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然与精神
爱默生在他的头一部著作《自然》中，从自然与精神的关系这一角度阐述了他的先验论观点。在他看来，从哲学上考虑，宇宙由自然和心灵这两大部分组成。按照通常的看法，自然指的是那些没有被人们加以改变的元素，如空间、空气、河流、树木等等。工艺指的是人的意志与这些事物的混合物，例如房屋、运河、雕像、图画等等。从哲学上说，自然指的是一切与人分离的事物，一切在哲学上不同于我的事物，包括天然的事物和人们加过工的事物，还包括所有其他的人以及我自己的肉体。他在此书中使用“自然”这个词时，既从它的通常意义上，也从它的哲学意义上讲的。
爱默生谈到人们对“自然”一词的通常看法，但他自己往往从诗人或艺术家的角度来看待自然，而不是以科学家的眼光来观察自然。他感兴趣的不是自然界的那副客观的、固定不变的面孔，而是自然界的那副千姿百态、变化无常的面孔，因为这副面孔反映出人们的变化不定的情绪，披上了精神的色彩。换句话说，他所关心的是自然界对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人的需求起了什么作用，而不是自然界本身究竟是什么。在他看来，人对自然界的控制不是依赖于科学家的精确观察，而是依赖于诗人和艺术家的艺术活动，他们才是自然界的主人，因为他们能够把自然界中各种分离的形式(树木、花草、风、云等等)组合成另一首诗或一幅画。仅仅对那些沉醉于自然之美的人们，自然界才会吐露出它的奥秘。
爱默生把自然界对人类的服务分为四个类，即物品、美、语言和训练，这四个类从前到后的次序是与其精神性的逐步增强相对应的。首先，自然界给人类提供了各种用以维持生活的物品，这是自然界对于人类的最直接的服务。他说：“在物品这个总名称之下，我接收了我们的感官缘自于自然界的所有那些恩惠。不言而喻，这是一些暂时的和直接的恩惠，而不是终极的恩惠，像自然界对心灵所提供的服务那样。尽管这种服务属于低层次，但它作为一个类而言仍是完满的，它是自然界的唯一的一类为所有的人都理解的用途。”[13]在谈到各种物品对人的服务时，他强调它们的综合性服务。例如，风撒播种子；阳光使海水蒸发；风把水蒸汽吹向田野，冰使水蒸汽凝结成雨，雨落到土中滋润植物，植物成为动物的饲料，动物再成为人类的食品，如此等等。因此，使人类受益的既不是太阳、风、冰或雨本身，也不是植物或动物本身，而是所有这些物品组合起来后给人类提供的服务。
其次，自然界给人类提供了一种比物品更高的服务，那就是美。他说：“人的一种更高的需要是由自然界提供的，这就是对美的爱好。”[14]他从三个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一是对自然形式的简单感知就能使人感到快乐。对于在尘世生活中受到折磨的肉体和心灵来说，自然景色具有一种治疗的作用。人们只要看看天空，看看树林，就会感到心情舒畅。二是美和美德是紧密相连的，他说：“美是上帝加诸在美德之上的标记。”[15]一个具有美德的人是与自然界的美协调一致的。三是自然界的美还是人的理智的对象。美不仅与美德有联系，还与智慧有联系。美与智慧的联系是艺术，是一种创造性的使用。他说：“自然界的美在心灵中使自身得到改造，而且这不是为了徒劳无益的沉思，而是为了新的创造。”[16]
再次，自然界给人类提供的第三种服务，就是语言。爱默生从词是自然事实的符号，个别的自然事实是个别的精神事实的符号，以及自然界是精神的象征这三个方面来阐述语言的作用。就词是自然事实的符号而言，他认为自然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超自然的历史，外在的创造物的用途在于给我们提供语言，以表达内在的创造物的存在和变化，如果我们追溯每一个用以表达道德的或理智的事实的词的根源，就会发现这些词来源于某些物质现象。例如，“正确”(right)这个词原义为“笔直的“(straight)，“错误”(wrong)这个词原义为“扭曲的”(twisted)等等。我们也用“心”(heart)这个词表示情感，用“头”(head)这个词表示思想。在语言开始形成的那个遥远的年代里，这个变形过程已经发生，目前在土著人和儿童的用词中仍能看到这个倾向，他们往往把事物的名称变形为动词，以表示某些相关的精神活动。
就个别的自然事实是个别的精神事实的符号这一点而言，他说：“不仅词是象征性的，事物也是象征性的。每一个自然事实都是某个精神事实的象征。自然界中的每种现象都与精神的某种状态相对应，只有通过把自然现象看作某种精神状态的图像，才能描绘这种精神状态。”[17]例如，我们用狮子来表达愤怒的人，用孤独来表达狡滑的人，用岩石来表达坚强的人，用火炬来表达智慧的人。我们还用光明表示智慧，用黑暗表示愚昧，用热表示爱情，用羔羊表示纯洁等等。人处于各种事物的中间，与各种事物发生关系。他强调人与事物这两方面之间的对应关系，认为不了解这些事物，就无法了解人本身，反之也是如此。自然历史中的一切事实就其本身而言都是没有价值的，像一个单身的、尚未怀孕的妇女，只有与人类历史相结合，才会获得生命。
