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说明到描述

第一节　从说明到描述

在对哲学的性质和任务的看法上，维特根斯坦在前期和后期的观点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在《逻辑哲学论》中，他声称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哲学的任务在于说明（explanation），使思想在逻辑上变得明晰。在《哲学研究》中，他仍然承认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不过，他认为这种活动主要不是说明，而是描述（description），哲学是一种“纯粹的描述活动”。说明是科学的任务，描述乃是哲学的任务。他在对哲学的性质和任务的看法上发生这种根本转变，来源于他后来抛弃了早期所持的语言和世界有其本质结构的观点，抛弃了早期所主张的“图像说”，不再认为命题和事实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不再认为有什么可以据以确定命题的正确形式的标准。因此，他后来认为哲学家的任务不是说明，不是澄清命题的意义，而是描述命题有什么功能，起什么作用，达到什么目的等等。

在《蓝皮书》与《褐皮书》中，维特根斯坦指出，许多哲学家之所以陷入迷途，其原因在于他们企图把自然科学中使用的说明方法搬到哲学中来。他所指的自然科学中的说明方法是这样一种方法，它力图把对自然现象的说明归结为数量尽可能少的、原初的自然规律，在数学中，这就是那种借助于普遍化来概括对各种不同问题的处理的方法。他说：“哲学家们经常看重自然科学的方法，并且不可抗拒地试图按照自然科学的方式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这种倾向是形而上学的真正根源。它使得哲学家陷入绝境。我在这里可以说，我们的愿望绝不可能是把任何事物归结为任何事物，或者对任何事物作出说明。哲学的确是‘纯粹描述的’。”（v.6，pp.25-26）

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进一步详细阐述这个观点，反复强调哲学的任务不是说明，而是描述。因为，在他看来，哲学思考不同于科学思考，哲学不提出任何理论，在哲学思考中不应采用任何假设性的东西。他承认：“我们的考察不可能是科学的考察，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我们对下述这种经验毫无兴趣：即认为我们可以违反我们的先入之见去思考这种或那种东西，不论那种东西被称为什么。”（v.8，p.67，§109）他强调哲学与科学的区别，认为哲学的任务不是作出结论，而只不过陈述公认的事情。哲学问题也不是数学问题或逻辑问题，它不需要借助于数学和数理逻辑的发现去解决某种矛盾。他说：“我们不会提出任何一种理论。在我们的考察中，必须没有任何假设的东西。我们必经抛弃一切解释，而用描述取而代之。这种描述从哲学问题中获得它的光明，也就是它的目的。”（同上）

前期维特根斯坦十分强调数学和数理逻辑在哲学研究中的作用，后期则彻底抛弃这个观点，认为数学的任何发现都不能把哲学向前推进。在他看来，数理逻辑的主要问题是数学问题，就像其他数学问题一样，与哲学问题无关。他说：“哲学的任务不是借助于数学或者逻辑数学的发现去解决矛盾，而是使我们看清楚那种使我们感到困惑的数学状况：即矛盾获得解决之前的那种事态。”（v.8，p.71，§125）他在评论数学的基础时也强调说：我们所需要的是描述，而不是说明。

对于为什么需要用描述取代说明，维特根斯坦作过这样的解释。在他看来，当我们提出“什么是意义”、“什么是思维”、“什么是时间”这样一些问题时，我们所涉及的是这些现象的性质。如果我们从理论的角度去观察这些问题，也就是企图通过提出系统的理论来解决或说明这些现象，那我们就会误入歧途。因为，当我们未能作出说明时，我们会认为现有的理论或说明不够深刻、不够恰当，于是深入进行理论研究，力求提出更加深入、更加恰当的理论或说明；于是沿着这条歧途而愈走愈远。他说：“在这里要使我们的头脑保持清醒是不容易的——我们很难看出；我们必须只考虑我们的日常思维的对象，而不走上歧路，幻想我们应当描述那些极端微妙的事物——而这种描述却是我们的手段根本不可能作出的。我们觉得仿佛我们必须用手指去修复一张已被撕破了的蜘蛛网。”（v.8，p.65，§106）

