践中找到他这样“幼稚”的推测，更别说从我的著作和实践中找到它们了。自从著名的汉诺威家族继位以来，政府已经被扰乱了两次，而这两次都由公开声称是基督徒的人发动。在普雷斯顿发生的叛乱由教皇党人和高教派发动。尽管只有很少的神职人员拿着武器，但是成千上万的神职人员为他们祈祷和祝福，人们甚至怀疑牛津的一些主教也这样做了。叛逆的基督徒参加了阿特伯里主教的密谋，而我们异教徒根本没有参与。因为我们常常面临来自于高教派的神职人员的威胁，所以，我们衷心热爱政府。让主教的诽谤滚蛋吧!尽管我们可能是不信仰基督教的人，但是我们的政府官员肯定会因为他的诽谤而嘲笑他。

4.在前面，主教将我曲解为异教徒，但是比这样的曲解更荒谬可笑的另一个曲解是，我们为教皇制度和奴隶制开辟道路。对于我们，他说，再没有任何东西比如下一点更不需要证明的了:基督宗教的那些敌人(指我们“异教徒”)“现在忙于将怀疑灌输到一些思想虚弱的人的头脑中，冷漠无情地对待其他好心人，使其他有邪恶的异教倾向的人真地改信异教，他们正在追求那种必然导致混乱的方法，以便使我们叛教，支持教皇制度”。他继续谈论异教徒，说，“因为他们自己是异教徒，并且非常勤勉地传播那种邪恶的异教，所以，他们真地把罗马教会的迫害带给了我们。他们肆意谩骂世界上的最合理的宗教，说它是迷信。这有利于恢复那个团体的无法忍受的迷信。这些人表面上的确支持不受限制的自由，但是上帝认为这种不受限制的自由不应该终结在绝对的奴隶制中”。谁能阻止嘲笑呢?智慧的人会写下这样的话吗?没有耐心的人会读它吗?我本来准备具体剖析这两段，揭露主教，使他的崇拜者思考，但是我发现并不需要做那样的事，并且我也讨厌做那样的事!转录这些话，让人们看到它，这就足以揭示他的滑稽可笑。如果来自于我们的神职人员的教皇制度、奴隶制、迷信和暴政的危害以及真实的迫害的危害与我们异教徒的危害一样少，那么，国家就安全了。异教徒发现新教的一位神职人员的权力、诡计和愚蠢所造成的太多不便之处为教皇制度开辟了道路。正如主教正确指出的那样，这种制度是诸多错误构成的“复杂情况”。主教本应该想到，新教的许多教士支持与罗马教会和解，如果我没有弄错，那么，他们主张和解，即，如果罗马教会远离一些没有用处的迷信，那么，我们的神职人员将会容许对他们有利的其他迷信存在。但是异教徒与罗马教会势不两立，他们一点也不愿意和希望恢复教皇制度，因而指责他们试图这样直接或最终奴役人类是毫无意义的。

5.主教说我们异教徒(因为我看起来像一个异教徒)“非常勤勉地铲除”他们的“所有道德感和宗教感”。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的确令人伤心，我们真是坏人，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但这需要证据，他如何知道我们主张铲除人们的道德感和宗教感?难道它在我们的著作或实践中显现出来了吗?难道他发现我们的书诱使人们生活放荡和道德败坏?我确信根本不是这样的。他是否非常熟悉异教徒以至于知道他们比那些公开声称是基督徒的人更加堕落和道德败坏?并非如此。我没有听说我的任何信徒被绞死，并且哀叹不幸地阅读了我的谈话，好像它鼓励他犯罪并且使他上了绞刑台似的。没有，迄今为止，那些不幸的人们在英国教会或罗马教会的信仰和团体中死去，他们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救世主的恩典而获得拯救。我也没有听说任何年轻或年老的绅士因为读了我的书而更加放纵他们的情感和欲望，这样的消息会使我烦恼。

但是因为主教以及其他反对我们的传教士这样抱怨，说我们勤勉地铲除人们的所有道德感和宗教感，所以，(为了检测)我希望区分异教徒与基督徒，能够比较他们，发现他们在真宗教和品德上的差异。尽管我并不熟悉异教徒，但是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他们可以与基督徒一较长短，如果全盘考虑，那么，他们确实胜过基督徒。人们可能认为，依据主教上面的暗讽，拥有他的基督教信仰的人都是“好”人，所有异教徒都是恣意挥霍的坏人。但是如果他们考虑过那些博学的绅士——据说他们是异教徒的领袖，人们说他们像任何主教一样是所有社会品德的楷模，像任何圣人所能够做的那样反感邪恶和道德败坏——那么，他们就知道他们本应该更率直些，而不是指责异教徒“勤勉地铲除人们的所有道德感和宗教感”。

