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之路的初步探索

（原著选自《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王俊杰

以苏为鉴

在调查中思考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探寻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

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

关于经济方面的五大关系

政治外交方面的五大关系

在总结经验中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

在协调发展中促进经济建设

正确处理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论十大关系》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深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建设经验，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论十大关系》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

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方面特别是在经济建设上照搬苏联模式。随着我国经济的恢复和不断发展，经济生活日益呈现出多样性，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弊端和缺陷逐渐暴露出来，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问题，认识到必须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上突然抛出了一份长达4小时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以及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批判了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形成了一股解放思想之风。但是，全盘否定斯大林，过分追究他的个人品质和责任，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西方国家弹冠相庆，幸灾乐祸，乘机掀起了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中国共产党不同意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和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历史。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对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中指出：“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¹⁾对斯大林的错误应该批评，但必须在肯定和维护他正确方面的前提下进行，斯大林有功有过，功大于过，赫鲁晓夫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是不对的。同时，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的盖子，打破神话主义，这对于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解放思想，努力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有着积极的意义。

苏联在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艰巨任务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暴露出一些问题。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对经济管得过多、管得过死，以至于地方和企业的管理权限太小，自主权太少，造成地方经济和企业发展缓慢，极大地抑制了地方和企业生产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有制结构过分单一，只承认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把私有制经济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征，排除一切私有制经济，结果是严重削弱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调控作用，直接影响了经济规模的扩大；在分配上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导致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严重打击了人们的生产热情和主动性，影响了劳动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的提高；只强调条条块块的管理，割断了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和资源互补，阻碍了经济增长的步伐等。

从国内发展形势来看，1956年初，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逐渐确立，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摆脱了外来的奴役和压迫，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力量。同时，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开始已经执行了3年多，随着经济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成功经验。当然，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也暴露出来，需要认真对待和尽快解决。

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期间，毛泽东用43天的时间，共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就是在此基础上集中总结概括出来的。毛泽东曾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²⁾

汇报从重工业部门开始。1956年2月14日至2月29日，毛泽东听取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电力工业部、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建筑工业委员会、建筑工业部、城市建设局、二机部、重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地质部、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等部门汇报。期间，毛泽东提到一些地方同志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流露出了一些不满情绪，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一些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讲到技术问题时，毛泽东主张先把外国先进的东西学过来，就像小学生临仿一样。关于降低生产资料利润问题，毛泽东认为，初看起来降低利润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了一些，但是社会基本建设多了，经济生产也发展了，结果是利润会更大；同时，基本建设发展起来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费性的、服务性的市场也必然随之扩大。讲到发展速度的问题，毛泽东说经过近两三年，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应该好好地总结总结；我国建设可以赶上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工业也可以超过，不要迷信苏联。

重工业部门的汇报结束后，毛泽东开始听取轻工业部门的汇报。3月1日至3月3日，毛泽东听取了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四办公室、纺织工业部、地方工业部、轻工业部等部门的汇报。讲到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的问题时，毛泽东提出加强技术改造非常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在谈到划分中央与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毛泽东要求中央部门不要管得过多，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

3月4日至4月11日期间，毛泽东先后听取手工业管理局、国务院主管交通和邮电部门的第六办公室、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国务院主管农林水利的第七办公室、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气象局、国务院主管财贸金融的第五办公室、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供销合作总社、粮食部、农产品采购部、财政部、人民银行汇报。

毛泽东用37天的时间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对各个方面的工作有了总体了解。为了增加工业建设方面的感性知识，毛泽东从4月12日到17日，结合听取汇报，又连续6天参观了机械工业展览。

4月18日至4月24日，李富春代表国家计划委员会向毛泽东汇报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实际上，这是毛泽东作系统调查的延续和扩展。前一阶段国务院34个部门的汇报是专业性的，而这一阶段计委的汇报是综合性的，先分析，后综合。在汇报过程中，毛泽东不时插话和询问，他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和提高，并对问题进行梳理、归纳和理论概括。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

《论十大关系》论述了我国当时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解决的十种关系，阐明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基本方针和政策，开启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邓小平同志曾特别强调：“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³⁾

《论十大关系》突破了苏联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束缚，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普遍性的问题概括出了十大关系，提出了必须协调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论十大关系》从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各产业之间、不同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提出了统筹兼顾的发展理念和原则，要求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实现综合平衡。

