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影《武训传》

关于这些批判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目的，毛泽东在1955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说：“拿过去一年国内的阶级斗争来说，我们主要做了四件事：一个是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一个是镇压反革命，一个是解决粮食问题，一个是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反唯心论的斗争，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已经搞了一年。我们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三个五年计划。在反唯心论的斗争中间，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105]

（一）批判《武训传》

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撰写《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在《人民日报》以社论形式发表。毛泽东认为，武训“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接近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行为，难道是我们应当所歌颂的吗？”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此后全国开展以反对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和改良主义为基调的对《武训传》的批判。应当承认，在批判《武训传》的问题上，毛泽东的目光是敏锐的，逻辑也是严密的。改良的确具有延缓、甚至消解革命的功效。改良成功了，革命的社会条件就消失了，也就没有必要进行革命了。所以，对于一个依靠革命夺取政权的政党来说，改良的思想无疑是必须预防的。解放初，文艺界、思想界还没有充分理解毛泽东思想，还带着过去思想的惯性，这种惯性被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其实，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是不准确的，毋宁说，文艺界、思想界还没有跟上毛泽东的思想步伐。毛泽东以开展对《武训传》的批判为契机，展开了对文艺界、思想界进一步的思想改造教育运动。批判《武训传》是一个引子，它是此后革命逻辑批判各种非革命逻辑的前导。

（二）批判梁漱溟

1953年9月，梁漱溟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总路线时，对工农差距问题提出不同看法，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认为梁漱溟反对总路线，政治上一贯反动，必须严厉批判。^[106]1955年10月28日，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系务委员会传达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决定：批判胡适告一段落，批判胡风、梁漱溟展开，批判“五四”以来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外国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与正面研究相结合。^[107]此后全国学术界开展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涉及哲学、乡村建设理论、文化观等内容，北京举行了三次梁漱溟思想批判会。

蔡尚思首先对梁漱溟提出了批判。他历数了梁漱溟在中国革命、传统思想方面等方面的反动宣传，如中国不是阶级革命，土地自由流通，大部分人都有土地；认为儒家富于民主和平等精神，宣扬孔子教化，主张循环的历史观，主张农业立国，反对工业化。蔡尚思认为，梁漱溟是“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他的一切反动言论，就是这个阶级在思想意识上的反映”；“梁漱溟的思想彻首彻尾是反动的；就是反苏、反共、反革命、反进步、反人民、反爱国。它直接爱封建主义，间接爱帝国主义”。^[108]冯友兰认为，梁漱溟的文化观和“村治”理论，是“典型的代表封建复古主义思想”。梁漱溟所说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其实是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本来是两个不同阶段的文化，梁漱溟却把它们并列起来，又杜撰出人类文化的三条路向说，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屡屡失败于西方，不是由于文化落后，而是由于“太高”的缘故，要求把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中国封建文化进行调和，使中国封建文化成为世界文化。^[109]他所指出的路，“是一种实际的反动堡垒的理论基础”。他说中国是个伦理本位的社会，重视情谊；只有职业分途，没有阶级斗争。他以此为理论基础，搞了所谓“乡村建设理论”，反对走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路，也反对走俄国革命的路。他的“村治”办法的理论实质“就是在乡村中建立地主武装，保护封建秩序，又企图用一套所谓教育和合作制度，麻醉农民，以对抗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革命”。冯友兰指出，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主要在农业，所以，梁漱溟主张以农立国，通过农业走向工业。梁漱溟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是这种思想的必然结果。虽然冯友兰和梁漱溟对传统文化都保持敬意和守护的态度，但直到晚年，冯友兰都一直认为他们在中国究竟是走工业化还是走农业化的道路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揭穿梁漱溟的文化观点的买办性》的文章，认为梁漱溟“提倡孔子和儒家的精神是在‘爱国’‘救国’的幌子下为帝国主义服务，从帝国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诬蔑中国文化的一种反动行为，他和胡适所走的道路正是殊途同归”。^[110]1955年7月，冯友兰参加北京举行的第三次批判梁漱溟思想讨论会，讨论冯友兰、贺麟、艾思奇批判梁漱溟的文章。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一期发表《批判梁漱溟所谓周孔教化》。文中指出，“五四”之后有新陆王和新程朱学派，认为梁漱溟属于前者，自己属于后者。