不管异教徒的品德和宗教是什么，它都是诚恳的、自然的、真诚的，因而要比雇用教士——人们可能因为他们的利益而怀疑他们的虚伪——的品德和宗教更值得赞扬。我听一个放荡的年轻人说，只要为他的庄重付足够多的钱，那么，他能够像伦敦主教一样庄重。我不能说他是否相信主教本来像他那样放纵，只是因为被雇用才没有那样，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不能这样说异教徒。存在着这样一些教士:他们有着虔诚信神的外表和形式，但是缺乏它的生命和形式;他们的手和眼睛都朝向高高的上帝，但是他们的内心却远离他;限制他们强烈欲望的与其说是他们的信仰，还不如说是他们的利益。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利益，那么，他们可能是放荡的纨绔子弟的同伴。

这里，相信异教对教会和国家造成了什么危险和伤害呢?将相信异教的原因根除，那么，其结果自然会停止。相信异教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感到奥利金所说的是对的，他说，“主张字面意义的神职”是造成相信异教的原因。我问葛朗斯先生，对经文进行字面意义上的陈述以及被神职人员建立在“字面意义”之上的荒谬教义是不是他对基督教的真理以及《圣经》的神圣启示提出质疑的一个原因?但这不是相信异教的唯一原因，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原因。摩尔博士写下了这些原因，他说:“人们总是禁不住认为宗教的所有事务充其量只是这样一个密谋，即让教士富裕，并且使人们因为敬畏而不能观察到如下事实:最大声和最热心谈论宗教的教士恰恰忽视诚实的法则和一般的人道法则，他们很容易侵扰他人的权利;他们为了好处而欺骗，装聋作哑，说谎话;他们妄自尊大，自以为是，喜欢人们的喝彩;他们嫉妒，暴躁，不驯，道德败坏，耽于肉欲，残暴无情;他们为了维持对被蒙骗的可怜人的良心的专制而不惜血流成河。”^[13]如果相信异教有任何危险，那么，让神职人员承担责任、自责，不要将他们自己的过错归咎到他人头上。

但是鉴于摩尔博士在上述评价中说教士们“忽视诚实的法则和共同的人道法则”是导致相信异教的一个原因，我必须在此公正地对待异教徒。异教徒认为所有宗教的“本质”(正如我相信基督教的本质)在于“共同的诚实”。如果异教徒遵守他们的原则，并且依此行动，那么，他们将实行一个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改革，而所有时代的教士都没有这样做过。神职人员在世界上如此高声谈论“信仰”和“教义”，以至于人们几乎不能认为他们会“真诚地”去做好基督徒。虽然因为他们不诚实、奢侈和忽视约束他们的家庭，圣·保罗已经判断他们否定了信仰，比异教徒更坏，^[14]但是许多神职人员却非常自负，认为他们自己是“正统”的、“正确”的神学家。

这样，我已经考察了主教在致王后的献词中对我自己以及异教徒的诽谤和曲解。他的献词完全是由人们几乎不会碰到的狂怒、责骂和无礼组成。当他写他的献词时，他肯定不清醒，因为他的献词好像是一个无序的大脑所做的一个由混乱的想法和分散的观念构成的“梦”。这些想法和观念绝对不可能被合成为一体，以至于能容纳常识、理性和真理。如果我没有在他的书中看到如此夸张的材料，那么，我本来会怀疑某个与其说是他的朋友还不如说是他的敌人的人把它强塞给他，极力怂恿他出版它，并建议他将它献给他的陛下。

我关注的问题并不是他是否因为这个献词而值得“晋升”为大主教。尽管他可能将我看作是他的敌人，但是我确实祝愿他“晋升”，正如我确实祝愿政府“流放”其他一些只是社会的毒药的人一样。与基督的教会和葡萄园里的某种教会的“害虫”相比，房子里的臭虫和花园的毛虫根本不算什么。

主教赞美他自己的献词，对它非常满意。对此，我一点也不怀疑。正如熊喜欢自己难看的熊崽一样，某些人头脑中的观念以及他们身体的那些部位也令他们自己非常高兴。不管它们本身是多么的扭曲和非理性，它们都像许多趣事和美景一样令他们高兴。但是除主教之外，是否还有许多人喜欢他的献词呢?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并不怀疑可能有一些人像主教一样主张迫害，非常赞成他的献词。肯定不能质疑有人会认为他并没有给异教徒造成巨大的伤害，只不过将他们曲解为我们市民政府以及我们当前的教会的敌人。但是如果所有人都认为他并没有在此故意恶意曲解异教徒，那么，我将非常惊奇。