“中苏对照、以苏为鉴、探索新路”是贯穿十大关系的一根主线。《论十大关系》开篇就提出，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暴露出一些缺陷和错误，过去我们就是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这十大关系，都是在与苏联对比中展开，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反对教条主义，大胆解放思想，走自己的建设新路。如第一部分关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的论述中指出，“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再如第四部分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的论述中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

《论十大关系》既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从沿着“苏联所走过的道路”，转向“走自己的道路”的伟大开端。

《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被看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两论”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在今天，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建立的情况下，毛泽东还提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的第二次结合，党要逐渐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也就是要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反映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战略思考，为我国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认识和把握事物矛盾关系的基本法则。这一规律告诉人们，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限制，又互相联系、互相依赖，认识事物必须坚持“两点论”“两分法的”基本原则。对立统一的规律贯穿于《论十大关系》的各个方面，也是处理各种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论十大关系》从十对矛盾关系入手，特别注重具体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特殊矛盾，努力做到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实践本质。

《论十大关系》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开拓性的理论贡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是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渊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是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头活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之间是“继承—扬弃—发展”的关系。

《论十大关系》围绕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分别对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十大问题展开论述。

《论十大关系》确定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无论革命、建设，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把一切积极因素都充分调动起来，并尽可能减少和化解消极因素，努力将其转化为积极因素。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也是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一定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方针，其宗旨就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利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功。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总的原则。“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是决定社会性质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有了这些力量和动力，革命和建设才有胜利的基础。从党的光辉历程来看，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最根本的就是因为她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发挥和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革命和建设要取得胜利，除了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外，还必须把其他各种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革命和建设多一份力量，胜利就多一份可能。因此，只要是积极因素，不管它的积极程度大小，也不管它是持久的还是暂时的，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要尽最大努力加以争取。

一切有利的国际条件，也是革命和建设的积极因素，都应该努力争取。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中立。这些国际条件的积极意义，主要在于为革命和建设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或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道义的支持。

消极因素无疑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利因素，但是如果把其中某些消极因素化解了，使其转化为积极因素，就减少了消极因素的阻力，扩大了积极因素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待反动阶级及其成员。毛泽东指出：“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做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要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还需要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政策、策略和方法，要统筹兼顾，要合理调节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关系。

《论十大关系》中，前面五大关系属于经济范畴，是关注的重点。毛泽东同志后来指出：“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⁴⁾

——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

产业结构对工业化的实现至关重要，因此把它列在了首位。毛泽东同志指出，要实事求是地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实际出发，要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要适当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这样可以更好地供给人们生活的需要，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也可以更多地发展重工业，走“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工业化道路。从长远来看，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可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工业布局的问题。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全国全部重工业和轻工业大约有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工业布局不平衡，影响了全国整体工业的协调统一发展。

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的和平时期，“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因此，必须采取一定的经济政策来平衡工业结构的布局，沿海的工业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要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积极发展沿海工业，以便更有利地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是当时全国经济发展的又一重大问题。新中国刚刚建立，正在逐步建设社会主义，当时的国际及国内背景，使我们不得不重视整个国防工业的建设，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是，由于国防工业建设的规模过大，要求过急，引起了整个工业建设全面紧张的问题，进而影响经济的全面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

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同志指出，国防不能没有，如今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国防工业正在建立，但是，我们还必须加强国防，而这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在经济体制问题上，主要是国家、集体和个人的权利、责任、利益分配问题。毛泽东指出，要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的关系，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实质上就是正确处理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

国家与工厂企业的关系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只有把权益下放给企业，使企业合理使用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不断加强和改进生产管理，使企业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国家对于工人阶级，一方面应该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自觉地服从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实现总的目标而勤勤恳恳地工作；另一方面，随着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应逐步有所改进。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国家对收购农产品的价格进行了多次调整，并逐步予以提高；同时，又降低了供应农村的工业产品的价格，从而使工农业产品的价格逐渐趋于合理，工农联盟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我们国家领土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又是这样复杂，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地方与中央发生矛盾时，地方必须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同时又要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注意地方的利益。

怎样才能发挥地方积极性呢？毛泽东同志指出，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中央各部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要听取和重视地方的意见，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不搞“一言堂”。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进行，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论十大关系》也论述了政治外交方面的五大关系，也就是正确处理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

