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原著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王英杰

实现多年夙愿的一部著作

对“某种复活”“残羹剩汁”的回应

欣然命笔的“一篇批评文章”

“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

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

对不可知论的批判

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

批判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系统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哲学思维变革要重视自然科学的发现

要看到字面名词背后的思想实质

正确的“终结”方式是“扬弃”

恩格斯所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它写于1886年，同年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新时代》杂志上。1888年，恩格斯经过进一步修改，并加写了一篇序言，发行了单行本。

书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对其哲学先驱——德国古典哲学的最杰出代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关系，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了系统的叙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世界观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

恩格斯写作《终结》，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多年以来的夙愿。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5—1846年间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时，就曾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涉及到这一问题，但书中关于费尔巴哈的那一章没有写完，而且由于反动当局和出版商的阻挠，这部著作在当时未能出版，“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¹⁾。

在此后的40多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在一些著作中谈到过黑格尔哲学，“但是无论哪个地方都不是全面系统的”；至于费尔巴哈，虽然他在很多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²⁾。因此，恩格斯认为很有必要重新“回到这个题目上来”⁽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作一番深入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揭示出其中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区别，以实现他和马克思多年的夙愿。

《终结》的写作，也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哲学思想斗争的迫切需要。

从19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工人运动在欧洲和其他地区得到了很大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广泛传播，但千百万觉悟了的工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其理论来源之间的关系了解甚少。

另外，在英国以及瑞典、挪威、丹麦等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德国古典哲学“有某种复活”⁽⁴⁾，出现了所谓“新黑格尔主义”。新黑格尔主义者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承接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糟粕，并在“新哲学”的幌子下试图抵制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

同时，在德国，出现了许多折衷主义流派，其中影响最坏的是所谓“新康德主义”。新康德主义者提出“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力图复活康德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不可知论，并且把黑格尔当作“死狗”丢在一旁，污蔑马克思抄袭黑格尔的辩证法，竭力混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本质区别。当时德国大学的教授们，到处兜售以实现某种抽象道德观念为目的的“伦理社会主义”“借哲学名义来施舍折衷主义的残羹剩汁”⁽⁵⁾，来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抗衡。

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认为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就十分必要，“感到越来越有必要把我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作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阐述”⁽⁶⁾。

恩格斯撰写这部著作，其直接原因是应《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邀请，“写一篇批评文章评述施达克那本论费尔巴哈的书”⁽⁷⁾，使恩格斯正好有机会来完成摆在他面前的上述任务。

丹麦哲学家施达克为了驳斥德国的大学讲师们对费尔巴哈的攻击，于1885年写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但他不懂得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错误地把费尔巴哈当作一个唯心主义者来对待。

根据这一情况，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约请恩格斯写一篇批评文章，于是恩格斯“欣然同意了”⁽⁸⁾。

《终结》是恩格斯晚期一部成熟的代表作，它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在哲学方面的成就。这部著作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

这部著作在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哲学著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列宁曾评价这本书，说它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⁹⁾。这部著作也是我们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教程。

《终结》这部著作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阐述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背景和阶级实质，揭示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分析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同辩证法之间的矛盾，说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出现的意义。第二章主要说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阐述划分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可知论同不可知论的界限，分析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内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批判施达克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界限的错误。第三章主要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宗教观和道德观，揭露了他以抽象的人为核心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根源。第四章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发展中的革命变革，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有机结合，系统地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下面结合原文，作重点部分的精要解读。

恩格斯在《终结》中以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哲学命题为例，来说明黑格尔哲学中所包含的革命因素。这个命题就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近视的普鲁士政府和同样近视的资产阶级自由派都简单地把“现实的”等同于“现存的”，仅仅看到这一命题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所以政府“感激”、自由派“愤怒”。实际上，在黑格尔看来，并不是任何现存的东西都无条件地具有现实性。现实的“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在它必然的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事物的必然性也要不断发生变化，一旦超过了这个必然的限度，它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变成不必然的、不现实的、不合理的东西了，就必然会被具有新的必然性、富有新的生命力的新生事物所代替，或者是“和平地代替”，或者是“通过暴力来代替”，总之，新生事物代替逐步衰亡的现存事物，这是必然的。所以，“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