但是是否有人会在这里说，他的献词和他的这本书有什么关系呢?尽管主教可能在他的献词中犯了一些错，暴露了他的虚弱和无知，但是他接下来的表现却可能令人害怕，难以应对，完全驳倒了我的谈话。我回答说，对他的书而言，这样一个献词是一个凶兆，正如一个人发现通往一个房子的走廊和入口简陋污秽，他最好期待这个房子的内部装饰华美一样，人们最好期待一个充满智慧、理性且令人钦佩的著作能紧随这样平淡、乏味和简单的献词。通常，作者对他们的献词的关注要多于对其后面的正文的关注，即，他们更注意它们的表述的准确性、它们的入口的精密性以及它们的思想的精美性。如果他们在这些方面犯了错，那么，献词就只是一些恭维话和对他们的赞助人的过度褒扬。主教依据他能够使用的最好方式处理了上面提到的献词。不管他的读者和崇拜者会怎么想，献词都是他的那本书的最好的部分。与我在那本书中所发现和揭示的错误相比，我从献词中选取的那些错误真是太小了。那本书充斥着傲慢、错误、愤怒、欺诈、诽谤和责怪，因而它不可能驳倒我的谈话，它只能为我的谈话服务:在我责难它之后，它将证实我的谈话的目的是善意的、有用的和卓越的。

在此，我没有篇幅去完全地剖析主教的著作，展示它不足以回应我的谈话，我的辩护的第一部分的目的也不是去处理它。在这里，我将保留一点篇幅，刻画和再现他的表现。对他的表现的刻画和再现如下:

主教唯一的目的和计划就是为我们救世主的“字面意义上的奇迹故事”辩护，以反对我对它所做的理性的、权威的驳斥。为此，只要在他能够争辩的地方，他就与我争论被引用的教父的这个和那个文段的意义。当他将与引文本身具有的意义不同的另一种意义强加给引文之后，他攻击我曲解引文的原意。尽管他想让他的读者相信，他已经反驳了我的权威论述，并为字面意义上的故事做了辩护，证明了教父们赞成他的观点，但是只要他在教父的著作中碰到了他不能歪曲和篡改以符合他的目的和作为他的证据的材料时，他就偷偷地跳过去。

他抱怨我曲解教父和过于草率地引用教父的著述。这可能是真的，与他相比，我可能相形见绌，处于劣势。但是我的劣势在于我把教父的“伪”作当作他们的“真实”著作而加以引用。在此，他花费大量气力，浪费很多时间和纸张证明我所引用的这本书和那本书的真正作者并不是我的引文所标明的那个作者，他接着嘲笑我缺乏“批评”能力。但是主教是否如此笨拙以至于认为我引用了“伪”作而我自己却不知道呢?假设我所引用的著作的真正作者并不是引文所标明的那个作者，而是另外一个作者，但这与我们之间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引文只不过是古代的证据，引文的作者无关紧要。如果主教原来对此做了一点思考，那么，他本可以节省一些他徒劳地浪费了的纸张，也不会浪费他的读者的时间和金钱。

同样，当主教自认为发现了我为反对“字面意义”而提出的理性论证的弱点和没有说服力的地方时，他通常用他的推理责骂我，劝我不要对“字面意义”心存恶意，说我本不应该使用这样微不足道的论证。但是当我狠狠地掐拧“字面意义”，对它施压时，嘲笑并没有结束，他不是用理性反驳我，而是大声责怪，说我插科打诨，亵渎神灵和相信异教，并且他还呼吁政府官员帮助他，说，要不然，他们的宗教和他们的一切都由于麻烦的异教徒的不虔诚的著作而处于危险之中。

在某些场合，主教放弃了他的主张，他自己似乎已经为“字面意义”感到羞耻，为了维持耶稣及其奇迹性活动的荣誉，他上升到比喻，承认他的思想向他揭示了其他东西，“这个”奇迹和“那个”奇迹可能象征和寓指它们。但是在这里，他发现他自己在比喻方面能力贫乏，他将‘象征’和‘原型’看成是相似的，就像他将“苹果”和“牡蛎”看成是相似的一样。

尽管在寓意解释上，我像法官一样严肃，然而因为我著述反对“字面意义”，主教已经多次指责我是异教徒。他不知道，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既是异教徒，又是寓意作家。为了证明我是一个异教徒，他本应该证明:我打算既蔑视耶稣的字面意义上的奇迹，也蔑视他的比喻意义上的奇迹。但是他从未暗示这一点。某一个叫作葛朗斯先生的伟大作家对神职人员玩双重游戏，他既嘲笑“字面意义”的计划，也嘲笑“寓意”计划。他同时反对二者，这令神职人员烦恼。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是一个真正地支持比喻意义的人或者看起来是真心诚意支持比喻意义的人。使一个异教徒成为一个寓言作家要比使一个猴子成为主教更加困难、更加不可能。

