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罗素做翻译（赵元任）

赵元任

8月19日我在南京的时候，我从胡敦复、胡明复及胡适处听说，梁启超、张东荪等人领导的进步党要我为罗素（Bertrand Russell）做翻译，罗素即将来中国作学术讲演。三位胡先生警告我不要被该党利用提高其声望，以达成其政治目标，并告诉我不可让他们把我仅仅当作译员看待。我同意小心将事，同时也欢迎有此机会会晤这位学者并为他任译员，他的著作对我在哈佛的工作具有极大影响。因而我在清华任教的事便发生了变化，我在北京城的时间倒比在清华园的时间多（译者注：清华大学在北平西直门外，距市中心约一小时车程）。惟在罗素来到之前，我还有时间北上在清华教书。我在清华西偏院的西南角，称为学务处的建筑，找到一间房间。后来有人告诉我，那间房间是个幸运房间，任何单身汉住在那里，不久便会结婚——我也不例外。最初我本定教代数和英文，以后教务长赵国材要我改教中国史和哲学，最后决定教心理学和物理。可是我还没有教多少天，就得南下去接罗素。为了请罗素来中国讲学，特别组织了一个“讲学社”，由蒋百里和清华校长金邦正交涉“借”我为罗素做翻译。蒋氏咨询的著名学者有蔡元培、丁文江、陶履恭、秦景阳等人。我请我的朋友王赓在我离开清华期间，用我的讲义大纲，代我授课。

……

我该南下迎接罗素了。我先到汉口，由赵大夫介绍她两位党兄弟赵缘生和赵雨生招待我，他们陪我参观汉阳铁厂、黄鹤楼等处，黄鹤楼很让我失望，被火焚毁之后，重修成方顶西式建筑。经过九江时，我短暂停留，纪录当地的方言。经过南京时，我不须纪录南京的方言，我在1907-1910年，曾在那里住过三年。10月13日我看到“波诌”（Porthos）号轮船停泊在上海，料想罗素一定大驾已到。我在日记上记载罗素极像我从照片及描述中所想的模样，唯看起来比我想象的更强壮、更高、仪态更优雅。由于我们在哈佛有共同朋友，所以我易于结识他。当天在上海，次日在吴淞有盛大的宴会和欢迎会。在欢迎会上，随同罗素来的勃拉克女士（Dora Black）也讲了话。欢迎词以及罗素和勃拉克的答词都由我翻译，通常是讲完一段翻译一次。我发觉客气话极难翻，不过以后翻译学术演讲就比较容易，尤以事前我能看到讲演大纲的时候为然。

在上海短暂停留后，我和罗素一行经杭州、南京、长沙，然后北上去北京，沿途趣事颇多。在女子高等师范讲演的时候，人们兴趣浓厚，有一千五百人挤不进讲堂，那个年头并没有有效的音响设备将讲词播放于场外。我利用这种机会演习我的方言。在杭州，有名的西湖便在城外，我以杭州方言翻译罗素和勃拉克的讲词，杭州方言实际上是一种吴语，因曾为南宋（1127-1279）首都，故带官话语汇。在我们去湖南长沙途中，在江永（S. S. Kiang Yung）船上有杨端六，他是湖南赞助人之一，我从他那里学了一点湖南方言。10月26日晚，我翻译了罗素的讲演，讲完后，一个学生走上前来问我：“你是哪县人？”我学湖南话还不到一个星期，他以为我是湖南人，说不好官话，实际上我能说官话，而说不好湖南话。次日有几次集会和餐会，我得有机会晤见蔡元培（以后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和比我年长的同乡吴稚晖。在湘督谭延闿请宴席上，我为谭翻译，杨端六则为罗素翻译。那晚月全蚀，罗素在讲词中特别提到两位古代天文家因未敲打盆锅和放爆竹，吓走试图吞下月亮的天狗，而被处决。可是杨端六只翻译他说的客气话，而未翻月蚀的事！

