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维特根斯坦的成就的评价

第二节　关于维特根斯坦的成就的评价

对于维特根斯坦，人们评论得最多而且意见最为分歧的，是他的哲学观点和个人品格。正如他的门生和密友冯·赖特所说的那样：“可以完全肯定，将来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和他的为人二者都会引起各种评论和不同的解释。”^[4]赖特认为，维特根斯坦本人就是一个谜，他的身上汇集着很多矛盾。有人说他是一个逻辑学家，又是一个神秘论者。赖特认为这两个名称中无论哪一个都不恰当，但每个名称都暗示了某些真相。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和性格中的这种复杂性和多重性，既吸引人们去理解他，又妨碍人们去理解他。我完全赞同冯·赖特对维特根斯坦的这种看法，准备在这一节里首先评述哲学界对他的哲学成就的不同评价，然后在下一节里分析他的品格中的种种矛盾，而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的有些门生在谈到维特根斯坦对他们的影响时表示，他们很难把从他的哲学观点中受到的影响与从他的品格中受到的影响区别开来。正如他的友人安勃罗斯所说：“当一个人既充满活力，又具有高度的创造力，那时他对与其一块工作的人的影响就是一种混合物，很难把其中的思想观点与个性魅力分离开来。据说，维特根斯坦的学生们就不能在他们所受到的教益中区分开哪些教益来自他的哲学观点，哪些教益来自他的强烈品格。”^[5]

就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才能而言，就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有人把他赞扬为哲学天才，也有人把他斥责为哲学狂人。罗素在最初接触维特根斯坦时也弄不清维特根斯坦究竟是哲学天才，还是哲学狂人，直到对维特根斯坦有了较多接触时，才肯定他不是哲学狂人，而是哲学天才。甚至维特根斯坦自己刚到剑桥大学求学时，也弄不清自己究竟是哲学天才，还是哲学狂人。他向罗素征求意见，罗素让他写一篇哲学论文。根据这篇论文，罗素才断定他不是哲学狂人，而是哲学天才^[6]。

可以说维特根斯坦是一位哲学天才，这当然不是说他的哲学观点都是正确的，而只是说他提出了许多新颖的、独创的、有价值的哲学见解。不过，即使承认他是一位哲学天才，不同的哲学家仍然从不同的哲学立场出发，对他的哲学成就作出一些大不相同的评价。

概括说来，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思想受到罗素、摩尔等老一辈分析哲学家以及逻辑实证主义者的高度赞扬。罗素对《逻辑哲学论》十分赞赏，把它看做一本哲学杰作，亲自为该书写了长篇导论，积极促成此书的出版。1929年，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后，罗素和摩尔又以此书作为维特根斯坦的博士论文，授予他哲学博士学位，其后又任命他为三一学院的研究员。罗素在评论维特根斯坦时说：“与维特根斯坦相识，这是我一生中最令人兴奋的精神事件之一。在后来的年代里，我们之间缺乏精神上的共鸣，不过，在较早的年代里，我乐意于向他学习，正如他乐意于向我学习那样。他的思想具有一种几乎难以置信的、满怀激情的、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对此我衷心赞赏。”^[7]罗素认为，在他与维特根斯坦的交往中，他在逻辑常项具有纯形式的功能、逻辑命题是重言式等观点上，受到了维特根斯坦的启发。

摩尔是维特根斯坦的导师，也是维特根斯坦的朋友。他不仅对前期的维特根斯坦十分赞赏，而且对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也非常敬重。他把《逻辑哲学论》称为“天才之作”，并称：“当我认识他时，我很快就觉察出他在善于研究哲学方面大大胜过过去的我。他不仅比我聪明，而且比我深刻。他对于那种确实重要而且值得探索的研究，对于从事这种研究的最佳方法，具有一种深刻得多的洞察力。”^[8]20世纪30年代初，当维特根斯坦执教于剑桥大学时，摩尔聆听维特根斯坦的讲课达数年之久，几乎从不缺席，而且认真作了笔记。可见摩尔对维特根斯坦是多么敬重。不过，摩尔始终坚持他自己的学术观点，基本上没有受维特根斯坦前期或后期哲学思想的影响。

