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存在有诸多论证能够引导我们进入现象学态度

是否存在有诸多论证能够引导我们进入现象学态度?

我们已经对自然态度和现象学态度的差别有所了解，因此可能提出这个问题，即是否存在某种途径，可以向他人解释和辩护这两种态度之间的转换。这个问题等于是问，是否存在某种论证，它能够说服别人进入哲学态度，或者向他证明他应该这样做。这个问题并不是琐碎的事情;它是在追问哲学能否在那些不是哲学家的人面前引介自己、解释自己并且证明自己合法。它也是在追问哲学是否能够向它自己辩护它自己，它是否能够澄清自己的起源，从而努力成为一门没有预设的科学。

在现象学那里，哲学的开端问题是在各种还原之路的标题下提出来的。我们得到各种“路径”或论证来帮助我们达到现象学的“还原”。我们已经知道，现象学还原是从自然态度转到现象学态度;它是对我们的意向性的限制，禁止其扩张性的、以世界之中的种种事物为目标的自然态度，将其限制在表面上更受约束的现象学态度上，而现象学态度瞄准的目标则是我们自己的意向性的生活，及其相关联的对象和世界。

我们务必小心，不要把我们的任务弄得过于困难以至超出必要。我们很可能错误地认为自然态度是纯粹自然的，纯粹非哲学的，其中没有一点哲学的成分，而且认为转向现象学就是转入自然的关注完全闻所未闻的某种东西。如果实际情况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就不可能向那些尚未进入哲学的人们传达有关哲学是什么的观念。然而事实上，在自然态度中也存在着对于哲学态度的预期，存在着伸向哲学的伪足(pseudopod)。作为理性的存在者，我们已经拥有某种整体感、自我感，也对意向性和显象有所感觉。不过麻烦在于，我们试图用属于自然态度的范畴来处理所有这些事情。我们把它们变成神话，把它们心理学化、现象化或者实体化;我们使世界成为一个事物，使显象成为障碍，使自我被实体化，使意向被心理学化。我们并没有切实地理解这些词项和区分。诸多还原之路并不是试图开辟全新的而且是预料之外的维度;相反，它们试图澄清我们已经拥有的自然态度和哲学态度之间的区别，并试图说明这两种态度之间的过渡。它们表明我们在进入哲学思维的时候发生的视角改变，以及我们使用的词项必定随之发生的意义转换，从而帮助我们切实地理解哲学态度。我们将考察两种还原之路，即存在论的还原之路和笛卡尔式的还原之路。它们是胡塞尔发展出来的两条进路。

存在论的还原之路是这两种进路当中较为温和的一个。(笛卡尔式的还原之路似乎把我们投入最激进的怀疑和现象主义之中。)存在论的途径诉诸人们对真正而充分的科学性的欲求。它指出，当我们以科学的方式探索某个存在领域的时候，我们获得了有关事物的一笔知识财富，一个判断系统。可以说，我们已经对某个领域例如分子生物学或者固体物理学领域取得了相当透彻的理解。但是，无论对于有关领域的事物的认识可以达到多么完备的程度，我们仍然没有探索与这些已经获得的真理相关联的主体性方面。对象方面可能得到了相当完备的认识，但是与它相关联的主体性成就将会受到忽视:这些主体性成就包括把正在研究的事物呈现出来的意向性，与对象相适应的证实方式，研究所遵循的方法，主体间性的修正和确证形式，等等。

只要一门科学是单纯客观的，它就迷失于实证性。我们拥有关于事物的真理，但是至于我们如何据有这些事物，我们却没有这个方面的任何真理。一旦我们认识的事物把我们迷住了，我们就会遗忘甚至迷失自己。科学真理也就处于漂浮无根没有主人的状态，似乎是无所归属的真理。为了完善科学，为了达到充分的科学性，我们需要探究在科学那里起作用的各种主体性的结构性行为，而且这种探究不是继续研究分子生物学或者固体物理学。它是从这样的科学转而进入一种新的反思性的姿态，也就是现象学的姿态，这种姿态公正地对待我们在先前的科学探索中已经运用但却没有使之成为论题的各种意向性。一旦为分子生物学和固体物理学采取这种转向，我们逐渐就会明白，不能仅仅为这两门学科实行现象学态度;我们必须扩展我们的努力，以至覆盖意向性本身甚至世界本身(作为意向性的对象相关项的世界)，因为任何局部科学中的各种意向性都无法得到理解，除非用意向性的更为广泛的方面来完善它们。如果不讨论对于同一性本身的辨识，我们也就无法讨论对于分子生物学中的同一性的辨识。