就自然界是精神的象征这一点而言，他认为不仅在自然界和精神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而且在整个自然界与整个精神之间也存在着象征关系。他说：“世界是象征性的。言语的各个部分是隐喻，因为整个自然界是人类精神的隐喻。道德自然法则与物质法则是对应的，就像在镜子里面孔与面孔相对应那样。可见的世界及其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见的世界的盘面。物理学公理是伦理学法则的翻译。”[18]例如，“整体大于它的部分”，“作用与反作用相等”，“可以用最小的重量举起最大的重量”以及诸如此类的命题，在被应用于人类生活时，具有一种比把它们仅用于技术领域时更加广泛、更加普遍的意义。同样地，历史上有许多谚语，各民族有许多格言，它们往往是自然事实，所隐喻的则是道德真理。例如，“翻滚的石头是不会长青苔的”，“一鸟在手胜于两鸟在林”，“走正道的跛子赛过陷入迷途的赛跑家”等等，这些谚语或格言表面上说的是“平凡、琐碎的事情，但它们却含有深刻的道德意义”。
最后，自然界给人类提供的第四种服务是训练，这就是使知性和理性获得教益。他说：“空间、时间、社会、劳动、气候、食物、运动、动物以及机械力每天都给我们提供一些最重要的教导，这些教导的意义是无限的。它们既教育了知性，也教育了理性。物质的每一种特性，它的坚实性或者阻力，它的惰性，它的广延，它的形状，它的可分性，对于知性来说都是一所学校。知性把这些特性相加、分开、组合、测量，在这种有价值的情境中获得营养与自己的活动场所。同时，理性通过考察那种使物质和精神相匹配的类似之处，把所有这些教导转移到它自己的思想世界之内。”[19]
就知性而言，自然界促使知性认识理智的真理，例如，空间和时间使知性懂得区分和分等的重要性；我们与可感知的对象的经常接触，使知性从对象的相似或相异中，从对象的排列次序与组合等等中受到教益。就理性而言，自然界促使理性认识道德真理，因为感性经验的对象反映了良心的判断。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是道德的，它们在其无限的变化中都与精神的自然密切相连。他说：“每一个自然过程都是一个道德语句的变形。道德法则处于自然界的中心，它向四周放射出它的光芒。道德法则是每一个实体、每一种关系、每一个过程的精髓。”[20]因此，每个自然对象在实现它的自然目标的同时，还实现了它的道德目标。
此外，自然界还使心灵认识到，尽管自然界是千姿百态，五光十色，可是自然界又是统一的。自然界中每一个事物都以一种缩影的方式反映着整个宇宙。万物所依据的基本法则是完全相同的。每个创造物都是另一个创造物的变体，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多于它们之间的相异之处。自然界的这种统一性表明它必然在宇宙的精神(UniversalSpirit)中有其根源。
对于自然界与精神的关系，爱默生明确地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强调自然界是精神创造的。他说，对于物质来自何处和物质又去往何处这两个问题，我们从意识的深处获得许多真理。“我们了解到最崇高的东西呈现于人的心灵；那个令人敬畏的宇宙本质既不是智慧，也不是爱、美或者力量，而是由所有这一切组合而成的那个统一体，所有的事物都是为了它而存在着，都是由于它而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精神(Spirit)是创造者；精神处于自然界之后，弥漫于自然界之中，它是在场的；精神是一个统一体，而不是一个组合物，它不是从外界作用于我们，即不是在空间和时间中作用于我们，而是从精神上作用于我们，或者说，通过我们自身作用于我们；因此，精神是最高的存在，它不是在我们周围建构出自然界，而是通过我们使自然界长出来，正如树的生命力使新的枝叶从旧的孔穴中长出来。”[21]
爱默生认为，与人的肉体一样，世界也是来自同一个精神。不过，世界是上帝的一个较遥远和较低级的化身，它是上帝在无意识之物中的投影。世界与肉体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与肉体不同，世界不服从于人的意志，它的自然秩序是我们不能干预的。对于自然规律的研究，他强调理性的作用，认为经验科学易于模糊我们的视线，对事物的功能和过程的细致观察使人们忽视对整体的大胆思考，要了解自然的秘密，不能依靠科学家对已知的量进行加、减和对比，而是要依靠精神的某种无师自通的突发灵感。他说：“猜测往往比无可争辩的证明产生更多成果，梦想比千百次协调的实验能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洞察自然界的秘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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