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上郡治所肤施遗址考

陕西省横山县委农工部部长 周凤举

春秋末年，居住在今党岔以北的，猃狁(匈奴)林胡、朐衍、白狄、赤翟等少数民族，他们长期窥视中原，待机南下，成为中原诸国在北方的一大边患，为了防止匈奴等少数民族的东南入侵，这些领地的国家，沿黄土高原与沙漠攘接的地带，采取了一系列防御措施，用险制塞，建立军城，通过长期的战争实践，这些军城越来越体现了它的作用，因此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北方最大最有代表性的郡县，上郡肤施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它的重要作用。而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对遗址、设置的时间和废除，诸多专家学者众说不一，各执一词。就此笔者通过考证作出自己的认定。

一、上郡肤施设置的时间

史学界认为，郡一级机构的设置，是由战国初期三晋首创，起初郡的位置一般低于县。设在国家的边地，有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之分。最初设置的郡，明显纯属军事机构，抵御外敌，担负着一个国家安全的机构。由于郡的设置，它对一个国家来说，起着重要作用，它的作用日益上升，最后发展到一个郡统领几十个县的权力，成为中央政府下设的最高统领机构。上郡在秦汉时下辖23个县，10.4万户，60.7万人，可见它的权属范围和重要性。这样辉煌几百年的军事重镇，没有确切的地址和设置时间，引发了诸多专家学者的一系列争议。

魏上郡的设置时间，诸多史料意见统一，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旋即于上地置上郡”(见《史记·魏世家》)，口径一致，没有争议，魏上郡的设置时间即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

魏从(前403年)设置上郡到(前328年)纳献上郡十五县于秦，由于秦与魏在长年多次的征战中，深刻领悟到魏将上郡设置在圁洛间南部城邑，远离北部固阳的弊端，况秦的版图原以在塞固阳的北部，秦总结了魏固阳的得失原因，遂于秦昭王三年(前304年)将上郡治所北迁肤施，《水经注、河水注》曰:“奢延水又东，经肤施县南，秦昭王三年置上郡，汉高祖并三秦复以为郡，王莽以为汉马员为增山连……”肤施、增山即为《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所认定的上郡治所所在地，所以说秦上郡治所在肤施的真正设置时间为秦昭王三年(前304年)。

肤施县的设置最早见于周安王十五年(前387年)，魏文侯的儿子魏武候，他胸怀大业，一生为魏国作出重大贡献，是周安王二十六年(前376年)(武侯二十一年)与韩、赵共灭晋而分其地，使魏国的地盘更大，国力更强，他子承父志，为魏的强盛和实现稳固大国的地位，发奋修政，亲临边疆，在武侯十二年时(前387年)浮游西河而下，观察了肤施等十五军城后，更加感到对肤施军城的战略位置和政治地位的重要性，遂感慨而言“美哉山河之固，魏之宝地”继而由肤施军城改置肤施县，肤施县是我国较早的置县之一，也是榆林地区有了县的建置和最早行政记载。

二、上郡肤施遗址不同的记载和说法

上郡的设立者和设置时间，我们已经很明确，但对它的具体城址在哪里，因战争的变迁和更换这块土地的主人，所引发一系列中国历史地理争议。

历史上的上郡真实面目如何，它今天在什么地方，就此谈一些笔者的看法，以供大家评鉴。

上郡自前403年设置以来，文候、武侯、惠王几代经营，位传至惠王时，他将国都迁至大梁，招待士人，发展水利，并对外用兵，图谋吞并周边国家，他在位三十六年，前十八年靠武侯打下的基础，与诸侯交战互有胜负，后十八年连连败绩，他的图谋引起了其它诸侯的疑虑。公元前356年秦孝公实施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国家承认田地归私人所有，准许土地自由买卖，废除特权，奖励耕战，建立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由国家统一控制，自商鞅变法后，仅三四年时间，秦的版图迅速扩大，将魏上郡从北西南三面包围，形成侵吞之势，魏为了对付秦国的不断扩张，于魏惠王十八年(前352年)筑魏长城，“塞固阳”《史记·魏世家》东起黄河东岸的神木县马镇乡，阮家洼村，沿山脊向西南到榆林刘千河、米家园则村东，郑家沟村南，西渡无定河入横山境，由党岔镇的流水沟村上山，(而将增山邑、寒泉邑(九股水古城遗址)隔在其外，此因待考)沿山脊经张家沟、拓山、刘西山、王台下至武镇大沟、至洛河东岸，全程约456公里，虽魏长城已筑成，因上郡远于固阳塞，难以支援，于前351年“秦卫鞅围固阳、固阳降秦”《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由于魏的兵力集中在西南部，于前350年魏围秦定阳，迫使秦孝公与魏修好，此时应固阳复归魏。

