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与神秘

第三节　神话与神秘

谢林的哲学建构使我们看到，对理解希腊神话，“自然”的理念是一个引导概念。希腊神话在诗性的宇宙内是自然，它把自己构成为一个封闭的完成整体，是“无限者”在“有限者”之内的完全铸成。它作为这宇宙的一个方面必然也可以要在其与另一面也即观念世界的交互作用关系中去看。从宇宙的无限构成的角度看，它内部这两方面的关系是实在的统一性与观念的统一性的关系。然而，由于这一无限构成活动的不同方式以及这些方式的历史语境都处在存在的关联中，神话与宗教的紧密关系甚至两者的交织，一定程度上是能够被揭示的。谢林即以神话与神秘的关联去表述这种交织，认为理性的这两种表述方式是对希腊神话和观念的世界这两种对立而设的构成方向的典型表达。

谢林认为希腊教化内在的最典范的东西是神话。在这种作为宇宙的自然方面的教化那里，借助于无限在有限中的“进入—构成”（Ein‐bilden），所有的事物都存在于其自身那里，但它们因此也离开了作为它们存在中心的同一性；与此相反的是，观念的世界按其精神就是神秘的。作为统一体，它们是有限进入到无限中的那种无限的构成活动。借助于这种构成活动，所有的事物复又返回到同一性中。如果说希腊神话像真正的神话那样仅在所有的事物那里将诸理念揭示出来，那么神秘的东西本身作为指向“无限者”的那种知识活动，仅表述事物本身或曰自在之物。这两种认识和表述方式的差别也作为诗和哲学之间的差别显露出来。哲学按照其本质是秘密的而深奥的，因为它从根本上说仅存在于对永恒的事物和永无变异的认识那里，如其原初亦起于神秘教的认识一样。而对立于哲学的是公开的知识方式。在公开的知识方式这里，自然是“开放的东西”，观念的世界则是“秘密”（SW．V，S．454），因为观念世界在公开的知识方式这里是存在于其感性图像内，好像是封闭在未绽放的蓓蕾之内。^[2]

在同一性哲学的框架内，两种知识方式在方向上的这种差别被谢林视为“量的”也即非本质性的。因为神话与神秘的关系不可能建立在“对立面的一种彻底的相互排斥”之上（Ibid．，S．420），相反这两种方向应该本身相互依存，它们中的每一方都不能没有对方而单独存在。因此，本身主要通过神话体现，从起源起就要作为诗理解的希腊教化，决不能是一种片面的统一体；正相反，它是作为诗本身而具普遍有效性，因其本身内也统一着神秘的因素；并且后者与它复处于对立，形成为它的对立一极。谢林将所有这类的神秘因素、神秘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提到过的那些俄耳甫斯歌谣，穆西俄斯的诗歌，预言家和哲学家埃庇米尼得斯的许多诗句”都看作哲学思考的最初的脉动。认为它们尽管从起源上说对希腊教化是“异己的”和“彻底后荷马的”（Ibid．，S．421），它们仍已提示了基督教精神的前存在和身外的存在。正如反过来，希腊神话那种实在论的直观在这种总体关联中也提示着一种宗教特征一样：

如果说这些神秘因素当初对希腊诗歌史的意义并不重大，那么得说它们作为希腊教化中对立一极的诸脉动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并且，如果我们把这种对立按其最高形式作为基督教与异教之间的对立对待，那么它就给我提示了异教那里的基督教因素，正如我们反过来也能够证明基督教中有这同一种异教因素的存在一样（Ibid．，S．422）。

考虑到这种矛盾对立，谢林在希腊教化那里追溯了“无限者”的脉动，一直追溯到哲学与宗教在历史上从诗中的分流的那个时候。即使是在希腊神话那里，这种脉动也是清晰可辨，不可误认的。真正说来，自奥林匹斯诸神的形象本身在神话那里从“Fatum”也就是命运的暗夜中涌现，“希腊人的那种超自然东西”就已现身。在1795年的Briefe那里谢林已揭示说，希腊人的本来意义上的超自然东西开始存在，是随着命运，随着那种不可解的力量一起。命运的这种“不可解的力量”是自然力量再也无法企及的，就连不朽的诸神也不喜欢它和无法抗拒它（SW．I，S．337，脚注）。现在PdK中对希腊神话形象整体的建构同一哲学地突出了希腊神话的深刻洞察：作为诸神的母亲的黑夜与本身超越于诸神之上的命运，都是“那黑暗的背景，那种既隐蔽又神秘的同一性，所有的神祇都从中诞生”（SW．V，S．400）。希腊人纯粹的感官，有能力让“Fatum”即命运能够适合自己的观念性和完整性，尽管命运在他们那里作为最高主管者本是超感性东西，按其本性既不能是公开的也不能是实在的。同时，在诸神形象那里，“无限者”的出现又始终都是与质料相结合的。“无限者”在神话这里从未作为无限的出现，而总是仅仅出现在对象中。举例来说，在泰坦神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即“道德性的原型”那里（Ibid．，S．420），情况就是如此，确切说来正是他对诸神的反叛，“无限者”才崭露出来。在这种对立的关系中，“无限者”采取“有限者”——在此就是普罗米修斯的受难——作为自己的表述和自身的象征，借助的是，这“有限者”同时表达着诸神的永福。

谢林进一步指出，即使在希腊神话与作为观念性神话的东方神话的对立那里，也必然能够追溯到无限生存原理的同一种运动。在不同神话的显现这里显露的是神话与神秘的矛盾对立，只不过，在希腊神话那里显露的是“诗性的”也即神话的原理的优势，在东方神话这里则是“非诗性的”也即神秘的原理占据统治地位。借助于这一对立，诗的相对完整的世界本身展示出来，它在作为整体的自身之内复形成了一种形式上的层面序列：波斯神话那种范式主义，印度神话的譬喻精神和作为绝对无差别的希腊神话。诗的世界此时已处在与哲学和宗教的历史分离中。希腊神话，尽管本身包含着未曾展开的神秘因素，面对着哲学和宗教的大潮，本身却把自己表现为诗。对于在希腊教与基督教的对峙中体现出来的这种显著的二元化，谢林以后在对宗教史的阐发那里给出了重要的规定。而在PdK这里，他是将绝对者的整个自我肯定活动明确地阐释为诗性的，并且他首先将基督教根本上理解为一种方式的神话。如此一来，希腊诗歌中的诸神秘因素就将在基督教那里经验到它们最高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