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与生俱来文明因子的原始和平

最原始、最古老的和平源自何时？要弄清这个问题，需要溯源到人类进化的历史。当前，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论，除了充满宗教色彩的上帝造人论外，受到最广泛认同的是进化论。进化论认为，人是通过不断地适应自然环境使自己不断进化而成其为人的。自然环境，而不是人类本身，是人类遇到的第一个敌人。包括人类在内的灵长类动物都属于采集食物为生的社会性群居生物。当食物来源充足的时候，人类并没有进化的动力与契机。但到了距今约260万年前的更新世时代^[1]，地球经历了数次冰川时代，原本潮热的地球气候急剧变冷变干，树上的果实已经不能满足人类（更合适的称呼应该是“原始的人科动物”）生存需要，人类被迫到草原上谋生，逐渐由食物采集者进化到食物生产者，即开始了原始的农业（含畜牧业）及狩猎活动。传统上，这一时期被称为旧石器时期。

应该说，旧石器时期是人类相互协作、共同对抗自然挑战的和平时期。这一时期是否存在破坏和平的因素呢？可以设想的破坏因素包括三个方面：1.自然的挑战。包括恶劣气候、火山地震之类的地质灾害、大型动物袭扰等。在今天，类似的自然挑战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安全问题，如碳排放导致的气候变暖等，但在原始时期，人在自然面前极其弱小，面临的自然挑战也显得极为频繁，人类早就习以为常，也就不会将之认定为对和平安宁生活的破坏了。2.其他族群的侵袭。今天，战争与冲突往往可以归类为其他族群的侵袭，但在原始时期，人口密度很小，单独的人类族群人口数量也很少，因此发生冲突的概率很低。而且，人类农业生产的产量往往贫乏得难以果腹，还没有多余的食物吸引其他饥肠辘辘族群前来掠夺，因此也很少存在因为其他族群侵袭而破坏和平的情况。3.族群内部的冲突。导致原始人类族群内部冲突的可能性不外乎两类，一是争当首领，二是争夺配偶。这两类冲突在动物中发生的概率极高，有时还会导致死亡事件。但这两类冲突在人类族群中并不一定必然发生。人类有可能以原始共产主义的方式将族群中能力出众的成员推举为首领，也有可能以年龄或者强壮为标准来推举首领。而在配偶方面， 目前比较公认的是旧石器时代人类采用群婚制，族群内部的性关系并不固定，人类还不存在私有财产观念，为了将配偶据为己有而大打出手的概率不高，即使存在，也不大可能破坏族群整体的和平。

因此，可以说，人类是在适应自然挑战的过程中以和平的方式进化而来的，和平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文明因子。美国学者B.M·摩根说：“不必费多少口舌就可以把战争排斥在文明的最初起因之外，因为大规模军事冲突似乎是文明的结果之一而不是文明的直接起因之一。首先，最早的礼仪中心显然是没有设防的；其次，比较早期的分散村社的社会组织未曾导致由于财富和权力集中于垄断者手中所造成的惯例性战争。”^[2]

但人类的进化也同时孕育了战争与冲突的可能。首先是工具的使用。人类的工具取之于自然，又被用于改造自然。当人类拥有了改造自然的工具，如打制而成的旧石器，人类也就拥有了发动战争或者制造冲突的能力，因为这些工具也可以用于攻击人类。其次是食物的拓展，当人类不再限于以植物或者小型动物、昆虫为食，而将目光瞄准大型动物尤其是凶狠的肉食性哺乳动物时，人类发展出了使用工具协同制敌的能力。这种能力一旦从大型动物身上转移到同类身上，就出现了战争的可能性。

史前时期人类普遍和平的丧失随着战争的出现而发生了质变。真正能够破坏和平的战争，只有到了新石器时代，到了人类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进而出现阶级分化、步入阶级社会以后才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由于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缺乏维持大规模的战争所必不可少的人力和物力，大规模的战争直到有了农业、生产率大大提高、人口相应增多时才成为可能。”^[3]从那时起，战争成为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建立在人类协作、互助、共同应对挑战基础上的和平却变得隐而不彰。和平从此成为战争如影随形的伴生物，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战争，而和平却不是考量因素。人类得到的和平并不是人类努力追求的结果，而是战争创造历史的某种附属。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和平才因国际关系体系的重大结构性变化在战争的阴影中突显出伟岸的身形。这其中，新中国的贡献也是重要因素之一。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