由于魏惠王在对周边国家平繁用兵，使国力逐渐衰退，重要的一次是伐赵，是被齐国派田忌、孙膑用计大败桂陵，一次是伐韩又被田忌、孙膑大败马陵，另一次是于秦交战，被商鞅率领的秦军打败尽失河西之地。魏惠王后元五年，秦军与魏雕阴会战，秦军打败魏国龙贾率领四万五千将士，并围魏的曲沃和焦城，魏国只有把河西之地割让秦国，后元六年，秦步步紧逼，又夺魏的汾阳和焦城等地，后元八年周显王四十一年(前328年)魏在压力之下，通过谈判的形式，魏国把上郡十五县城纳献於秦国，同年秦国把焦城曲沃归还于魏国，从此魏上郡等十五军城属秦上郡，此时上郡只是设在上地十五军城中，究竟在哪一军城，各家学者认为在雕阴(延安)在绥德(时称石枕)都有他们的出处，笔者并未反对他们的认为，魏将上郡设在言洛间的南部城邑，是魏的战略失误，言洛地区全为丘岭沟壑，不便交通，对北边的战事很难急时支援应对，秦孝公十一年(前351年)“秦卫鞅围固阳、固阳降秦《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秦人已知上郡远离固阳的弊端。此时上郡设置哪一城邑，因后来治所北迁，给诸多学者确定带来错觉，成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后，上郡治所已在肤施，上郡是秦都咸阳的北部门户，据:《史记·蒙恬列传》载:“秦统一六国后，为抵御匈奴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逼戎狄，收复河南(大河套以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阴山(大青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震匈奴”。《史记始皇本记》三十五年“使长子扶苏，北监蒙恬兵于上郡”。

汉高祖元年(前206年)二月项羽入关，设翟国，封秦降将董翳为翟王，王上郡“七月上郡仍然成为中央政权下设的最高机构。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匈奴入上郡杀掠甚多。元康四年(前62年)上郡被匈奴所占。始建国元年(9年)上郡易主王莽，莽曰“增山”。建武元年，公元25年属东政权，将增山城王又回复原名上郡肤施。安帝永初五年(111年)羌人入河套，上郡由肤施迁往至衙(今白水彭衙)永建元年(126年)九月，上郡治所仍在肤施。

三、上郡肤施—党岔北庄古城遗址

1.上郡的地理位置《汉书·地理志》载“上郡肤施有五龙山，帝源水，黄帝祠四”上郡靠山临水，又有黄帝祭祀的地方《水经注·河水注》载奢延水又东经肤施县，水出西南，其水东北流，又东，“帝源水西北出龟兹县，县因处龟兹降胡著称，又东南注入奢延水，奢延水又东经肤施县南，秦昭王三年置上郡(前304年)，汉高祖三并秦，复以为郡，王莽以为，汉马员为增山连，率归，世祖为上郡太守，司马彪曰增山上郡之别名也”“肤施县在帝原与奢延水交汇处”，见《水经注》上郡在肤施。