1955年底，金岳霖主持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学术委员第一次会议，制定1956年研究计划草案。金岳霖的课题是批判罗素和梁漱溟的思想方法。他在《哲学研究》发表了《批判梁漱溟的直觉主义》。据《哲学研究》“思想学术动态”栏目报道，^[111]学术界对梁漱溟的批判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梁漱溟的哲学思想乃是佛教和儒家陆王学派思想中带有神秘主义的主观唯心思想”；其次，“梁漱溟并不是真有所谓‘超阶级’的世界观，而是十足地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憧憬封建王国的复活”；又次，“他企图使中国长久地停滞于农业社会的被奴役地位，反对中国工业化；最后是梁漱溟由他的幻想出发，积极地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企图挽回封建地主阶级死亡的命运”。^[112]又据《哲学研究》报道，“截至目前为止，北京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学习》、《哲学研究》、《新建设》和天津的《大公报》等全国性报刊、以及一些省市各大学报刊都登载了批判梁漱溟思想的文章。中国科学院已经开了三次批判讨论会，参加这几次讨论会的有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以及梁漱溟本人。……经过这一时期对于梁漱溟的反动理论的批判，梁漱溟的那一套从‘哲学’到‘社会建设’的谬论已基本上被揭发出来，并作了十分有力的驳斥，因而梁漱溟理论的反革命的和反科学的本质已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这是对于唯心主义批判又一巨大胜利”。^[113]这一时期，“唯心主义”已经被符号化。金克木在批判梁漱溟时说他“逃避不掉彻底的唯心论者的称号”，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符号化以后，就不必再做具体分析了，只要把这个符号往批判对象上一贴，批判对象就得缴械。

（三）批判胡适

批判胡适是由批判俞平伯引起的。1954年9月，李希凡、蓝翎针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撰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及其他》的文章，发表于《文史哲》；此文又发表于1955年1月10日《光明日报》。^[114]他们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抹杀了《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倾向，而是继续采用胡适的自然主义，从抽象的艺术观点出发，认为《红楼梦》不过是写人生的空的悲剧、曹雪芹家世兴衰的悲剧等。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表明，《红楼梦》研究也要转到以革命的立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封建社会的覆灭以及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然性来审视的新范式上来。这预示着《红楼梦》研究也应该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为革命的现实服务。这和毛泽东批判《武训传》的思路是一致的。所以，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领导同志发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号召开展“反对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此后全国展开了对于《红楼梦》研究的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1954年1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思想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知识分子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动力”，“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是学术界的孔子”。12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务工作会议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决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以展开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全面批判，树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的领导地位”。讨论会分别对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文学思想、哲学史观、文学史观等若干方面进行批判。^[115]12月9日，《人民日报》指出，对于胡适的批判“是一场迫切的敌对斗争”；胡适被宣布为“战犯”、“美国扶植的文化买办”、“蒋介石的政治帮凶”。胡适可谓新时代发现的一个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政治反动三位一体的典型。这个典型反过来强化了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对阶级、思想、政治的一致性的认识。

1954年11月24日，北京大学哲学系举行“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哲学思想”报告会，石峻、任继愈、冯友兰、郑昕等发言。冯友兰发言批判胡适“在中国哲学史中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冯友兰、任继愈还结合他们以往的学术研究以及所受的胡适思想的影响，进行自我批判。^[116]据《人民日报》报道，“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工作委员会”主持了关于胡适哲学思想批判讨论的第二次会议，集中批判胡适派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在北京的哲学家、科学家和哲学爱好者一百三十多人与会。冯友兰、方华、王庆淑、潘梓年、陈仲平、金岳霖、任继愈、孙定国、贺麟等在会上发言。该报还报道，“北京大学文科各系结合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确定各种专题研究题目”，“其中哲学系各教研室已拟订九个专题，从胡适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思想方法和胡适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批判”。上海市也成立了“上海学术文化界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就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进行了讨论，近百名上海学术文化界人士参加了座谈会。据统计，从1954年12月29日到1955年3月底，哲学界累计召开会议8次，每次参加者都达百余人。

