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小结

第三编小结

19世纪上半叶，美国哲学思想、宗教思想以及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出现一次重大转向，这就是从18世纪下半叶较为激进的“理性时代”转向19世纪上半叶偏于保守的时代。当时，夺得政权的美国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热衷于保持既得利益，在政治上转向保守，经历战争折磨的人民群众也渴望获得安宁平静的生活，革命热情降低，精力转向发展经济。于是，在哲学思想、宗教思想以及社会政治思想等方面，都出现一种与“理性时代”不同的或者相反的发展趋向。

首先，在哲学领域内，人们对唯物主义的态度发生显著变化。在理性时代，洛克和牛顿等人的唯物主义哲学在北美发生巨大影响，他们的著作成为美国许多启蒙思想家的常备读物，普里斯特列、库伯、拉什等人特别把唯物主义观点应用于化学、医学等领域的研究，并提出一些颇有价值的论点。到19世纪上半叶，苏格兰实在论在美国流行过一段时期，并被看作是洛克的经验论哲学的一次复兴，但它的影响远远不敌与它并存的先验论唯心主义思潮。苏格兰实在论在美国的几个代表人物也并非都始终坚持洛克的唯物主义传统，鲍恩在后期吸取了康德哲学的某些观点，最后又接近于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与苏格兰实在论相对立，先验论是一种彻底的唯心主义思想，它的代表人物多次把先验论作为一种唯心主义学说与传统的唯物主义学说相对比，以论证唯心主义的优越性，认为唯心主义处于一个比唯物主义更高的层次。爱默生甚至断言，每一个唯物主义者都将会成为唯心主义者，可是，唯心主义者却决不会倒回去成为唯物主义者。通过爱默生等人的著书立说，四处讲演，先验论在19世纪上半叶成为美国哲学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潮。

与此密切相关，人们对自然科学的态度也有明显变化。在理性时代，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受到启蒙思想家的高度重视，他们受牛顿学说的影响，一致强调观察、实验方法的重要性，认为通过观察、实验等科学方法，可以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掌握自然界的运行规律，从而使自然界造福于人类社会。而到这一时期，以先验论者为主流的哲学家却大大改变这种看法，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赋予自然科学研究以重要地位，认为自然科学的作用有限，不能起哲学或宗教那种发人深思或安抚人心的作用，不能把人类引向道德王国。他们认为人的进步在于上升到一个比自然界更加崇高、更加纯洁的领域，人对自然界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应当以人为中心，从人的立场上去观察自然。应当摒弃过去那种通过观察、实验以发现自然规律的作法，因为这种作法表现出人们屈服于自然界的威力，而未显示出人的自由和尊严。人们在研究自然时所关心的并不是自然界本身究竟是什么，而是自然界对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人的需要起什么作用。而且，人对自然界的控制并不依赖于科学家的精确观察，而依赖于诗人、艺术家以及哲学家的艺术活动和哲学沉思，他们才是自然界的真正主人。

其次，在宗教思想领域内也能看出一些变化。在理性时代，自然神论占主导地位，而在这一时期则是唯一神论占主导地位。诚然，自然神论者也反对三位一体说，但这不是自然神论的核心思想。自然神论者所强调的是上帝不再干预自然界的运行，自然界本身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律，人可以借助于自己的理性去认识和利用自然界，一切违反自然规律的所谓“奇迹”，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他们猛烈抨击基督教关于天启、奇迹、预言等等传统教义，主张用“理性宗教”去取代传统的“天启宗教”。19世纪上半叶的唯一神论者，尽管也像自然神论者那样反对三位一体说，但他们不像自然神论者那样强调要用理性的观点审查传统的教义，批判其中那些带有迷信色彩的非理性因素，反而接受“天启”等传统教义。他们强调的不是人的理性，而是人与上帝之间在心灵上的直接联系，认为上帝就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之中，无时无刻不在向每个人的心灵说话，我们对上帝的了解等同于我们的心灵对其自身的了解。因此，每个人要了解和接近上帝，可以超越一切传统的沟通渠道，不仅超越圣经、教会、教士等渠道，也可以超越感觉、经验、理性等渠道。

最后，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内也能发现许多显著变化。一般说来，社会政治思想的变化往往是与社会政治的客观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就美国在这段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而言，情况也是如此。在独立战争时期，全国人民的首要任务是夺取独立战争的胜利，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与此相适应的社会政治理论，唤醒人民的革命要求，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以夺取战争的胜利。独立战争结束后，全国人民特别是政治家们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能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组织，于是出现邦联制与联邦制之争。以杰弗逊等人为代表的共和党人主张邦联制，即建立一个由各州松散地组成的邦联国家，各州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实行地方分权制度。而以华盛顿等人为代表的联邦党人则主张联邦制，即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联邦国家，各州的自治权受到很大限制，政治经济大权都操纵在联邦政府手中。依据于当时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联邦制的思想在这场论争中占据优势。

随着联邦制，即中央集权制思想的取得胜利，政治哲学家们对自由、民主、平等等问题的看法也发生变化。在理性时代，启蒙思想家大多认为，人们最初处于自然状态，各自自由地、平等地过着独立自主的生活，国家是后来人们根据生活需要通过社会契约而建立起来的。自由和平等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天赋权利，不应遭到剥夺。而在这个时期，一些政治哲学家则批驳这些观点，认为人类历史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自然状态，它与人的本性、情感、需求相抵触，人始终处于社会状态之中。而且，自由也不是人生而具有的天赋权利，不是被每个人平等地享有，而是每个人根据自己对社会所作的贡献而获得的一种报酬。由于每个人所作的贡献不等，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自由也是不等的。每人在各自条件上的不平等既是自由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因素。

随着奴隶制的日益盛行以及它在美国社会不同阶层中引起的不同反应，奴隶制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引起激烈的争论。在理性时代，奴隶的数量较小，他们在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还不十分显著，因而奴隶制问题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像杰弗逊这样激进的启蒙思想家也未在反对奴隶制问题上持激进的观点。而在这一时期，奴隶的人数比上一时期猛增了五六倍，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特别是南方农业经济的主要支柱，加上美国工商业的急剧发展，对自由劳动力的需求猛增，保存或废除奴隶制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迫切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尖锐激烈的论争。一部分政治哲学家引证古希腊奴隶制的贡献来论证目前保留奴隶制的合理性，另一部分政治哲学家则从人道主义观点出发，对奴隶制进行猛烈的抨击。但这个问题不是可以通过口诛笔伐加以解决的，最后只有诉诸南北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