——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我国民族分布的特点是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人口少，但是所占地理范围很大。毛泽东同志指出，反对大民族主义，同时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出过贡献，但是，我国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特别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国各个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压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因此，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经常注意检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要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党与非党的关系

党与非党的关系实际上是要正确处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如今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要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他们提出的意见没有道理，我们就反驳；如果有道理，我们就接受，这对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是有利的。

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当生产力继续发展、私有制消灭以后，阶级就会像合乎规律地在历史上产生一样，也要合乎规律地消灭，国家也将伴随着阶级的消亡而逐步消亡，代表阶级利益的政党也不可避免地要消亡。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如今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

——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主要讲正确处理敌我矛盾问题。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镇压反革命是必要的，因为反革命是消极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因此一定要分清敌我。

毛泽东同志认为，要利用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权、正确的政策、人民群众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但是，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大多数反革命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已经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对于反革命，要区别对待，并采取正确的政策使反革命分子的大多数实现不同程度的转变，给他们以改过自新的机会。鉴于苏联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提出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机关内部清查反革命分子要坚持延安开始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

——是非关系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主张要分清错误与反革命的界限，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要看，二要帮，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是非一定要搞清楚，不允许含糊。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这是正常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毛泽东同志指出，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论十大关系》通过向外国学习的问题，论述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毛泽东提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关于学习什么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习，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在社会科学方面，我们要学的是普遍真理，并且学习中一定要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

《论十大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十大关系，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思想及科学方法论，对当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深刻启示。

《论十大关系》坚持深入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根本思想。经验来自实践、植根实践，是认识思考的结果，因此需要提炼总结。经验形成之后，就在不同程度上为以后的实践提供借鉴、帮助和指导，有助于少走弯路、少受挫折。

善于总结经验，以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是我们党的彻底地对人民负责的宗旨所要求的，也是我们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实践探索与总结经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历史。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实践，催生出改革开放新的丰富经验，反映了改革开放的规律性，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正确指导。

改革开放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在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建立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一个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下实行全方位开放，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进步，经典作家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其他国家没有现成的经验。领导和指导改革开放，没有先知先觉，没有全知全能，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投石问路、摸索经验。邓小平同志把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并依据中国的国情作为自己的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坚实基础，力排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既正确把握历史发展的方向，坚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同时又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制定出符合现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方针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党带领人民开拓新道路、探索新规律、创造新经验，经验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基层到高层、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与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丰富相对应，党推进改革开放的经验也随之不断丰富。我们不仅创造积累了农村改革的经验，而且创造积累了城市改革乃至全面改革的经验；不仅创造积累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而且创造积累了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经验；不仅创造积累了沿海沿边开放的经验，而且创造积累了扩大开放、从“引进来”开放到“走出去”开放的经验。我们党每推进一项重大改革、经过一个改革阶段，都及时总结经验，充分利用实践出真知的价值。

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主要有，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更为重要的是，总结经验的目的在于运用经验，把总结经验作为指导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的关节点，并且在运用经验过程中，继续丰富发展改革开放经验。当然，经验是一定条件下实践的结论，把它运用于新的实践，仍然要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时、因地、因势、因事、因人而用。

《论十大关系》针对当时经济结构表现出的种种不平衡，指出经济建设必须发展。当前，我们依然要重视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

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振兴装备制造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支持西部地区改善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推动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加大国家支持力度，加快市场取向改革。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更好辐射带动其他地区。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加大对资源枯竭、产业衰退、生态严重退化等困难地区的支持力度。

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促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和农村服务业发展，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完善农民收入增长支持政策体系，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长效机制，把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和接纳农业转移人口较多的城镇，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加大传统村落民居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保护力度，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深化沿海开放，加快内地开放，提升沿边开放，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立足以质取胜，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加快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

《论十大关系》中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要根据实际情况采用适当的方式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加速转型时期，伴随着经济体制机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社会结构深刻调整，社会分化日益加深，社会流动不断加速，社会关系更加复杂，由此带来社会利益格局的持续变动，人们的思想观念更为多元，产生了各种社会矛盾，如贫富矛盾、干群矛盾、劳动矛盾、征地拆迁矛盾等。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理性分析、正确研判和处理这些矛盾和冲突。

