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任继愈主编了《中国哲学史简编》；尹明、孙长江、方立天、张立文撰写了《中国哲学史讲话》。这些著作都有响应毛主席“读几本哲学史”的号召，配合批林批孔运动的意图。如《中国哲学史简编》在谈到学习中国哲学史的意义时说：“首先，我们学习哲学史，是为了适应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需要，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彻底认清林彪反动集团的反革命真面目，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161]《中国哲学史讲话》说，毛主席“号召我们读几本哲学史，包括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对于我们学会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以及对于培养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推动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162]两书关于学习中国哲学史的意义的说明，都很有时代特点。不过，《中国哲学史简编》还不是按照儒法斗争史的路子写的，《中国哲学史讲话》则是按照儒法斗争史来写的。
“文革”中还提出了一个“劳动人民哲学”的问题，即要在哲学史中反映人民群众的哲学思想。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文化大革命”前编写的中国哲学史中，不论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都是剥削阶级思想家，“劳动人民思想在哲学史上根本没有地位。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工农兵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163]“从阶级根源来说，劳动人民应该有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辩证法思想”。[164]那么，如何寻找反映“劳动人民哲学”的资料？《改造哲学史旧体系问题的一点体会》提出“从民歌、民谣中找资料”，如，广东三元里人民抗英时提出“官怕洋鬼子，洋鬼子怕老百姓”；“从革命文献中找资料”，在太平天国宗教思想外衣下，有反映了农民阶级要求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的材料。“从官方历史文献或私家文献著录中找资料”，如陈胜吴广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对贵族血统论的批判；宋代方腊起义，提出“安有是理”，“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理’，又是站在朴素的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路线上对唯心主义先验论思想进行斗争”。[165]最后是“从统治阶级所认为的反面教材中找资料”，如《论语》中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这说明奴隶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的天命思想是针锋相对的。杨荣国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对于“劳动人民哲学”进行了发掘。显然，“劳动人民哲学”是“斗争史观”下的“对应史观”的产物，没有史料基础，是十分勉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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