黑格尔这种一切都是变化发展的，一切现存的都将灭亡的辩证法思想，就是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这个“合理内核”的革命意义在于：（1）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2）摒弃了所谓“绝对真理”的教条，真理是“认识过程”“长期的历史发展”“从较低阶段到较高阶段的不断上升”；（3）抛掉了在国家制度上的“尽善尽美”的完美幻想，历史是依次更替的，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4）推翻了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指出了事物的暂时性、阶段性。

然而可惜的是，这个“合理内核”——黑格尔哲学的革命的方面——却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黑格尔哲学存在着体系和方法的矛盾，方法是辩证的、革命的，体系却是唯心的、保守的。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一个以“绝对精神”为起点，又以“绝对精神”为终点的封闭的圆圈，这种保守的唯心主义体系就“窒息”了其中包含着的革命的辩证法思想。

怎样把这个“合理内核”从封闭体系中解救出来？斯特劳斯和鲍威尔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批判，他们一个抓住黑格尔的“实体”反对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另一个则抓住“自我意识”反对“实体”，但都没有触动黑格尔哲学的体系。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但他连同黑格尔的辩证法也一起抛弃了。像这种简单抛弃、“干脆置之不理”的做法，“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对黑格尔哲学作“批判地克服”“本来意义‘扬弃’”，即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救出这个形式中所包含的“合理内核”的任务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

恩格斯在《终结》中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是恩格斯总结人类认识的发展史后得出的科学结论。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因为它是每一种哲学都必须回答的问题，并且是解决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恩格斯首先对哲学基本问题作了历史考察。在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知识条件的限制，人们还不能了解人的身体构造和做梦现象，于是便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从这时起，人们就开始思考灵魂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就是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时就产生了。同样，由于人们不能正确解释各种自然现象，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和最初的宗教也就产生了。随着宗教的向前发展，多神教逐渐抽象化为一神教，诸多神“蒸馏”为唯一的神。

哲学的基本问题根源于远古的蒙昧时代，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哲学基本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实质上就是争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从此以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冲破了神学的束缚，才获得了直接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完全的意义，成为解决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出发点。

恩格斯把哲学的基本问题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思维和存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也就是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物质是第二性的，便“组成唯心主义阵营”；相反，“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的问题，“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根据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区分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但是，也有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持不可知论的观点。

在哲学史上，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如黑格尔、费尔巴哈对不可知论都从理论上进行过批判。

黑格尔从辩证法的角度，批判不可知论割裂现象和本质的错误，指出现象和本质是辩证的统一，不能分为“此岸”和“彼岸”，本质存在于现象之中，现象是本质的表现，人们可以通过现象认识本质。这种驳斥是深刻的，切中了不可知论的要害。不过黑格尔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他认为存在是现象，思维才是本质。所以恩格斯说：“对驳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已经由黑格尔说过了，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他都说了。”

费尔巴哈也对不可知论进行了批判。他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认为思维是存在的反映。但是，他缺乏辩证法，对不可知论的批判“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例如，费尔巴哈说：“人的感官不多不少，恰合在世界的全体中认识世界之用……自然界并不让自己躲藏起来，它反而是尽力地自荐于人，或者可以说是老着脸去迁就人的。”⁽¹⁰⁾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不论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还是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都是从理论上来批判不可知论的，因而他们不可能真正驳倒它，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彻底粉碎了不可知论。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¹¹⁾恩格斯也指出，对不可知论“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已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完全驳倒了不可知论。

——18世纪的唯物主义

恩格斯指出，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它的局限性主要是：（1）机械性。它把一切运动都归结为机械运动，企图用纯粹力学的原因解释一切现象。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当时只有刚体力学比较发达，化学和生物学尚处于幼稚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把人看成是一部机器，就不难理解了。（2）形而上学性。它是反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法，“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把永恒的运动理解为“永远绕着一个圆圈旋转”“始终停留在同一地点，总是产生同一的结果”。对自然界持非历史的观点，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不能发展”，只有简单重复和循环。（3）不彻底性。18世纪的唯物主义的这种非历史观点，还表现在社会历史领域。它看不到“中世纪的巨大进步”“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看不到“伟大历史联系”，认为“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从而完全否认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庸俗的唯物主义

