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至1999年的中国哲学史学史从中国哲学史学科这一侧面展示了民族理性走向成熟的曲折历程。
建国后，中国哲学史领域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理论，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机缘，也是五四以来寻求“科学”的思维的必然延伸。“五四”时期寻求“科学与民主”的理论诉求反映到理论上，就是追求“科学的”理论以指导中国的学术建设。在1930—1940年代的理论论战中，学界和青年普遍认为，文史哲政经学科中的“科学”的理论就是历史唯物论。所以，1949年后学术界最终都采用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50年间，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就十分可观，出版了通史、专著、工具书、资料汇编等近千种，发表论文近五万篇，“大大推进了这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1]具体述之，成就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对于哲学的社会背景的探讨大大深化了对于哲学史的理解；第二，“锻炼了区分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思维能力”，深化了对于中国哲学的概念的精确理解，如对于老子的“道”的理解等；第三，发掘了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论传统，如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学派对于“气学”的研究等；第四，发现了许多过去不为人们注意的思想家和哲学文献，编入了哲学史，如《管子》四篇。[2]然而，不必讳言的是，教条主义以及“文革”给中国哲学史领域也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文革后，学术界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哲学史作为人类的认识史，着重从理论思维发展的逻辑、从范畴的演变等角度重新研究中国哲学史，在哲学史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研究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对于中国哲学的思维特色、地域性特色、文化特色、经学特色的研究，开辟了中国哲学研究前所未有的新视野。我们期待新世纪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互动的格局下，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的深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哲学研究，取得建设性的、综合创新性的新成果。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的价值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一观点逐渐成为学界公论。这是真正从这门学科本身发现它的意义，摆脱了长期以来运用外在于中国哲学的内容为中国哲学的存在价值定位的做法。与此同时，中国哲学的再生问题也浮出水面。冯友兰肯定中国哲学为“人学”，张岱年主张未来儒学可以在中国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冯友兰、朱伯崑、汤一介对“和”的价值的肯定，金春峰、牟钟鉴提出的重建现代仁学，许抗生、胡孚琛、董光璧等人的“当代新道家”的概念，李泽厚的儒学第四期发展说，张立文的和合学，张岱年、程宜山、方克立等对文化发展的“综合创新”说的论证，陈来、杨国荣对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诠释与重建，等等，都意味着中国哲学与文化生命的复兴。可以说，经过50年的发展，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终于走到了这样的地步：肯定它自身的价值，把它作为活的源泉而不是死的遗产，重新激活它、寻求它的智慧，让它再生，以帮助解决困扰当今世界和人类的难题。民族理性经过50年的曲折发展终于回到了自身。
诚如冯友兰、金岳霖早已指出的那样，在当代，“内圣外王”的理想已基本上不太可能实现，社会上也不可能出现职业的道德楷模，“良知”是普通人的实践理性而不是圣人的标志。未来“中国哲学生命的复兴”更多地应采取“哲学”的形式。可以说，采取“哲学”的形式，是近代留给我们的遗产，也是我们走向世界，影响人类的切实途径。
【注释】
[1]方克立：《中国哲学史研究50年》，《方克立文集》，第366页。
[2]朱伯崑：《中国大陆五十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朱伯崑论著》，第17—21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