众所周知，在20年代，维也纳学派对《逻辑哲学论》高度重视，他们定期开会，逐段讨论这部著作，这是维特根斯坦对维也纳学派产生影响的主要渠道。他们从这本著作中受到许多启发，例如，在反对形而上学、重视逻辑分析、强调语言哲学研究等方面，他们完全赞同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不过，他们不赞同维特根斯坦的神秘主义，即关于不可言说的事物的观点。维也纳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石里克、魏斯曼与维特根斯坦交往甚密，情投意合，卡尔纳普也与维特根斯坦有数次交往，从中受到不少启发。魏斯曼与维特根斯坦交往时间最长，受他的影响最深。甚至在1938年维特根斯坦终止与他交往后，他仍表示：“我愿着重强调我对维特根斯坦博士的感激之情。不仅本文中的大部分观点，而且我处理哲学问题的全部方法，都应归功于他。”^[9]

与罗素、摩尔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对《逻辑哲学论》的高度评价相反，英国年轻的但很有见识的哲学家拉姆塞和意大利经济学家斯拉法却对此书提出尖锐的批评，促使维特根斯坦逐渐放弃他在《逻辑哲学论》中表述的观点，向后期哲学思想转变。此事在前面已有论述，这里从略。

30～40年代，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思想并未享有《逻辑哲学论》那样广泛的声誉。因为，维特根斯坦在这段时期里没有把他的后期著作公之于世，他的观点仅仅通过他在剑桥大学的讲课、与友人们的交谈以及《蓝皮书》和《褐皮书》的打印稿在少数人中间传阅，而为少数人所知晓，西方哲学界对他的后期哲学思想并不了解。不过，他的一些朋友和门生对他在讲课、交谈以及打印稿中表述的哲学观点给予高度评价，普遍认为他是一位哲学天才，对某些哲学问题提出了许多别具一格的崭新观点。于是在他周围形成一种“个人崇拜”的氛围。艾耶尔在谈到对维特根斯坦的个人崇拜时说：“我与维特根斯坦曾有过一点个人交往，关系大多是融洽的。虽然我从未做过他的学生，但却深受其早期著作的影响。然而，我并未附和对维特根斯坦的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在他逝世后变得愈发声势浩大。”^[10]

对于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思想，不同的哲学家从不同的哲学立场出发作出不同评价。罗素以及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大多维护《逻辑哲学论》中阐述的观点，对《哲学研究》一书评价不高。在这方面，罗素对它提出的批评可以说最为尖锐。罗素明确表示：“我佩服他的《逻辑哲学论》，但是并不佩服他后来的著作。我觉得，他后来的著作否定了自己的最高才能……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中，我看不出任何使我感兴趣的东西。我不明白，为何整整一个学派会到这本书里寻找重要的智慧。”^[11]又说：“后来的维特根斯坦好像是对于严肃的思维产生了厌倦，似乎是发明了一种学说，把这种活动弄成是不必要的了。我绝对不相信有这些偷懒的后果的学说是正确的。可是我感觉到，我对于这种学说的偏见其强烈是不可遏制的，因为，如果这种学说是正确的，哲学充其量不过是对于字典编辑人的一点些微的帮助，最坏就成了茶余饭后闲着没事的一种消遣了。”^[12]据R.里斯报道，在罗素看来，维特根斯坦从前期哲学转向后期哲学，这表明他是一个“稀奇古怪的人”，因为他为了拜倒在常识之前而抛弃了他的伟大的哲学天才，这类似于巴斯葛为了虔诚信仰而抛弃了数学，也类似于托尔斯泰为了一种虚伪的谦卑而牺牲了他作为伟大作家的天才^[13]。

与此相反，日常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威斯顿、赖尔等人则对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思想评价很高。威斯顿把维特根斯坦看做现代英美哲学的引路人之一，他在上面提到的《神秘主义》一文中说：“人们感到惊讶的是，假如没有维特根斯坦偶然出现，假如他根本没有登上哲学舞台，英美哲学会是什么样子。”威斯顿在剑桥大学听过维特根斯坦的讲课，他在其著作中多次表示，他在哲学的性质和任务问题上接受了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也认为哲学的任务在于通过语言分析，用“治疗”方法清除哲学混乱。与此相似，赖尔也承认他在哲学的任务和方法这个问题上接受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他也主张通过对日常语言进行分析，以清除哲学混乱。赖尔在《心的概念》一书中对心理学概念的分析，与维特根斯坦在《心理学哲学评论》中对心理学概念的分析，有许多相似之处。50～60年代，随着日常语言哲学在英美哲学界的广泛传播，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点也获得更大的声誉。

70～80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它的一些代表人物，如费耶阿本德、罗蒂等人，把后期维特根斯坦看做他们反对传统哲学、反对形而上学的同盟军，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