北京大学哲学系举行了多次胡适哲学批判讨论会。1955年3月12日，由冯友兰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讨论周辅成的《宗教思想的传播者胡适》和汪奠基的《批判胡适唯心主义的〈先秦名学史〉》。1955年5月7日至14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历史组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发表了冯友兰、朱伯崑的《批判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实用主义观点和方法》等八篇论文。冯友兰指出，作为买办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胡适是一贯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正是他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工具。冯友兰把胡适的哲学史工作分为四个时期：五四运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戴东原的哲学；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中古哲学史；抗日战争——“说儒”。他说，“五四”时期，“进步思想家对于孔教展开全面的攻击。‘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响遍了全国”，胡适1919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对孔家店采取了小骂大帮忙的策略。他对孔子的批评只有两点：《春秋》是主观的历史，中国没有“物观的历史”，所谓“物观的历史”，其实是“资产阶级‘超阶级’的客观主义的历史”，“所谓‘完全中立的眼光与历史的观念，是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掩饰他底党性的伪装”；还有一点批评是说孔子只教人读书，造成了一国“书生废物”。此外就是赞扬。冯友兰认为：“胡适底这种办法，是符合帝国主义利益的。帝国主义正是要在基本上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以为他进行剥削与压迫底工具。因此它也要在基本上维持这些地方底封建社会底上层建筑。”胡适直到1925年革命高潮时期，才正式反对吃人的礼教。戴东原反对程朱理学，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五四”以后进入了“根本清算封建社会底上层建筑时期”，胡适故意抬出并歪曲戴东原，是别有用心的。其反动之处有三点：一是利用戴东原哲学“附会实用主义底真理观和方法论”；二是利用戴东原关于“欲”的学说为他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作根据”；三是“表扬戴东原底反封建权威底思想，意思是叫人不要当马克思底‘奴隶’，不要跟共产党走，不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胡适在“中古哲学史”中，提出老子“极左”，孔子中派“偏左”，墨子为右派，“左倾的思想总不能成为正统的思想，这是世界思想史的通例”；胡适又提倡政府应无为，维持社会治安，配合剿共。“说儒”又把老子说成是老儒教，孔子是新儒教，墨子是民间伟大的宗教领袖，“模糊了唯物主义与宗教及唯心主义底分别，掩盖了唯物主义与宗教及唯心主义底斗争”。“总之，一切都说明，在‘五四’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大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联盟，反抗革命。他们底搞中国哲学史的反动知识分子，都用各种方法，把中国哲学史底某些方面加以夸张，为国民党反动派底复古运动服务，以反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17]

关于批判胡适思想的意义，贺麟认为有三点：首先，“胡适所传播的是西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所以，“清除胡适思想在中国学术界的流毒，同时就有深入反对为现代帝国主义国家服务的唯心论思想的重要意义”；其次，胡适思想是最具有典型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意识形态，所以，批判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就是摧毁旧中国的上层建筑中的“一个重要堡垒，而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新中国的上层建筑、无产阶级思想、学术及文化，铺平道路”；最后，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现象。通过批判胡适，每人都可以自我反省，清除一下自己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从而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118]贺麟指出，胡适说“哲学要关门”，实际上是借反对研究哲学之名，反对马克思主义。他提出所谓“社会不朽论”、齐物我、泯是非、忘善恶，其实是唯心论思想。“资产阶级决不能永远掩饰矛盾，老停留在齐一是非善恶，保持静态的直观的无斗争、无仇恨的中立状态”，到阶级矛盾尖锐化时，必然要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站在恶势力和衰亡着的东西一边向善的新生着的东西进攻。“胡适和蒋介石一文一武，异曲同工。”

贺麟对自己1949年以前的学术工作进行了自我批判。他说，自己和胡适的矛盾，只是唯心论内部派系间的矛盾，在反人民革命、反共产主义方面完全一致。自己和胡适都是把西洋资本主义社会某一派的唯心论和中国封建社会某一派唯心论调和附会，以适应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统治阶级的需要。自己曾经宣扬神秘化的直觉和直觉化的唯心辩证法以对抗唯物辩证法，要求把儒家思想更宗教化，与西方资产阶级唯心论结合，为三民主义提供哲学基础，以抵制马克思主义。“解放后，人民对我宽大，党耐心团结我、教育我，青年同志和进步的朋友们大力挽救我，使我安静地学习、研究，作光荣的人民教师……我乃是以充满欣幸和感激的心情，以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积极性来参加这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119]