因此，通过循序渐进的扩展，存在论的还原之路帮助我们完善各门局部科学。我们走向越来越宽广的语境，直到获得现象学态度所提供的那种最广阔的语境。推动这种扩展的动机，就是对于充分科学性的欲求，希望避免遗漏与我们的探究有关的任何维度。分子生物学或固体物理学这样的实证科学可能存在着一种局部的完备性，但是任何一门想要达到全面性的科学最终都必须深入探究它是如何实现的，深入探究把这门科学确立起来的各种意向性。如果遗漏了这些意向性，这门科学就会处于不完善的、摇摆不定的境地，缺乏其固有的语境。存在论的还原之路使我们回想到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四卷第一节提出的论述，即我们需要超出各门局部科学，走向关于整体的科学，也就是研究“存在之为存在”(而不是仅仅作为物质的，或者量化的，或者有生命的，或者经济的存在)的科学。

由这些关于存在论的还原之路的论述，应该可以清楚地看到，现象学作为一门科学，作为一项严格的、明确的、自觉的事业，事实上是一门比任何局部性探究都更为具体的科学。我们或许认为物理学或生物学是所有科学中最具体的，因为它们研究我们面前存在的物质事物，然而只要这样的科学不去考虑它们得以被实现的那些活动，那么它们实际上就是抽象的。它们遗漏的不仅仅是世界的本质部分，而且是它们自身的本质部分。现象学科学弥补和完善这些局部科学，同时又保留它们以及它们的有效性，因此，听起来似乎相当悖谬，现象学是所有科学中最为具体的。它恢复了更为宽泛的整体和语境。它克服了各门局部科学的“自我遗忘”。它考虑到其他科学由以抽离出来的维度，也就是意向性和显象的维度。它表明科学自身如何是一种展现，从而也表明客观主义的天真，即相信存在与展现漠不相干。因此，还原的确不是一种限制，不是从任何事物那里“引离开”。它保存自然态度以及自然态度中的一切，甚至在它使我们与自然态度拉开距离的时候也是如此。它进行扩充而不是进行剥夺。

笛卡尔式的还原之路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却殊为不同。通向现象学的这种进路仿效的是笛卡尔的尝试，即下定“终生一次”的决心，决定怀疑他持之为真的全部判断，试图以此开始哲学。笛卡尔之所以引入这种方法上的怀疑，是由于他认为自己从他人那里接受过来的判断受到了偏见的污染。在采取这种普遍的怀疑之后，他将把按照他创建的方法能够受到辩护的判断当作真实的而接受下来。

笛卡尔开始哲学的尝试所带有的问题在于，它把我们全部自然的信念样态都转变成被怀疑的样态。他从几种自然的样态——确定性、猜疑、得到证实的赞同、可能性、或然性——转入另外一种自然的样态:充满怀疑(doubtfulness)。他的怀疑可能仅仅是方法意义上的，但它仍然是怀疑。笛卡尔试图把自己提升到哲学，然而他仅仅是成功地滑入另外一种自然态度，而且偏偏还是一种彻底的怀疑论态度。他试图使哲学走上一条成为严格科学的道路，可是他的努力却错失了目标。他的航向偏到一边去了，而且给哲学和科学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现象学中的笛卡尔式还原之路试图采纳笛卡尔曾经努力要达到的东西，并且适当地运用它。这条还原之路并不主张我们开始一种普遍的怀疑。相反，它建议我们采取尝试去怀疑我们的种种意向的态度。这看起来好像只是一点细微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却是决定性的。尝试去怀疑和怀疑很不一样。在尝试去怀疑我们的一个信念的时候，我们是对这个确信采取一种中立的姿态;我们尚未怀疑它，我们只是中止我们的信念。我们停下来看看是否应该怀疑它。然而，这种尝试、这种停顿并不是怀疑，不过它有些类似于我们在进入哲学的时候所达到的那种中立化。这种中立的姿态起到一种钥匙孔的作用，我们由此能够对现象学态度是什么有所感觉，我们以这种态度把我们全部的意向性都加以中立化，并且对它们进行沉思。

