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的社会性和人文性

四、哲学研究的社会性和人文性

克赖顿从上述关于经验与思维的观点出发，进一步论述了哲学研究活动的社会性和人文性。正如经验和思想具有社会性一样，哲学研究活动也具有社会性。在他看来，哲学研究的社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任何一个哲学家都不得不以他的先驱们的哲学思想作为自己研究的基础。尽管哲学不同于哲学史，但对过去伟大哲学思想的研究，可以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前的哲学问题。他不赞成无批判地继承哲学遗产，而认为应当把哲学遗产分为已经死亡的和仍有生命力的这两大部分，我们所继承的仅仅是其中仍有生命力的那一部分。他认为只有从当前的问题着眼，才能区别出其中哪些是仍有生命力的。他认为只有当我们从当前问题着眼去阅读哲学史时，哲学史才成为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哲学家都不得不采用与同时代的哲学家共同讨论哲学问题这种方法。诚然，每个哲学家所研究的哲学问题并不是相同的，但他们往往研究一些或多或少相似或相关的问题，因为每个时代中的问题都具有一定的共同趋向。除非我们的研究与这种共同的趋向相关联，我们的研究就不可能受到哲学界以至社会人士的注意，而且也不可能取得丰硕的成果。

因此，克赖顿十分强调在哲学研究中协力合作的必要性，认为伟大的哲学著作不是在离群索居、闭门独思的情况下由个人苦思出来的。他说：“在各个研究部门中，人们似乎越来越产生这样一种信念，即智力上的关注与合作对于真实的进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里的根本看法是，在科学研究中必须把力量组合起来进行协作，而且不是作为一些孤立的个人，而是作为一个同心协力的社会团体。”^[59]个人的孤立研究是不可能取得重大成果的，哲学家应当参加到适当的学术团体中与其他哲学家协力合作，共同研究大家关心的问题。他说：“当个人把他自己看作一个有组织的工作者团体的成员时，那些曾在个人看来似乎难于完成的任务就变得易于解决了。”^[60]正是为了建立这样的团体来推动协作性的哲学研究，他才创建了美国哲学协会。

克赖顿还强调哲学研究活动的人文性，认为哲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需要把它所研究的事实加以“人文化”(humanize)，即从人的观点去观察和处理那些事实，赋予那些事实以人性。他说：“哲学科学不是‘自然’科学，它不能从后者那里‘接受它的事实’。如果那么做，那就是用‘心理主义’和‘自然主义’取代哲学，哲学作为哲学而言，必须把它的事实人文化，这就是说，要从一种完全的和自觉的人类经验的观点去观察它们，因为，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能在这些事实中找到意义。因此，哲学家从本质上说是人文主义者(humanist)，而不是自然主义者。”^[61]对于自然科学所提供的材料，哲学家所关注的不是那些客观地观察到的事实，而是那种用以获得那些事实的思想活动。哲学家不是把自然科学的观点接受下来，而是从自觉经验的立场对它们作出新的解释。与此相似，哲学家对心理事实所作的解释也不同于心理学中的自然主义者对这种事实所作的解释。正如物理学家的纯粹客观的观点不能作为哲学家的出发点一样，心理学家的纯粹主观的观点也不能作为哲学家的出发点。哲学家通过从心灵角度观察物理事实而使物理事实人文化，同样地，哲学家也通过把心理事实看作个人借以实现自己与自然、与其他人相统一的手段，而使主观的心理事实客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