作为“主张字面意义的牧师”，主教也说过支持“寓意计划”，带着深深的敬意从它的起源和用途这两方面处理它，他做得足够多，以至于削弱了他的教会的基础。因此，我很害怕他受到他的主教同事们的申斥。依我看，利奇菲尔德主教是著述反对寓意计划的人。他告诉我们，“因为忽视比喻，圣·保罗不能获得犹太基督徒的尊重，他似乎违背了自己的喜好，开始使用比喻”。^[15]他又说:“似乎为了顺从那些非常喜欢寓意解释的犹太基督徒，圣·保罗才使用了那种方式。”^[16]这等于说圣·保罗更多地是一个“主张灵性意义的牧师”，而不是他倾向于成为或应该成为的“主张字面意义的牧师”;如果圣·保罗当时承担了“主张灵性意义的神职”，那么，这只是为了在犹太人自己的比喻陷阱中吸引他们而采取的技巧和策略。圣·保罗主张，在未来的时代，传播福音的人应该抛弃“主张灵性意义的神职”，致力于经文的字面意义，字面意义更符合真理，并且有益于基督教的辩护和传播。在利奇菲尔德主教看来，这个“很有谋略的人”就是得到了启示的圣·保罗!然而圣大卫主教应该持相同的看法。他应该断言，“主张灵性意义的神职”是使徒的技巧和古代的错误，目前的这代教士要比原初时代和使徒时代的教士更聪明、更真诚、更博学，能够坚持“主张字面意义的神职”。但是因为主教并没有走多远，所以，他留下了很大的余地，使得“主张灵性意义的神职”可以复兴，即，使得对经文所做的灵性的、寓意的解释可以复兴。

主教常常责备我对“这段”经文和“那段”经文所作的原初解释，接着把他自己所理解的意义——这种意义与所有古人的判断刚好相反——强加给文本，把它当作是文本的本意和真实的意义。

他在一些简单的教义和论点上是如此“得体”、“严肃”、“镇静”，以至于如果他的读者不嘲笑他，那么，他们也必然会发笑。但是如果我“以可笑的方式”处理上述教义，那么，我的读者几乎不会笑。在揭露宗教以引起人们嘲笑和蔑视上，(他会快乐地称呼我是)“轻率”的小丑和“严肃”的笨蛋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

最后，他完全误解了我的谈话的目的，他不知道我的目的和用意。他的整本书始终贯穿着一个悖论，即我们救世主的字面意义上的奇迹故事必须是真的，否则，我不可能拥有建立寓意的基础。这是他以及其他反对我的作者的严重的错误。谁不知道耶稣的比喻并没有包含任何字面意义，然而它却是寓意的坚固基础?在此，让我再次告诉他，不管耶稣的字面意义上的奇迹故事在多大程度上是真的，为了它们的荣誉和可靠性，它们都绝对有必要诉诸奥秘;否则，人们现在和将来会证明这些字面意义上的奇迹故事是一些如此……的故事，以至于我现在都不敢说它们。

这样，我已经简要地论述了主教的非常华而不实的表现。他向我们许诺今年冬天即将出版另一卷，我渴望它的出版。我的这个简短的论述只是我将为我的关于奇迹的谈话所做的更长的辩护的导言。在上帝的帮助和行政当局的许可下，这个篇幅巨大的辩护也将出版。

我说，我这里没有足够的篇幅在任何一个奇迹上为我自己辩护，如果我有，那么，我也不会那样做。如果我那样做，那么，我必然会在压力——因为同样的压力，我被告发——之下写作，因而我不做出任何可能被理解成藐视和轻视政府官员的行为。在告发开始之后，我的确出版了两个谈话，因为我认为我们的主教们只是在开玩笑，而不是严肃的;或者，如果他们暂时情绪激动，那么，我想，在对一般的迫害的不合理性做了一点思考之后，他们可能冷静下来，放弃告发。但是因为他们非常严肃认真，并且我必须因为他们给我的谈话杜撰的一些罪名回答政府权力，所以，我不在这里重复类似的行为，出于对上面提到的权力的尊敬和顺从，我保持沉默。尽管我认为教会的力量侵犯了人类的良心，然而政府权力是神圣的，是上帝的训令，应该被这样尊重。但是如果我幸免于告发，保全了我的生命和自由——对此，我一点也不绝望，因为我们的国家非常幸运，被如此智慧、公正和善良的政府官员领导——那么，主教可以预料我会全力反驳他对我的虚弱的攻击，为我自己辩护。

如果我们的主教们是英勇的，他们可能会停止告发，让论争自由地进行。要是他们有丝毫的荣誉感和名誉感，对他们的学识有一点尊重，那么，他们会蔑视他们教会的任何敌人，不屑于让政府官员帮助他们惩罚他们不能驳倒的对手。使异教徒皈依，驳斥异端，运用理性和论证使所有反驳者缄口不言是教会的牧师和主教的职司，否则，我不知道他们的职司是什么。为什么他们拥有的自由的学术教育仅使他们从事告发呢?为什么他们从教会那里获得的如此丰厚的收入只是鼓励他们去做这样的事呢?没有什么事比人们不工作却领工资更不合理。在这里，人们是否只会说，教会毫无目的地雇用了至少两万恶棍?最卑鄙的人可能像我们著名的、博学的神学家一样被提升到教会的有利可图的职位。他们能够履行教会的其他职司，当他们对反驳他们的宗教的观点非常苦恼时，他们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请求政府官员帮助他们。但是我毕竟倾向于认为，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受尊敬的主教们的利益——人们可以说，他们的利益就是他们的“一切”——与这场论争的问题紧密相关，那么，他们本可以克制，不进行迫害。