关于他批判胡适的意义，贺麟认为，“很欣幸”这已不同于资产阶级唯心论内部的派系之争，而是“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严肃的阶级斗争”。自己向曾经影响过自己的梁漱溟提意见，一方面使他也能“在这场斗争中得到提高和改造”，同时也是“深切痛恨自己过去的反科学的、反唯物辩证法的直觉思想”。关于自己转变的理论基础，贺麟说：“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其中论矛盾转化的原则特别给我以更新改造的无限鼓舞和勇气。通过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懂得了阶级斗争的真理。在努力实践和劳动的过程中，人可以从落后的改造成为进步的；能够抛掉唯心的思想，而接受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能够去掉旧包袱，争取新成就；批判自己违反人民利益的活动，而努力于服务人民的活动。我希望通过这次对胡适批判［这场］广泛而深入的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在许多人、特别是旧知识分子中，在思想上、生活上、学术研究工作上可以引起一个根本的改造。”^[120]贺麟强调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化，有一个深层的动机，即知识与存在的同构。他所谓转化，既是在讲历史，也是在讲他自己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化，是对自己的存在状态的说明。

张恒寿认为，胡适的“反理学”渊源于清代借助于考据学宣传降清思想的乾嘉学派人物，如钱大昕、焦循、凌廷堪等。胡适在宣扬费密的反道统思想时，表现了反人民的本质。他舍弃顾亭林的实学，仅仅宣传他的古音韵考证；对于有强烈民族气节的王船山，一字不提；在宣扬费密的反义理学说中，宣扬利己主义。总之，胡适借助于“‘反理学’的口号，暗暗进行反人民反爱国主义的宣传，他的目的一方面是为自己投靠帝国主义投靠反动军阀的行为巧作辩护；一方面是想腐蚀一般青年大众的革命思想，斗争精神，使他们丧失了严肃纪律的人生态度，成为资产阶级腐朽生活下的俘虏，从而阻止无产阶级革命的前进”。^[121]

冯友兰、朱伯崑认为，^[122]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散布了美帝国主义的实用主义主观唯心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反动观点，是“一部实用主义教科书”。胡适说哲学是对人生切要问题的根本解决，哲学的主要问题是人生问题，所以，唯物唯心的对立是次要的问题，可以不了了之，以此来宣扬唯心主义世界观，掩盖哲学的阶级性，对抗唯物主义。胡适认为，把自古以来许多哲学家解决人生问题的方法和研究哲学问题的方法记录下来，便成为哲学史，这便掩盖了哲学的阶级性。在胡适看来，哲学史研究不过是把偶然的事件记录下来，没有什么规律，不过是一笔糊涂账，这正可以让他用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随意安排。他认为思想不过是应付环境的工具，各种哲学观点都是平列的，并不反映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抹杀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所反映的客观真理，否认了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根本问题——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斗争，歪曲了古代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传统”。

冯友兰、朱伯崑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的哲学史是经常代表先进阶级利益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反对经常代表反动阶级利益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斗争的历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这就是哲学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也同样遵循这个普遍规律。揭露这一规律，是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的任务。”在中国古代思想发生的原因问题上，胡适采取了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相对立。《中国哲学史大纲》提出，哲学史研究要“求因”，他列出了三个原因：个人的“才性”、“时势”、所接受的学术思想。他所谓“才性”，不过是个人应付环境的才能；所谓“时势”，不过是社会的表面现象，对于思想只能起促进作用，而起决定作用的阶级斗争，则是他极力要掩盖的。胡适认为思潮可以决定时势，这正是主观唯心论历史观。他所说的“所受的思想”也有实用主义的内容。实用主义认为，个人要应付环境，需向过去的思想寻求解决办法，所以，古代思想家的观点都是受以前思想的刺激而产生的。如墨子是儒家的反动，儒家不信鬼，所以墨子提倡明鬼。这是从思想意识本身寻找思想意识的原因。胡适认为，一些思想之所以取得支配地位，一些思想之所以衰落、消失，只是因为各种思想相互攻击的缘故。这些暴露了他的唯心史观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思想发生的根本原因，必须向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方式的变革寻找。春秋时期出现不同派别，原因在于社会经济制度的极大变革所引起的阶级斗争的深刻化和复杂化，儒、墨、道、法等都代表了不同的阶级，是为不同阶级服务的。某一学派之所以能取得统治地位，是由于和先进的阶级利益结合在一起的缘故；某些哲学之所以衰亡，是因为它代表的阶级衰落消亡的缘故。