但是此交汇处的鱼河与党岔之间只能有一处，谭其骧先生认为上郡肤施城在无定河于榆溪河的交汇处，笔者支持这个观点，但是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肤施标在无定河东岸鱼河有疑义。笔者通过调查，认为肤施古城不在鱼河，据考古调查，鱼河附近有三处古遗址，一是鱼河村东一百米处有城墙遗址，是方形，边长共四百米，从城墙和城内的遗物以及文献记载:它是明代成化十一年所建的鱼河寨，此处应排除，另一处是鱼河的白虎台，面积也只有一千平方米左右费陶片场所，之内发现有新石器时期的灰陶，篮纹，绳纹陶片，也有一些汉代的筒瓦，板瓦残片，但未见秦汉城墙和战国秦代遗物，而且规模太小，根本够不上一个从战国至秦汉时期长期发展所形成政治、军事、文化、交通的中心城镇。另一处也有学者认为，肤施古城在今鱼河镇米家园则村南2公里处的九股水旧城遗址，其面积之大，可容纳大的兵团，笔者通过考证从该城的夯土层分析，夯土窝印普遍是明制5寸(16厘米)与榆林镇北台东西墙窝印相同，也于各地明代城墙的夯土窝印相同，因而是明代所建，从遗址上看这三处都应排除。从军事的角度审视鱼河是一块孤地，处在无定河与黄河之间，两河相夹，又无定河由清涧东入黄河，形成了半岛之形，在战争上，只能进不能退，三面环水，险恶于背水之战，在两千多年前，水资源没有人应用，所以水的流量是很大的，退一步说，北方匈奴善以骑射著称，如果战败，需要退兵，大批军民匆忙过河，不是易事，必然全军覆没，从黄河过河更不需谈，站在北方少数民的位置看，他们要想南侵，不必涉河，他们长期的马背生活，河流、丘岭沟壑是他的障碍，除此他们便可长期骑直入，所以上郡肤施不可能设在鱼河两河相夹的地理位置上，“肤施县在奢延水与帝原水的交汇处”，排除了鱼河即为党岔。

2.上郡在党岔，地处无定河西岸，黄土高原的末端，在历史上华夏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分界线上，遏两河之汇，控南北大道，依山临水，与毛乌素沙漠隔河相望，可进可退，易守难攻。

3.从党岔村古城遗址看，这是几个不同时代的产物，遗址群体由东城、中城、和西城三城相连而组成，东城为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城廓，建筑在宽阔的平川之上，他的战略地形，南边地形从南庄泗源沟到达米脂县马湖浴为一马平川，地势宽阔，可屯兵百万，(今流水沟处被无定河水冲刷比较窄)北边从党岔的八里塔西北上至马坊，杨口则村，这段地势辽阔，也可屯兵几十万，东边距无定河两公里处，有滔滔的无定河作为天然屏障，秦汉时期水的流量很大，人畜难以渡过，西边为中城和西城，附着在平台和缓坡之上，属隋唐时期的产物，现在城的轮廓城墙虽不完整，但还是十分醒目，呈现在那里依旧魏然屹立，城的北边西边，南边又布有附属小城三座，即北边的寺火山城，西边的朱城，南边的张城作护卫小城，城的整体位置靠山临水，符合大分散小集中，靠山靠水布大营的地理位置。银州城虽为三城所组成，在这里中、西城暂且不谈，只谈下古城东城遗址，它的实际面积难于考证，因年深久远，河水冲刷，北墙、东墙被河水冲刷殁尽，南墙也所剩无几，只有西墙(今天称为东墙)已不完全，只存在几十米残墙，和几百米墙基，西墙的走向南起向北偏西45度，根据打坑采集夯土，垂直延伸至八里塔，(约3公里)，西城墙於西边的山之间有一定距离的空地，为给对方制造险地。在文革前村民没住在城脚下，虽经几千年的时光，但还显示出当年的威风，高大挺拔，文革后人为的破坏超过自然破坏的十倍百倍，新村迁入古城，村民只顾个人利益，挖、创、占，把高大的城墙刨倒垫窑顶，把多宽的墙基作窑基，今天所剩残墙高2—4米，墙基宽15米—50米，墙体为夯土板筑，夯土层为6—8—11厘米，窝印直径3—6厘米，窝深0.5—2.5厘米，系春秋夯土结构。南墙基所留夯土断层三个阶台，第一阶台4米，第二阶台4米，第三阶台1.5米，於地面平夯层共9.5米(墙高不可考)《周礼、冬官、考工记》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制，上述西墙长度，南墙基断面高度和夯层结构，符合诸侯建制城，属郡一级城邑。