因为其他人已经很好地处理了论争自由，并且我并不怀疑其他一些人会继续处理它，所以，我并不需要继续极力主张论争自由。但是由于这位主教的献词，我在这里不得不注意到，在这场论争中，哈里斯先生和艾金森先生之类的反对者与神职人员一样支持迫害，他们多么不得当，多么不像基督徒啊!如果他们考虑过他们自身的利益和自由，那么，他们将会沉默。尽管(我绝对不是的)异教徒与他们的观点相左，但是他们应该认为异教徒是他们的兄弟，他们不应该鲁莽地压迫这些异教徒，以免将来这种压迫会逐渐地转到他们头上。总体上看，我们反对者的确人数众多，是一个强有力的团体，但是我们可能过分信赖我们自身的力量和人数。如果基督教会的教士的诡计能使我们分裂，那么，我们可能被毁灭。如果亵渎神灵是告发我的正当理由，那么，神职人员有时会要求用同样的罪名指控他们。我给他们讲述一个故事。在波兰，加尔文派教徒和索齐尼派教徒曾经同样被容忍，如果他们能够彼此友好相待，那么，天主教徒绝对不能镇压他们。但是加尔文派教徒却和天主教徒联合起来，要求天主教徒抱怨索齐尼派教徒，指控他们否定上帝之子的神性的主张亵渎神灵，并且动用行政当局驱逐他们。但是索齐尼派教徒被查禁后不久，天主教徒谴责加尔文派教徒否定崇拜童贞女玛利亚同样亵渎神灵，加尔文派教徒也被驱逐。他们本来可以共享自由直至今天。应用这个故事非常容易。因此，不管我们这些与教会的观点不同的人是否喜欢彼此的原则，只要我们不能联合起来维护我们的自由，那么，基督教会的教士就很容易捏造“亵渎神灵”的罪名指控我们中的任何人，这样，我们就不安全了。尽管优秀的政府智慧仁慈，但是如果神职人员能够左右它，那么，毫无疑问，他们会像马车夫一样极其愤怒地驱赶我们。

还是回到我的主教这里来。我曾经认为他绝对不可能被卷入到论争中来。因为很显然的理由，我将第三个谈话献给他，并且邀请他与我论战。在它出版之后的某一天，我问一位威严的神职人员，主教是否会写著作反驳我?他回答说不会。于是，我得出结论:他察觉到了这里将不会提及的某些迹象。但是我后来反复向他挑衅，迫使他违背意愿与我交战。他的情感战胜了他的理性，否则，他会保持沉默。在他的整部著作中，他的激烈的情感随处可见，以至于由于上帝的怜悯，他才没有陷入到威胁他的生命和健康的狂热和惊厥之中。

在这里，我再次承认我以前所做的一切只是我给我们的神职人员设置的一个陷阱，但是我几乎没有想到伦敦主教和圣大卫主教这两位如此伟大的主教会掉到陷阱中，这令我非常高兴和满意。如果我没有以“嘲笑”为诱饵很好地装扮好陷阱，那么，我敢说他们会远离这个陷阱。

但是当我感受到主教粗略地使用我的谈话并愤怒地攻击我时，我非常惊奇，想起了奥利金的预言:《圣经》的“灵性意义”与“字面意义”将发生“真正”的战争和论争，并且其间将充斥着暴力^[17]。尽管我尊崇教父们的权威，但是我本来确实怀疑奥利金的预言的真实性，相信他犯了错，论争会以“镇静”、“得体”、“严肃”的方式进行。如果不是神职人员的利益因为论争而受到了威胁——我过去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事情会如我所料。但是当我发现我的预料错了，奥利金的预言是真的时，我继续好奇地思考教父们关于这场论争的问题的看法。他们立刻用他们的神秘手指指向圣·约翰的《启示录》关于它的预言，但是并没有马上说出更多的东西，这使我确信，在论争结束时，“灵性意义”将胜过“字面意义”。尽管我被认为是异教徒，但我是一个如此轻信的基督徒，以至于相信了所有这一切。我感谢上帝给予我如此多的勇气以至于我能考察它们的真实性。