费耶阿本德（P.K.Feyerabend）也出生于奥地利，比维特根斯坦年轻20多岁，是维特根斯坦的一个热诚的崇拜者。50年代初，他到英国进修，本想拜维特根斯坦为师，由于维特根斯坦在那时去世，他才改拜波普为师，但他以后并没有放弃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研究。他特别赞赏《哲学研究》一书，不仅认真阅读，而且用德文改写此书，使它看上去更像一篇进行连续思考的论文，此文1955年在《哲学评论》上发表。他主要研究科学哲学，后来成为美国社会历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由于他主张无政府主义的知识论，主张极端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因此也被称为美国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代表。他十分推崇维特根斯坦关于科学方法多元化的观点，把它作为他的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的基础。我们在前面阐述维特根斯坦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批判时，已指出维特根斯坦在方法论上对科学主义者提出指责，因为科学主义者把科学方法看做惟一正确的方法，把其他方法贬低到低下的、没有价值的地位。与此相反，维特根斯坦主张，科学方法只不过是其中一种方法，并不具有比其他方法更加崇高的地位。费耶阿本德完全赞同维特根斯坦的这个观点，并进一步加以发展。他在其头一本代表作《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1975）中，首次提出他的多元论的方法论或者无政府主义知识论。他坚决反对一切传统的科学方法论，认为任何传统的科学方法都是约束科学家的创造性思维的桎梏，是妨碍科学发展的绊脚石。可以看出，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知识论是对维特根斯坦的上述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与费耶阿本德相比，美国后现代主义和新实用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罗蒂对维特根斯坦作了更高的评价，把他称为现代西方三大权威哲学家之一。罗蒂早期赞同分析哲学的传统观点，70年代开始对分析哲学提出尖锐批评，转到背离分析哲学而转向后现代主义和新实用主义的立场，并声称他是通过阅读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等著作而开始这种转变的。在其代表作《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一书中，他把“系统哲学”和“启迪哲学”加以对比，认为笛卡儿、洛克、康德、罗素、胡塞尔等“主流派”哲学家是前一种哲学的代表，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杜威等“外围的”哲学家是后一种哲学的代表。主流派的哲学家认为，心灵好像一面反映着实在的镜子，认识论研究这种反映的准确性，哲学则研究用以获得这种认识的策略。与此相反，外围的哲学家们则反对那种把哲学看做基本性的康德式观点，他们的哲学是治疗性的而非建设性的，是启迪性的而非系统性的。他把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杜威称为20世纪西方哲学中三位最伟大的哲学家，他们后期著作中的观点构成了与系统哲学相对立的启迪哲学。他说：“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杜威通过引入一幅幅新的地域（即人类活动前景）区划图，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革命的’哲学（按库恩的‘革命的’科学的意义来理解）时代，这些新地图干脆没有包括那些以前似乎具有支配作用的特征。”^[14]

与罗蒂相似，美国新实用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普特南也对维特根斯坦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按照我的看法，维特根斯坦是这个世纪最深刻的哲学家。”^[15]他承认他是通过接受维特根斯坦、蒯因、罗尔斯等人的影响，而从科学实在论转向新实用主义，其中尤以维特根斯坦对他的影响最大。在《实用主义》（1995）一书中，他多次引用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以说明维特根斯坦哲学在新实用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在20世纪末，在英美分析哲学家中间出现一些所谓“后维特根斯坦新二元论者”，他们不赞同过去分析哲学家只侧重于研究科学说明理论而很少研究理解与解释问题的做法，主张既要研究那些严格地可观察的事件及其原因和规律性，也要研究人的行动以及与之相关的意义、意向、理由、目的等等，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游戏。为了说明后一种语言游戏，德雷（W.Dray）提出“行动合理说明”，戴维森提出“行动理由说明”，冯·赖特提出“行动目的说明”，如此等等。他们都力求对人的行动作出说明，而不限于说明自然现象。2000年，在英国出版了由克拉里（A.Crary）和里德（R.Reed）编辑的《新维特根斯坦》一书，这是一本论文集，收入了目前英美哲学界一些相当著名的哲学家评论维特根斯坦前期和后期哲学思想的文章，提出不少新的看法，引起西方哲学界的关注。从以上这些事件和言论可以看出，尽管维特根斯坦已经逝世五十多年，他的哲学思想仍然是目前西方哲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引起各种各样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