4.城内瓦砾密布，有新石器时代的陶片，篮纹绳纹，汉代筒瓦但很少见到瓦铛，瓦片有两片并在一齐直径1.5米的大筒瓦，有大型回龙纹空心砖，长1.3米，高0.5米，厚0.15米，实属罕见，只有宫廷建筑才会制造出此种材料，从靠近南墙出土的大型柱础看也非一般建筑所用，它的底为正方形，76厘米×76厘米，厚20厘米，柱子的鼓座为两层，第一层直径为70厘米，厚3厘米，第二层鼓座也就是柱子的直径，60厘米，厚10厘米，从柱子的粗度看许二人合围，想必也是宏大的建筑群体，遗址内发现了多处粮库，包括西城在内，粮食已变为灰，其中一个粮库七十年代生产队搞积肥，两个生产队满足了两个冬天的所用灰土，可想而知，粮食的储量之大，人口集中之多，遗址内撒落的钱币雨后或种田时常可见，这里村民几乎家家都有秦半两和汉五株钱币，出土有旧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钞)从无眼石斧发展到有眼石质环钱，小到今天一文硬币大小，大到作为腌菜的压菜石。城周围汉战墓包括后来唐宋墓，出土的青铜器和整个文物基本走私，也有被公安局收回的好多文物，有秦汉时期流行的实用器，和饰器应有尽有，如镂空青铜罐，青铜瓶，西周鼎，汉式鼎，铜钫，香炉，博山灯，战汉镜，温酒炉，洗、蒜头瓶，提梁壶，兵器、农具、组合玉器，战国时期的刀币时有出土，战汉时期的瓦器任何一个墓葬中都有，大体被掘墓者击碎，虽少量存留，但党岔村民家中都有几个或者数个，笔者通过调查，从马湖峪山到杨口则山上大体为汉墓，所出土的文物难以估量，在实际中，真正的特殊东西我们能知道多少，光从简单的实物佐证证明，也可够得上千年的军事、政治、文化、经济发展中心的所在地。

5.从文字的实物史料分析，笔者曾收集到一块唐长安三年阿才墓志，出土于党岔古城遗址西南，碑中记载“葬于银州城，儒林县西南七里之遥礼也”文中记载了对考证上郡遗址在那里的极其重要的一段，笔者查阅过榆林地区碑石志，里面收集到整个榆林地区和内蒙古靠近榆林地区出土的一部分碑石志，从东汉到明清的三百几十块墓志中，也有好多涉及上郡，但没有一块具体提到上郡的地理位置，如同我们称之为陕西人一般具体在哪里，所有提到上郡都为概念性语言，唯有此块碑石，它又具体，又逼真，文中记载:“曾祖因官上郡，故为儒林人也”不带含糊语气，也符合历史著作，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在随朝的初年仍然沿用上郡，隋大业二年由银川郡取代上郡，银川郡从隋至唐朝断断续续沿用五代时期，在这几百年里，尤其是唐代，在我国历史上也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银川郡治所在这里长期设置，它的决定因素就是它的战略意义，和实用价质，上郡也是在这种因素下设置的，它的设置于银川郡没什么区别，只是换了名词而已，而且党岔周围出土的数块墓志，都记载了银川郡治所就在银州，而这数块墓志中也同样记载了儒林县治所就在银州的实物史料。也就是说银川郡，儒林县，银州城，就是党岔古城遗址，是没有争议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先民们在这块土地上，设置郡、州、县是实用过程中发现和认定的，证实了这个战略位置和政治中心，因此上面写到上郡在儒林，即党岔古城遗址，是用事实和证据证明了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从上述论证:历史著作的记载、河流走向与交汇、城的战略位置、城的等级制、实物佐证和墓志，充分证明上郡治所就是在今党岔北庄村的古城遗址。

四、对肤施上郡的质疑

“肤施城在奢延水与帝源水的交汇处”奢延水是明确的，没有争议，问题就集中在无定河支流交汇处，除榆溪河之外，比较大的支流，有今卢河、大理河、满红河，首先卢河(走马水)，水出西南，长城北(秦长城)与奢延水交汇处为石马洼德静县遗址，它注入无定河时的方向是东北流而不具备“西北出，又东南注入奢延水”所以应该排除，大理河(平水)於无定河交汇处为绥德城，它水出正西，东西流向，注入无定河也不具备“西北出，又东南注入奢延水”也应排除，还有两个问题被人们忽视，其一:大理河的源头出自横山县境的两个不同地方汇聚在一起，而不是单独出现一个地方龟兹县，所以大里河不具备帝源水的条件，其二:无定河於大理河的交汇处无定河水的流向基本直南，而不是东径肤施县，所以不具备帝原水与奢延水的交汇条件。