但是在这里，我必须看到，除了我的两位主教，即伦敦主教和圣大卫主教(以及其他一些微不足道的人)之外，有两位作者“匿名”反对我，他们的著作已经赢得了一些名声。一本书的书名是《为耶稣的奇迹辩护》，它有三个部分。如果我能获得这位作者的确切知识，那么，我可能禁不住要与他较量一个回合，在他的观点和论证方式上劝诫他一下。我可能会教导他更好地、更恰当地使用“诚实”和“不诚实”这些词，这样，他就不会用它们来指责我。谣言说，圣马丁的皮尔斯博士是那本书的作者，但是我倾向于认为，国王教区的教士以及其他城市的神学家诡计多端，不会责怪我“不诚实”，以免因为他们敲诈和勒索人民，人们反驳他，公正地指责他们“不诚实”。在上述著作的第一部分出版之后，我的犹太教的拉比匆忙之下想到了我，对我说:“你看看这里，你是否发现了这位作者重新谈论耶稣复活的古老观点的方式?你是否观察到，对于你对它的驳斥，他到处做出不完善的回答?”我说:是的，拉比，我确实看到了所有这一切。(并且他声称，迄今为止，我所观察到的就是从耶稣的复活奇迹中包含的笨拙地证明耶稣的其他奇迹的确定性。)我的拉比立刻针对这位作者重新提出了对耶稣复活的奇迹的驳斥，并且要求我出版它。我说:不，不，拉比，如果你敢，那么，你自己出版它;在我卷入另一件诉讼之前，我必须等着去听听威斯敏斯特厅下次如何处理诉讼案件;另外，拉比，他们说我并没有真地与一个犹太教徒通信，而只是假装成那样，圣大卫主教暗示说，因为我这样做，所以，我应该为社会公义负责。在此，我的拉比显示出愤慨，他说，如果你真地装扮成一个犹太教徒，那又如何?撰写一个基督徒和一个犹太教徒之间的谈话难道不合法吗?难道你们的神学家使用它就是合法的?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做什么呢?我说，是的，拉比，撰写类似的谈话并让犹太教徒反对基督教是合法的，如果他们不够强大，很容易被驱散。但是当人们像你所做的那样发自内心地写作，提出了一个我们的神职人员不能轻易摆平的谈话时，他们会说，这是不能容忍的，应该受惩罚。依据主教的观点，或者你，或者我应该因此而受苦。

另一部值得考虑的驳斥我的著作是《对耶稣复活的证据的考察》。它是一部有创意的著作，我对它非常满意。在这部著作出版之后的某个时候，我拜访了我的犹太教拉比。当时，我们一起喝着茶，讨论它。我的拉比非常高兴，他这样表达他对它的情感:“只有上帝知道谁写了这本著作。但是这位作者对于我对耶稣复活的驳斥非常友好，公正地陈述了它，但是他根本没有驳倒我的所有反驳，因而他总是意识到它们是无可反驳的。据报道，夏洛克主教是这部著作的作者，但是我将这个报道看作是书商的销售策略，以便让书卖得更好;或者更准确地说，作者给神职人员及其虚弱的基督教的弟兄们开了一个‘玩笑’，考验他们如何被欺骗，认可和崇拜一本实际上反对他们的著作。但是这部著作并没有什么使得它因为能充分回答我的反驳而闻名的东西，只有裁判的定论，他带来了复活的证据，却丝毫不为证据中的欺诈或错误而感到内疚。只因为如下这个原因，即主教占有教会的财富和权力，并且认为占有它们并不与基督及其贫穷的使徒的精神相违背，而那个作者明显反对主教占有它们，所以，夏洛克主教不可能是这部著作的作者。如果任何主教是这部匿名著作的作者，那么，他必然偷偷地赞成无神论的教皇的观点。教皇说，‘基督的这个故事给予我们多大的好处啊!’，基督的故事对我们的教皇和主教有巨大的好处。”我立刻屈从于我的拉比的意见，对夏洛克主教没有尽力通过公共广告澄清他自己不是这部著作的作者以便阻止这样的报道而感到惊奇。主教可能不会受到这个报道的中伤，但是我如此关注他的名声，以至于我草拟了一个使他免于诽谤的辩词。我本来打算出版它，但是因为它包含着我的拉比关于耶稣复活的更深的想法，而它们可能会冒犯我们的主教，所以，我现在放弃了这个打算。但是仍然希望有机会出版为主教所做的那个辩词，毫无疑问，通过它，我将赢得他的友谊和欢心。

但是因为我的拉比对拉撒路复活的反驳是新奇的，所以，不管谁是上述著作的真正作者，我都谦卑地、衷心地请求他出版他在它的结尾处所许诺的东西，即《对拉撒路复活的证据的考察》。如果这位作者回应了这些反驳，那么，我将很高兴地看到它们被如何处理。