庸俗唯物主义产生于19世纪50年代，恩格斯认为，庸俗唯物主义者的主要缺点是，他们没有根据自然科学的进步来发展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后来获得的一切进步，仅仅成了他们否认世界创造主存在的新论据”“在进一步发展理论方面，他们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做”。他们不仅没有发展唯物主义，反而使唯物主义庸俗化，宣扬大脑分泌思想，就像肝脏分泌胆汁一样。恩格斯称他们为“50年代在德国把唯物主义庸俗化的小贩们”。这些“小贩们”抹煞思想和物质的区别，取消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唯物主义被他们搞得在这个时候“江河日下”。在这种状况下，费尔巴哈不满意这种庸俗的唯物主义，他拒绝为庸俗的唯物主义承担责任是完全正确的。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由于费尔巴哈把庸俗唯物主义与一般唯物主义混淆起来，所以他本人并不承认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起初是一个属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者，后来，他同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决裂，走向了唯物主义道路。恩格斯评论费尔巴哈，说他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根本不存在的，它不过是“对超世界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我们所属的物质世界是“唯一现实的”；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看起来多么超感觉的，但“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这就是说，费尔巴哈在回答哲学基本问题时，他承认“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则，所以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是，“费尔巴哈到这里就突然停止不前了”。“停止不前”是因为费尔巴哈对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持有偏见。在本质上，他赞成唯物主义，认为唯物主义应是一般哲学世界观，是人类本质和人类知识的基础；在名义上，他反对别人把他称为唯物主义者，因为他不愿同那些庸俗的唯物主义者站到一起。为了同庸俗唯物主义划清界限，他甚至拒绝了唯物主义这个称号，他把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同它的一种肤浅的、庸俗的形式混为一谈了。更为重要的，费尔巴哈的“停止不前”表现在他没有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他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费尔巴哈“停留在半路上”，他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在自然观上他是唯物主义者，在社会历史领域他是唯心主义者。恩格斯说：“我们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

费尔巴哈曾经尖锐地批判过基督教，正确地指出过上帝不过是人的特性的虚幻反映。马克思评价费尔巴哈：“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他的世俗基础。”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¹²⁾他并不打算根本废除宗教，对世俗基础在实践中加以变革，而是希望使宗教完善化，他企图建立一种新的、没有神的宗教。恩格斯评论他，主张“哲学本身应当熔化在宗教中”。

恩格斯在《终结》中摘引了费尔巴哈宗教观的基本观点，并进行了深刻批判。费尔巴哈不同意宗教神学和黑格尔哲学把神或绝对精神当作宗教的本质，而把心当作宗教的本质，认为宗教的本质不是神而是人，不应当提倡人对神的崇拜，而应当提倡人与人之间的爱。客观地说，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这对于反对宗教神学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同时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们之间的心灵关系或爱的关系则是完全错误的。费尔巴哈认为，人类的各个时期彼此借以区别的，仅仅是宗教的变迁。这就等于说，宗教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区别各个历史时代的标志，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也就变成了宗教变迁史。这显然是夸大了宗教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不是宗教的变迁决定社会历史的变迁，而是社会的发展、阶级的斗争决定宗教的变迁。由此可见，费尔巴哈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差甚远，恩格斯说，“连他那赞美新的爱的宗教的‘最美丽的篇章’都不堪卒读了”。

抽象的人，是费尔巴哈唯心主义宗教观的核心，也是他唯心主义道德观的出发点。费尔巴哈只是用“抽象的人”取代了“抽象的神”。尽管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大讲要研究感性的具体的东西，大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也谈到了现实的人，但是，这些“在他那里也仍然是毫无结果的”。因为，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批判的那样：“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¹³⁾“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1）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2）因此，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因此，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¹⁴⁾。费尔巴哈从唯物主义出发，为什么结出了历史唯心主义的结论呢？恩格斯在《终结》中总结道：“理由很简单，因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