维特根斯坦认为，这里的错误倒不在于我们的说明还不够深入或恰当，而在于我们试图用新的说明、新的发现去排除我们所感到的困惑。要弄清楚这些现象的性质，并不需要通过更深入的发掘和发现，而是需要通过分析关于这些现象的陈述的种类，弄清楚不同语言领域中使用语言的方式来加以揭示。这就是说，正是需要通过描述和分析我们语言中的那些摆在眼前的特有构造才能做到这一点。困难在于这些语言构造经常摆在我们眼前，因而往往被我们所忽视，不作考察。他说：“事物中那些对我们来说最为重要的方面，由于它们的简单明了和司空见惯，而不为人们所注意（人们可能不会注意某些东西，就是因为它们始终都在我们眼前）。人们根本没有注意自己的研究的真正基础。除非他们曾经注意过它——这就意味着，我们没有注意那个一旦看见就会发现是最引入注目、最有力的东西。”（v.8，p.72，§129）因此，必须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把目光从提出新的说明、构造新的理论这个方向，转移到仔细考察语言实践中的大量具体事例，以弄清楚语言的具体使用。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混乱既来源于我们对语言问题采取一种错误的理论观点，即企图用理论去说明语言现象，也来源于语言本身，即语言本身具有一种诱使我们陷入迷途的力量。换句话说，哲学混乱既产生于我们的那种错误的思维方式，也根植于语言本身的形式之中。他说：“通过我们的语言形式的曲解而产生的问题，具有深刻性这个特征。它们是一种深刻的焦虑，它们与我们的语言形式一样深深地扎根于我们之中，而且它们的意义与我们的语言形式的意义一样重要。”（v.8，p.67，§111）

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我们对语言形式本身的误解，最常见的是把不同的语言游戏混淆起来，或者认为某种语言游戏是惟一合法的。这种混淆和简单化的做法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思想方式之中，以至往往没有被我所察觉。不仅如此，对语言逻辑的误解也往往根植于我们的语言形式之中。因为，在棋类、牌类等游戏中，以及在数学和逻辑的演绎体系中，各种规则都是十分明确的，我们根据它们可以知道怎样做是正确的。而语言的规则却没有那么明确，我们不能依据它们明确地知道词或语句在特定语境中的准确用法。因此，可以说，哲学问题产生于人们对语言用法的误解，而对语言用法的误解又产生于对语言形式的误解，即不了解许多词和语句虽然在形式上相似，但各有不同的功能。

因此，维特根斯坦强调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进行描述，而不以任何方式干预语言的实际使用。他说：“哲学绝不干预语言的实际用法，归根结底只能描述对语言的用法。因为，哲学也不能给语言的实际使用提供任何基础。它让一切保持现状。”（v.8，pp.70-71，§124）他认为哲学的描述不同于经验科学的描述。譬如说，物理学描述的对象是原子，心理学描述的对象是心理状态，哲学描述的对象则是日常语言的实际用法。他认为哲学对语言的描述与语法所起的作用相类似。他说：“语法没有告诉我们，语言为了达到其目的，为了对人产生如此这般的效果，必须如何构成。它只不过描述符号的用法，根本不解释符号的用法。”（v.8，pp.194-195，§496）

维特根斯坦始终把语言，特别是日常语言看做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把通过描述语言的实际用法以澄清哲学混乱看做哲学的首要任务。他有时把哲学混乱比拟为一层迷雾，一层笼罩在语言的使用方式之上的浓雾，它使人们不可能有清晰的视线。他说：“研究各种原始语言用法中的语言现象，可以驱散这层迷雾，使我们清晰地看见词的目标和作用方式。”（v.8，p.8，§5）他特别喜欢把哲学对语言的实际用法的描述比做一场斗争，他在不同论著中以类似的方式表达他的这个观点。在《蓝皮书》中，他说：“就我们对哲学这个词的使用而言，它是一种对表达方式向我们施加的魔力进行的斗争。”（v.6，p.37）在《杂评》中，他说：“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我们正处于与语言搏斗之中。”（v.11，p.17）在《哲学研究》中，他说：“哲学是以我们的语言为手段为反对对我们的理智的蛊惑所进行的斗争。”（v.8，p.67，§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