当前社会矛盾主要是利益矛盾，矛盾主体呈现多元性、复杂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此相对应，我国的分配方式是以按劳分配为主，按生产要素、按个体劳动者劳动成果分配等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必然带来社会利益主体的快速分化，进而形成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利益群体。现代社会的节奏越来越快，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关系往往相互交织、叠加在一起，且相互渗透。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通过不同方式，反映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文化领域等。各种影响因素集结、缠绕在一起，使目前社会利益矛盾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态势，我国已进入社会矛盾凸显期。

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矛盾在根本上是非对抗性的，但在利益分化的社会转型期，非对抗性矛盾也可能激化，这典型地表现在近些年来某些征地拆迁事件中。在征地拆迁过程中，部分农民往往采用对抗而非协商的手段谋求更多的补偿款；一些开发商为了压低征迁成本运用灰色暴力；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加快工程进度采取断水、断电等强硬措施。因此，即使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也要密切注意那些与人民群众直接利益相关联的敏感问题，采取多途径协调利益关系，警惕利益矛盾范围的扩大化和升级。另外，一些地方政府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过程中措施不力，方法不当。一方面，有的地方政府和个别干部仍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惯于采用行政命令乃至专政工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另一方面，有的地方迫于舆论压力，不敢对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采用强制措施。

预防和化解当前社会矛盾，首先在思想上要正视群众利益分化的现实，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当前，“群众”已是多种利益主体的结合，包括多个阶层，同一个阶层内部也有多个截然不同的利益主体。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应该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手段，在坚持说服教育方法的同时，保证行政命令、政策措施和法律规定的严肃性，任何一方的利益主体违反政策法规都必须受到相应的惩罚。其次，建立健全社会的利益整合机制，通过体制创新、制度创新等方式，最大可能地协调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使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各有所得，共同发展”。完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的前提是畅通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和完善社会利益约束机制。一方面，我们必须及时把握社会各界的利益要求，形成理性、通畅的利益表达、沟通渠道，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及时、有效地表达真实的利益要求，使他们全面参与到利益整合的过程中；另一方面，要注重建立利益约束机制，为全社会提供一个公正合理的平台和载体，每个社会群体、社会成员合法地追求利益、获得利益。第三，建立健全社会利益矛盾排查、化解机制。广泛调动各种社会组织（特别是基层社会组织）、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的力量，如人民调解委员会、基层司法所、基层法律服务所等，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员、基层司法工作者、基层法律工作者、社会服务志愿者以及社区热心助人的居民等，及早发现社会利益矛盾，多方式、多渠道化解矛盾。积极推进社会民主法制建设，有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监督权，从根本上保证人民群众积极广泛地参加社会各项事务，形成公平正义的良好社会环境。

《论十大关系》提出，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关注劳动者个人利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遇到的迫切问题。现在，我们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迈进，必须坚持共享发展理念，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加快提升民生保障水平。

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增强政府职责，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加强义务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努力实现全覆盖。

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率先从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加快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强教师队伍特别是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推进城乡教师交流，促进教育公平。建立个人学习账号和学分累计制度，畅通继续教育、终身学习通道。推进教育信息化，发展远程教育，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

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完善创业扶持政策，鼓励以创业带就业，建立面向人人的创业服务平台，特别是重视科研人员、大学毕业生和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创新。统筹人力资源市场，打破城乡、地区、行业分割和身份、性别歧视，维护劳动者平等的就业权利。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促进劳动者自主就业；特别是加强就业援助和就业指导，帮助就业困难者就业。

坚持“两同步、两提高”，即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完善科学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收入正常增长机制、支付保障机制，全面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规范隐性收入，遏制以权力、行政垄断等非市场因素获取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切实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有效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开展社会救济和社会互助、志愿服务活动，完善鼓励回馈社会、扶贫济困的税收政策。

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基本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坚持精算平衡，完善筹资机制，分清政府、企业、个人等的责任。完善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制度，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建立基本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拓宽社会保险基金投资渠道，加强风险管理，提高投资回报率；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健全医疗保险稳定可持续筹资和报销比例调整机制，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鼓励发展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统筹救助体系，强化政策衔接，推进制度整合，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面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坚持公益属性，破除逐利机制；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布局，健全上下联动、衔接互补的医疗服务体系，促进医疗资源向基层、农村流动。加强医疗质量监管，完善纠纷调解机制，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总之，《论十大关系》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性篇章，其价值和意义超越了时空界限，许多思想和原则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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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2)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71页。

(3)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86页。

(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