绥德东南五十里崔家湾镇铁茄坪村虽有古城遗址，但是满红河与无定河的交汇处为水直南而流，根本不具备奢延水，东径肤施县，所以也应排除，上面几条支流的交汇全被排除，但还有好多资料载:《史记、史皇本记》正义引《括地志》上郡故址在绥州上县东南五十里，秦之上郡也《元和志》“上郡故城在龙泉县东南五十里，始皇使太子扶苏监蒙恬于上郡即此处也”，二者所述是否为一个地方《水经注》所述，“奢延水与帝原水的交汇处，是怎样解释不同，只能说是在这弹丸之地临时设过上郡，在没有办法解释。

一九九七年绥德四十里铺出土田鲂墓葬东汉永元四年石刻题记:西河太守都集掾，圜阳富里公乘，田鲂万岁神室，永元四年润三月廿六日甲午卒上郡白土(今内蒙古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左翼旗南)五月廿九日丙申葬县北鸲亭大道高显冢茔，从石刻题记看，田鲂为西河郡圜阳县富里人，葬于县北，证明绥德四十里铺南即为圜阳县城，根据此石刻题记分析，在当时圜阳县属西河郡县治，也就是绥德一带属西河郡辖地，如果这里是西河郡的辖地，上郡的治所能设在西河郡，这是不可能的事，在退一步讲圜阳为上郡的一个县治，圜阳县已经设置在这里，肤施能同时设置在这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肤施在绥德，应该排除。

陕西省考古研究专家吴镇峰先生，也没有支持上郡肤施在绥德，而是提出靖边县杨桥畔的龙眼城址极有可能就是上郡古城，也就是战国到秦汉时期的肤施县，其理由:1.上郡必在秦长城附近，而是国都咸阳通往九原的直道必经之地。2.杨桥畔龙眼城址地处芦河北岸，秦长城遗址内侧。3.榆林地区现存秦汉城址中是面积最大，东西长1300米，南北宽600米。4.城墙内散布绳纹瓦和网纹瓦，云纹瓦和陶器片以及出土的铜器物和钱币，战国到汉战代的墓葬。5.直道的走向吴先生提出靖边杨桥畔龙眼城址为上郡故址，首先是否定了上郡在绥德，及绥德南五十里的铁茄坪遗址和党岔古城遗址，笔者对此谈一些看法。

①“上郡必在秦长城附近，而且是咸阳通往九原必经之地”，笔者认为上郡必在秦长城附近，属概念性距离，秦惠王更元年(前324年)筑上郡塞，见《秦帝国全天星台流源考》，东起陕西省府谷县墙头村，西至靖边县镇靖堡，全长三百一十公里，含在明大边长城中，如是这样，党岔距明大边长城也只不过是二三十公里，但党岔有长城，是秦长城或魏长城有待专家学者鉴定，秦直道是通往九原的最捷径之道，而上郡是设置在关卡要塞上，不一定就在这条直线上，但上郡一定通往直道。

②龙眼城址地处芦河北岸秦长城内侧，首先我们了解芦河，芦河水出正南，向北流至靖边又直线向东，进入长城后又沿长城内侧向北流至横山的石马洼与无定河交汇，芦河的流程很长，且基本在沟槽中流过，壁陡沟深，是这段长城的第二道防线，人马不能横穿而过，在这种地理位置上怎会能将一个军事重镇设置在身后有天险的位置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战争中，没有不败之理，一但失败，人马往哪里逃，甾重财物往哪里运，只能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在这里只能作为兵站，不能作为军事重镇。

③榆林地区现存秦汉遗址中是面积最大，光用面积来证明上郡遗址是站不住脚的，它处在沙漠地带，东西长1300米，南北长600米，并没有多大，光凭这点不能说明问题，而党岔古城遗址的面积远大于这个数字。