但是因为在此碰巧提到了我的拉比关于拉撒路复活的信，所以，我想起了我在拉撒路复活的问题上对伦敦主教提出的挑战，即，“如果他仅对这个谈话中的犹太教拉比的信做出回应，并允许我快乐地回应他，那么，即使仁慈的他认为应该根据我过去的所为施加任何相应的惩罚，(为了不麻烦政府官员)我也将忍受这样的惩罚”。^[18]当一个直率的神职人员读到这时，他说，因为荣誉，主教肯定会接受我的挑战，或者，因为主教慷慨，他不会动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告发。但是主教并不这样想。他自己最明白他没有接受我的挑战的原因，其他人只能猜测。如果他没有在他的《牧函》中屈尊著述反驳我，那么，我本来会以为，因为他在教会具有崇高的地位和荣誉，他认为他不能运用他的智慧(因为绝大多数高贵的教士都认为他们的智慧和学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他们的财富和权力相配的)反驳像我这样的可怜人。但这不是原因。他可能认为，他的声誉达到了顶峰，它是有保障的，并且他的随员会崇拜他的学识，哪怕他忽视我的挑战。然而不管怎样，对此，我会说，尽管我们在世界上拥有的财富以及我们的年龄和所受的教育都不同，但是有学识的人都将会因为他拒绝一个被他不公正地对待和迫害的人的合理的挑战而轻视他。在这里重新挑战主教毫无结果。打算采取高压手段的他采取了其他措施，决心利用他的权力和利益去压制那个他用理性和论证无法说服的人。

但是我将在这里向圣大卫主教提出另一个建议。因为他渴望非常严厉地惩罚我，否则，他不会为了那个目的而如此热心地劝说政府惩罚我，所以，我将告诉他如何能满足他报复的愿望，将比政府官员嘲笑他严重得多的惩罚施加到我身上。如果他目前停止了告发(不管他如何伪装，这都没有超出我们主教的权力)，让论争继续下去，直到我完成两卷本著作的回答。如果那时他的情绪还没有缓和，那么，我将服从任何惩罚。依据他的毫不仁慈的智慧和公正，他会认为施加任何惩罚到我身上都是合适的，无论是死刑，还是坐牢。他或任何一个不愿和解的教士还想要什么呢?这个建议使他既是我的法官又是我的控诉人，如果他不是现存的最不理性的人，那么，他必然会接受它。我在这里的所有希望就是他的理性可能重新控制他的那种反对我的辩护的结论的激情，否则，这种激情将会为难我。如果主教不照着这个建议做，那么，我将得出结论:他已经被我的谈话提及的那个比喻意义上的唯一的撒旦控制。我的这个结论得到了圣·希拉里的观点(主教默默地掠过了他关于魔鬼的陈述，并没有指责我误解了他的观点)的证实。他的观点是，在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人类的诽谤、狂怒和迫害的性情更加坏的魔鬼。顺便说一下，主教煞费苦心地证明存在着其他魔鬼，这些魔鬼具有其他坏透了的、可怕的、独立的属性，并且比小妖精更加真实存在。他庄严地宣称，其中的三个魔鬼分别进入到在山脚下猛烈奔跑的三头小猪中，从而使这些小猪像老公猪和大母猪一样背负相同的重担。由于我的这些评论，主教可能说我是异教徒。但是我使他确信，这是我的原初基督教信仰的信条之一，即《启示录》提及的那个老龙、撒旦、蛇或魔鬼只不过是人的狂怒的、暴虐的、迫害的精神，依据世界所获得的宗教自由，这种精神将受到限制和约束。包括我在内的无数人的观点是:只有将这个魔鬼从教士中驱除，最终将它锁起来，人类才会快乐和安宁。依据解释圣·约翰的《启示录》的原初方式，“捆绑”这个令过去所有时代中的世人烦恼的启示性的老龙或撒旦的时代即将到来。我渴望的所有荣誉是通过我的研究和竭力撰写的这样一部巨著为人类的美好和幸福服务。

现在做结论。我迅速地出版了这个谈话，不仅是因为害怕主教的《辩护》(正如它被称呼的那样)可能对某些人——我并不是指我们的政府官员，他们非常智慧和博学，不需要这样耸人听闻的材料的指导——产生“有害的影响”，而且是为了不让他长期胜利和陷入到自负中，好像他自己的表现非常棒、非常精彩以至于没有人能够回应他。如果此刻我享有论争的自由，那么，我认为不值得花费我的时间瞎弄他的献词，我应该蔑视它，掠过它，让反对迫害的其他人非难它和惩罚它。我将开始直接为我的谈话辩护，反驳他。如果我确实重获自由，能自由地写作，却并不出版我的辩护，那么，因为我妄求论证和权威，我应该(有人说，因为伦敦主教拒绝了我的挑战，他应该)被嘲笑。

同时，我并不向我们的神职人员要求任何东西，除了能令我们陶醉的论争的自由之外。如果他们不竭力阻碍神学论争的自由，那么，它就会被赠予。他们玷污真理，令他们的宗教蒙羞，贬损他们自己的教育和学识，嫉妒人类享受这样幸福的自由，他们何时能停止干这样的事啊!