回到北京，活动频繁，讲学社的蒋百里在东北城（编者注：以内城及当地习称而言，应为东城）遂安伯胡同二号找到一所住宅，由我和罗素同住。他和勃拉克小姐住在北上房，我睡在东厢房，书房则在西厢房。在那个年头，结婚前，青年男女见面都有悖传统（《自由结婚》小说是1900年代印行的），而罗素先生和勃拉克小姐同宅而居竟未引起议论。校长金邦正同意将我“借与”“讲学社”一年，于是我便从清华搬进城内。11月5日进步党领导人梁启超先生来访，那是我第一次会晤这位著名学者和大人物，在1900年，每个月我们都引颈盼望阅读他所主编的《新民丛报》。

罗素在北京大学讲演，通常是在三院，在师范大学则在顺治门（编者注：又称宣武门）外。第一次演讲，约有1 500人前来听讲。我在11月10日第二次讲演后的日记上写道：“我照着己意大加引申说明……以译员的身份讲，比主讲人讲，更有乐趣，因为译员讲后才引起听众反应。”在师范大学讲哲学问题，讲到老问题：什么是物质（Matter）？不足挂齿（Never mind）！什么是心意（Mind）？无关重要（It doesn’t matter）！我翻译起来颇觉困难，只能说那是一种英文文字把戏。“需要大加思考以证明没有思考”（It required a good deal of thought to prove that there is no thought）这句话还较易翻译。有一次勃拉克小姐在师大演讲，提到未婚男人和未婚女人。中文的“婚”字，男子是“娶”，女子是“嫁”，我给翻拧了，成了“男不嫁、女不娶”。听众当然大笑，勃拉克莫名其妙，我只得小声对她说：“现在没时间解释，以后再告诉你。”和罗素讲演有关的一连串活动开始进行了。11月，蒋百里创刊《罗素月刊》，由瞿世英任编辑。不久，罗素赞助人之一的傅铜创立一个“罗素研究组”，第一次聚会是在“西方回国学生俱乐部”举行的，有时也在其他处所。

我既搬进城内和罗素住在一起，和我两位女医生朋友在森仁医院见面的机会更多。她们常请我吃涮羊肉，或在医院，或在附近的小馆。有一次罗素在师大演讲，我和杨大夫迟到了，罗素站在台上呆看着，毫无办法。看到我和女孩子进来，他低声对我说：“坏人，坏人！”照那时的发展情形看，我觉得我确知我爱谁，或开始爱谁。

……

罗素大部分演讲是在北京，1921年3月，100里以南的保定（编者注：北平距保定名义上400里，至少350里）育德中学请他去演讲。附带在此一提，我曾到我儿时住过的元宝胡同和肩担胡同一观旧居。像通常一样，儿时到过的地方，时隔多年之后，现在看起来，至为矮小。尽管罗素思想激烈，在日常习惯上，他却是一个完全可尊敬的英国绅士。他在不生火的大礼堂讲演，一向坚持脱掉大衣。结果，他回到北京即发高烧，住进德国医院，由狄博尔（Dipper）大夫诊治。到了3月26日，左右两肺均发炎，身体极为虚弱，朋友们考虑请他签字委任状给勃拉克小姐，因为他们还未正式结婚。杜威（John Dewey）为他拟好草稿。他虽然虚弱，可是却颇清醒，口中喃喃而言，“委任状？”然后试着签字。医生恐怕他办不到（er kann nicht），可是他还是潦草地签了B. Russell。他仍然认得我，小声叫我“尺先生”（Mister Ch’）。他叫杜威的名字说：“我希望所有我的朋友不离开我。”翌日，艾瑟（Esser）大夫说罗素先生情况“更坏了”，但是杜威夫人则说鲁滨逊（Robinson）大夫不那么悲观。到了4月17日，他已无危险，5月3日已能接见访问者。同时伦敦报纸报道说罗素业已逝世。听到这个消息，他说：“告诉他们，我的死讯太过夸大其词。”他的健康恢复得很好，在回英国前，还作过若干次讲演，并参加几次盛大宴会。

（节选自赵元任著《从家乡到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