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一步，终究是有人要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用“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批判地克服了费尔巴哈以抽象的人为核心的唯心史观，实现了哲学发展中的革命变革。

费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但他的唯物主义不是彻底的，也没有批判地克服黑格尔；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唯一的产生真实结果的派别”。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都曾经受到过黑格尔哲学的重大影响，也曾“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未就此止步，而是“扬弃”了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克服了其唯心主义性质，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同时，批判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实现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

恩格斯在《终结》中，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社会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探究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要注意广大群众的动机、阶级利益的冲突以及经济关系的决定性因素；社会的经济生活决定着国家、法律等上层建筑，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也是由经济关系引起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它标志着一切旧哲学的终结，使哲学本身获得了科学的性质，正如同恩格斯所说的：“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了”。在《终结》一文的结束语中，恩格斯指明“全部社会史”的“锁钥”要到“劳动发展史”中去寻找，“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恩格斯所著《终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之一。其公开发表至今，已整整130年了。一百多年，星移斗转，沧海桑田；然而，这部光辉著作所揭示的深刻道理，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尘封湮灭，反而今天重读此书，会给我们带来更闪亮的思想启迪和行动启示。

现今的不少人，总是把哲学看成社会科学；然而在古代，尤其是西方，是从自然科学的路向理解哲学的，甚至称之为“科学之科学”。实际上，哲学按其学科性质来说，既不属于自然科学，也不属于社会科学，它是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及思维运动的最一般规律的学科。哲学不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内，也不在其之外，而是在其之上，是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思维规律的更高更深更广的概括、总结和升华。

哲学不属于自然科学，但它离不开自然科学，哲学思维的变革要充分利用自然科学发现的重大成果。若是对自然科学领域的最新前沿成果没有一个透彻、精准的把握和理解，是不大可能成为哲学家的。哲学家如何对待自然科学，在这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终其一生都对科学抱有极大的兴趣。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提到，“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常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之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¹⁵⁾。这是作为科学家的马克思对科学发现的“喜悦”和“注意”。恩格斯在《终结》中也展现了他对自然科学的发现和发展的深刻把握。他雄辩地阐明了细胞学说、能量转化、生物进化论这三大发现，使自然科学由“搜集材料的科学”进展到“整理材料的科学”，使我们“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使“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变得清朗而明晰，世界就成了“过程的集合体”，而“把事物当做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就成了“一种退步”，从而“在哲学领域内也就响起了旧形而上学的丧钟”。恩格斯利用当时最新的自然科学重大发现，深刻地揭示了自然辩证法，并进一步把它提升为人类思维的客观规律和认识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变革，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基于自然科学重大发现而实现了思维方式的革命性变革。

应当说，我国文化传统中科学思维意识不强。诸子百家中，唯墨家一支的科学趣味尚浓，可惜中绝不继，因而科学精神不占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中国社会的匠人技术是过硬的，但科学精神相对缺乏，有技术、乏科学，多杰出工匠、少著名科学家。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应当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尤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更应关注科学前沿最新成果，不只是社会科学的理论成果，还包括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善于把科学成果升华为理论思维，提高哲学思维水平。当然，这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来说，确实是他们所不习惯的，然而是应该做到的。要做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先要做一个科学家，就像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

在《终结》中，恩格斯为我们条分缕析、抽丝剥茧地分析了一系列名词概念背后的思想实质。例如，现实与现存，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事物的集合体与过程的集合体，动机与动力，庸俗唯物主义与一般唯物主义，半截子的唯物主义与彻底的唯物主义，自然发展史与社会发展史等等。通过对这些名词概念的辨析、比较、批判、廓清，恩格斯为我们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原则、观点和方法。

望文生义地肤浅理解往往似是而非。恩格斯在《终结》开篇就举了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作例证：“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说这个命题“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因为当时的政府和自由派都把“现实的”简单地与“现存的”画上了等号。而根据黑格尔的思想实质，“现实的”仅仅指那些同时是必然的东西，必然的东西在其限度内是合乎理性的。恩格斯说：“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只有通过这样的理解才得以显现出来，其革命性质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