尝试去怀疑还有另一个重要特征。除非我们有理由去怀疑某事物，否则我们不可能真正怀疑它。假设我知道这个房间的门是白色的，再假设我看见一只猫走进了这个房间。我不能接着说我怀疑这扇门是白色的，也不能接着说我怀疑这只猫正走过门槛，除非我有理由怀疑这些明显的事实:我可能突然意识到，正是光线使这扇门显得比正常情况下更亮一些，它可能是浅灰色的;我可能突然意识到，在门边有一面镜子，我真正看见的只是走进另一个房间的那只猫在镜子里的影像。作为自然态度中的一种样态，怀疑需要受到诸多理由的激发。我不能说我偏要怀疑这些事物。

不过，尝试去怀疑却服从于我们的自由选择。我们可以尝试去怀疑任何东西，即便是我们面前最为明显的事实或者最为确定的观点。以类似的方式，我们可以自由地发起在我们转向现象学视角的时候出现的那种中立化，中止我们的各种意向性或者“使它们不起作用”，把事物和世界加上括号;这些事情都由我们来掌握，并且服从于我们的自由选择。我们可以决定我们是否想要实践这种生活。不需要有类似于迫使我们进入怀疑或猜疑状态的理由来强迫我们进入这种生活。因此，怀疑并不是用来帮助我们进入现象学转向的好模式，而尝试去怀疑却是一种好模式。尝试去怀疑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瞥见以现象学方式对我们的意向加以中立化就像是什么样子。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笛卡尔式的还原之路就是试图把我们“踢进”哲学态度。

笛卡尔把一种激进的怀疑论引入理智生活，这种怀疑论继续困扰着他所激起的思想。尽管如此，采纳笛卡尔的主题，修改之后让它服务于现象学——就像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的那样——这种做法还是有益的，因为许多人都还错误地认为，从自然态度向现象学态度的转变就是再度陷入笛卡尔主义。甚至有些杰出的现象学诠释者也没有弄通这一点。因此对我们来说，在笛卡尔的工作和现象学的成就之间进行区分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笛卡尔的错误带来的一个极其有害的影响，就在于他使自然态度的各种意向性丧失了名誉。笛卡尔破坏了我们的自然而有效的信念，即相信我们经验到的事物的实在性，相信我们辨识的各种同一性的实在性。他引入的怀疑论习性致使我们倾向于在得到证明之前不相信任何东西。然而这种事事都要证明的欲求其实是没有道理的。只有在某些不可证明的真理基础上，证明才是可能的。而这些不可证明的真理在自己那里拥有其明见性并且不需要证明。我们不可能证明一切;我们知道许多东西不需要被证明。现象学恢复了我们在自然态度中拥有的确信的有效性。它承认我们的意向确实按照它们不同的方式达到了事物本身。它区别和描述了各种意向如何被充实和确证。它也意识到我们经常超出明见性，经常对自己意向的东西模糊不清，而且经常出现差错;但是出现差错并不等于使一切都丧失名誉。它只是表明我们务必要小心谨慎，通过澄清各种意向性并且把它们彼此区分开，现象学有助于我们保持小心谨慎。

最后，我们应该注意到存在论的还原之路和笛卡尔式的还原之路的区别。存在论的还原之路采取渐进的方式。它从科学的成就开始，再逐步地给这些成就加上几个维度，一路不断地推着我们，直到它抵达现象学态度。笛卡尔式的还原之路则试图一步到位，匆忙完成全部工作。它一下子就把全部意向性都给中止了。与存在论的还原之路相比，它的确有些更好地凸显出在哲学中开始发挥作用的新样态，即中立化;但是就像任何匆忙之举一样，它可能会严重地误导我们。它可能使我们认为现象学是怀疑主义和现象主义的，认为现象学剥夺我们的实在世界以及其中的事物。它甚至似乎导向唯我论。存在论的还原方式虽然缓慢但是有把握;笛卡尔式的还原方式虽然迅速但是冒险。最好的进路就是二者兼用，取长补短。不过，在这两种进路之中，关键的问题是要把握住自然态度和现象学态度的区别，以及我们自然的卷入和哲学的超然之间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