但是他们说，这样的自由使他们的宗教处于危险之中。那如何可能呢?基督教不仅有万能的上帝的支持，而且雇用了无数为它辩护的教士，它如何可能处于危险之中呢?激起他们如此巨大的热情的东西与其说是他们对宗教的关心，还不如说是他们担心他们的利益，因为他们的利益依赖于这场论争中的问题。

如果我著述反对在这个城市里进行着的任何其他诚实的交易，精通交易的人不会受到干扰，听任我反对它，但是意识到自己的权势受损的神职人员却必然会惩罚我。

今天，除了神职人员之外，谁会是自由的敌人呢?几乎没有人是自由的敌人，除了神职人员的直接随员。他们很轻易地将他们的激烈狂怒的观点灌输到他们随员的头脑中。我敢说，如果今天有学识的俗人进行投票，那么，人们会发现，支持迫害的人要远远少于反对迫害的人。我希望这些国家的立法机构能够迅速考虑这件事情，限制或扩大自由的范围，这样，那些诚实善意的人不会再因他们竭诚为公众服务努力而受到骚扰。

我相信，任何人只要思考过圣大卫主教在改革会的讲道和《辩护》中如何对待我以及他向他主管的辖区的神职人员如何控告我，他们就不会在这里抱怨我对他失礼了。如果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理由为我辩护，那么，这个理由就足够了。那场论争就像一场“足球游戏”，如果一位地主与一位农夫踢球，农夫一脚踢到了地主的胫骨，那么，地主不应该抱怨这种方式是恶意的;同样，如果主教与一个比他地位低的人论争，那么，他必然期待思想上的摩擦，如果他的对手刺痛了他的柔软部位，那么，他应该知道如何耐心地忍受。但是主教不遵守论争的这条“游戏规则”，抱怨我对他“没礼貌”，大声嚷嚷他受到的伤害和指责，^[19]好像他为宗教殉道似的。我不能假装好像我受到了和他同样的指责和伤害，我还没有这么快意识到它们。因此，我希望，基督教的善良的人民应该同情我的可怜主教，而不是同情处于被迫害的悲惨处境之中的我。

我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出版我的另一个辩护，也就是我的辩护的第二部分，至于原因，我就不再提及了。但是如果上帝高兴，让我享有生活、健康和自由，那么，我将继续我的计划。只要我能运用理性和权威去扰乱经文的“字面意义”，我就决心不让它安宁。如果我们的主张“字面意义”的牧师不与我一起攀登到崇高的比喻之“山”，进行神圣的沉思，并且如果我能使他们不安，那么，他们将不能在低矮的“字面意义”的“山谷”舒适享受。虽然主教在《为耶稣的奇迹辩护》中写了很多东西，然而在上帝和我们的政府官员的许可下，那些字面意义上的故事将再次被抨击，遭受的“嘲笑”可能比前面受到的“嘲笑”更多。我为什么要退缩呢?依据教父和我自己的观点，耶稣的字面意义上的奇迹故事与常识和理性不符，耶稣的权威和弥赛亚身份不能建立在“字面意义”的奇迹故事之上。我不支持肉身的耶稣的弥赛亚身份，他只治愈了肉身上的失明和跛脚，但是我支持灵性的耶稣的弥赛亚身份，他治愈了我们在理解方面的失明和跛脚。我支持灵性的耶稣的弥赛亚身份，人们说肉身的耶稣将做买卖的人赶出圣殿——从字面意义上看，这只是一个糟糕的故事——同样，灵性的耶稣将把那些唯利是图的传教士赶出他的教会。我支持灵性的耶稣的弥赛亚身份，他从疯子那里驱除了迫害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狂怒的魔鬼。尽管他允许他们进入到教会这个猪群中，然而他仍使他们进入神圣知识的海洋。我支持灵性的耶稣，他将治愈教会这个女人因战争和迫害而患上的“血漏”，而神职人员虽然是教会的医生和江湖郎中，获得了很多收入，但是不能治愈她的疾病。我主张灵性的“弥赛亚”，他将治愈教会这个女人在预言上的“精神虚弱”，她患此病长达十八年之久。这样，我能够一口气写完耶稣的所有奇迹，因为整部福音史就是灵性的耶稣的比喻和征兆，我们应该知道，“除非我们是被上帝摈弃的人，否则，耶稣就真正地住在我们中间”。如果神职人员不是假装失明，那么，他们可能看到我的基督教的信仰和原则，并且确信，我在这场论争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上帝，发展真理，启迪教会和证明神圣耶稣的弥赛亚身份。荣耀永归于他，阿门!

【注释】

[1]His Sermon before the Societies for Reformation;and his Charge to the Clergy.

[2]In his Dedication.

[3]page 35.

[4]Vindication of three Miracles，p.76，77.

[5]De Civitate Dei，Lib.xx，c.29.

[6]Matt.Tract.，26.

[7]In Dedication of Third Discourse.

[8]page177.

[9]Discourse the Fifth，p.60.

[10]Cont.Celsum，Lib.1.

[11]In Serm.，xcviii.

[12]In Discourse the Sixth.

[13]Mystery of Godliness，B.x.c.2.

[14]1 Tim，v.8.

[15]Defence of Christianity，p.347.

[16]Ibid.，p.353.

[17]In Genesin Hom.Vii.

[18]In Fifth Discourse，p.67.

[19]In his Preface，p.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