恩格斯在《终结》中说明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进而指出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划分。“唯”字，按照日常理解，是“只有、只是”的意思。照字面理解，唯物就是只有物，唯心就是只是心，持唯物主义的就是只承认物质，持唯心主义的就是只承认精神。这样的理解显然不对。哲学名词要按照本来意义去理解，“唯”在这里是“本原”的意思。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物质？凡是断定精神对物质来说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物质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阵营。恩格斯说：“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

恩格斯强调，不能把一般唯物主义与庸俗唯物主义混为一谈。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做肤浅的、庸俗的形式理解，就会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而把唯心主义理解为对美德、普遍的人类爱的信仰。”这是对“唯物主义”这个一般名称所产生的偏见。而之所以说费尔巴哈是唯心主义者，并不是因为他“相信人类的进步”，唯物主义者也现实地促进人类的进步，而在于他“对抽象的人的崇拜”“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

费尔巴哈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他作为一个哲学家，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在自然观上他是唯物的，而在社会历史领域他就走向了唯心主义。因为他不了解社会实践的意义，把抽象的人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础。费尔巴哈始终没有向唯物主义历史观迈出一步，这一步终究是有人要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在费尔巴哈止步的地方前进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把人类社会历史领域也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实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

恩格斯在《终结》中，首先明确了“社会发展史”与“自然发展史”的不同：“在自然界中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而“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但是，这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社会历史发展也像自然界进程一样，有着它内在的一般规律。这个规律的发现，有待于我们从表面的偶然性看到内部的规律性，从人们的行为“动机”看到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动力”。恩格斯说：“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寻“动机的动力”，就会发现：从个别人物到广大群众，从阶级斗争到经济解放，从意识形态到经济关系，只有在“劳动发展史”中才能找到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

邓小平同志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¹⁶⁾“精”的很重要一方面就是要透过字面名词把握思想精髓。字词概念是用来表达思想的，名词是死的，思想是活的，不要让死的名词困住活的思想，别被字面名词和对字面名词的庸俗理解束缚住、蒙骗住，要看到字面名词背后的思想实质，这就是恩格斯《终结》一书教给我们的读书态度和方法。

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哲学变革不可能无中生有。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渊源。那么，对于前人的思想成果，如何“终结”、怎样“变革”，恩格斯在《终结》中的论述给了我们很好的方法指南。

《终结》一文的主基调是总结——批判——变革，其思想方法是“扬弃”。黑格尔哲学的真正革命意义在于辩证法，但他的唯心主义教条体系“窒息”了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体系和方法是矛盾的，“革命的一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怎样把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解放出来？斯特劳斯和鲍威尔的方法是不行的，他们“各自抓住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方面（斯特劳斯抓住‘实体’，鲍威尔抓住‘自我意识’），在论战中互相攻击”。尽管这种论战表明了黑格尔哲学本身的矛盾，但攻击本身并没有突破黑格尔哲学的体系，是体系之内的意见分歧。反而是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但费尔巴哈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态度是不可取的，这个态度就是“干脆把它抛在一旁”。恩格斯说：“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批判的克服，变革的扬弃，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待前人思想成果的辩证态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扬弃”了黑格尔，解放了辩证法，将之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实现了辩证法和唯物论的统一。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扬弃”了费尔巴哈，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实现了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恩格斯说“这个任务费尔巴哈是完成不了的”，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就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完成的。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唯一的产生真实结果的派别”，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产生“真实结果”，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待德国古典哲学是既批判又继承、既保留又克服，在“终结”中发展，在“扬弃”中变革。

正确的“终结”方式是批判的继承，变革的扬弃。这对于我们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把“脏水”连同“孩子”一起泼掉的错误，我们曾经犯过；重新发现“孩子”而连同“脏水”一起膜拜的狂热，当前有所抬头。让古老的中华文化绽放时代之花，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前进方向，变革地扬弃是我们所持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态度。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同时，要坚持继承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相结合，使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始终迸发永续发展的勃勃生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丰富源泉和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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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7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8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8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8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8页。

(9)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2页。

(10)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630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4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3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