④在遗址内出现的瓦砾、钱币、周围有战汉墓葬，这种情况在任何一个古城遗址都有瓦砾和钱币散布，周围山上哪个地方没有战汉墓葬，此为平常一事。

⑤从秦直道的走向就认定上郡就在龙眼城址，秦直道从甘泉宫出发，经过延安进入靖边，到横山从东阳山到波罗镇，到榆林瓦渣梁，猜测沿长城内侧北上到榆林，在到包头九原。前110年汉武帝再度北巡，时司马迁官拜郎中，故得以待从跟巡武帝出行的队伍，走完了直道的全程，并记下了“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而吴先生认为沿长城内侧而上，其地貌由沙漠和草滩所组成，基本没有山丘，对司马迁所记载的“堑山堙谷”这一依据完全不符合，也有人提出直道从靖边沿大理河直线向东到绥德沿无定河而上到党岔，因为这段直道没有遗址，不能从前边的走向决定这段的走向，田鲂墓石刻题记:“葬县北鸲亭大道东”这里的鸲亭大道是否司马迁《史记》所记的筑长城亭障，大道是否指直道，有待我们进一步考证。

⑥从龙眼城遗址的整体地理位置分析，这位置处在大平原大沙漠之中，整体属于平阳之地，不具备关卡要塞之地的条件，及便沙漠丘岭结合的山势都很平坦，在战术上只能用一字长蛇阵，要想挡住敌人，需要相当的兵力和相当长的距离，才能扼制，在地理上不能占到优势，只能以多胜少，重兵把守，也只能应用在一时的军事上，所以从战国开始到秦汉时期长期发展，所形成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镇，建立在一个四无遮拦的沙漠之中，而且是背水而建，实是不合情理。

我们可以换位思考，这个古城是一个西北少数民族所建，那就在地理位置上选择不错，它位于芦河北岸长城之外，芦河将成为这座古城的东南屏障，只不过这是一种假设。

北魏时期郦道元的《水经注》无疑是一部极其重要的权威性著作，可信度比较高，他在肤施地理位置的表述中，“奢延水出西南，东北流又东，东经肤施县”肤施县在帝原水于奢延水的交汇处，见(汉书水地理志)从这两点龙眼城不具，它只在芦河北岸，没有交汇，且芦河水的流向是南北，只有一小段向东，没有又东，而且明确指出走马水(芦河)注入奢延水，所以站在(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河水注》的角度上分析，“龙眼城址极可能是上郡故址，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五、上郡的消失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全国设三十六郡，涉汲榆林地区的主要是上郡，北地郡和九原郡的一部，上郡的治所在肤施，在战国魏、秦时辖十五县城，西汉时全国设111个郡。

上郡有:10.4万户，60.7万人，辖23个县，肤施、阳周、龟兹、白土、奢延、独乐、雕山、平都、高要、雕阴、浅水、木禾、京金，洛都、推邪、原都、漆坦、襄洛、桢林、高望、以及雕道、望松、定都，见《汉书地理志》。

进入东汉，上郡由23个县锐减至10座县城，由10.4万户减至1516户、60.7万人减至不足3万人，郡以成空壳，所以到献帝建安20年(215年)取消郡制，以县建制，直到北周以后又才开始置郡州。从上面的数字看，从中反映了秦初到西汉鼎盛到东汉迁退人口消长的基本情况，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战争带来的灾难，由其两汉之间的新朝，王莽对匈奴采取了错误的民族政策，穷兵赋武，匈奴的攻杀掠抢，加上连年的灾荒民不聊生，相当一部郡、县聚邑，在战争中沦为废墟，在东汉末年，诸侯割据，战争频繁，郡县不断更换，不断向外迁出，所以产生了多处记载上郡和多处肤施的缘故，也有很多著作是后人所著，也有很多著作相互传抄，所产的谬误。

以上对上郡肤施遗址的考证，是笔者的一种认识，是肤浅的，还有待于历史学者和考古工作继续探索、考察，也可用研讨会的形式论证，最终确定上郡肤施真正的城址，则是笔者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