冯友兰、朱伯崑又指出，胡适“搬运庸俗进化论任意涂抹古代思想发展的趋势”，“明变”的方法，正是实用主义庸俗进化论的应用。庄子提到万物可以相互转化，其中并不包含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胡适却把庄子的思想附会成生物进化论。庄子说“种有几”，其实是说万物种类很多，胡适把“几”解释为“微”，说生物都是从极细微的种子进化，种子里面包含有万物的可能性，生物的进化就是从可能性到现实性。这实质上否定了自然界有新质形态的出现，否认了进化。胡适把这种进化观运用到哲学史上，这样哲学史上也就没有全新的思想了。胡适认为思想的变化是由于外来思想影响的结果。如，古代各学派提出新观点，不是由于它所代表的阶级有了新要求，而是由于各派相互影响的结果；秦汉以后哲学都是由于受佛教影响的缘故等。这就抹杀了中国哲学发展所依据的内在物质基础。胡适的“明变”并不是寻求哲学史发展的规律，而是根据思想的传授关系随意安排古代思想的顺序，否定其间的质变。如他认为老子是《诗经·伐檀》思想的继续，把晋代的《杨朱篇》说成是庄子以前的思想等。他的历史的态度是反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观念形态发展的历史受辩证法规律的支配，中国思想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质的变化；新旧思想的矛盾斗争，是中国思想发展的规律。观念的基础和联系，绝非单纯的“思想的血统关系”，而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思想家，按照本阶级的经济要求，去继承或扬弃他们前辈所创造的思想资料，经济和阶级利益本身决定着思想和观点改变的方向”；“中国古代某些思想流派，在形式上虽然继承了它们前辈的某些观点，但它们却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因而也就获得了在本质上同前辈不同的新的内容和新的形态”。

冯友兰、张恒寿认为，胡适评价思想的标准也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及历史主义根本对立的。他不承认有客观真理，把真理看作满足个人欲望和应付环境的工具，所以他评价一种思想是看它能否产生对个人有利的效果。“实用主义的‘效果论’，是胡适对于古代思想学说进行评价底基础。”胡适把效果分为三种：一是同时产生的思想对后来思想的影响，二是一种学说对于风俗政治的影响，三是看某一个学说造出什么样的人格。所谓效果说和原因说是对应的，胡适称这种方法为“历史的方法”或“祖孙的方法”。“效果论”认为，一个学说所发生的效果价值，便是学说的价值。这就是说，学说本身没有价值，只有一种工具的价值。胡适正是用这种主观唯心论的观点来评判学说的价值，这就必然抹杀一种学说在历史上应有的意义。胡适认为自己评价历史人物的目光是“客观的”，而事实上，“胡适对于哲学史主要各家的评判，经常是随着他底主子——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需要而任意捏造，随时变动”。如“五四”时期，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是维持中国封建统治而加以一定程度的改革，胡适就把孔子说成是志于改良的积极救世派，以宣传改良主义；抗战前夕，在“说儒”中，他又把孔子说成是亡国遗民的大教主，替蒋介石宣传不抵抗主义；现在在台湾，他则把孔子说成自由主义者，“为美帝国主义所制造的‘自由中国’找理论根据”。其他诸如对于老子、墨子的评价，也是这样按照主观需要变来变去。冯友兰、张恒寿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一种学说的价值，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地反映了客观规律；它的效果则是它在社会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实践中所起的作用。胡适对中国古代思想的评判完全是脱离社会实践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还认为，对于一种学说的历史意义的评价，不能脱离它所产生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凡是反映了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和人民群众利益，从而推动社会前进的学说，都是进步的。这是评价历史上各种学说唯一的客观标准。胡适对中国古代思想的评价是反科学和反历史主义的。

关于学界批判胡适思想的情况，据《哲学研究》报道，“北京组织了‘胡适思想批判讨论工作委员会’，领导和推动了这个思想斗争；上海、长春、江苏等省市也相继成立了同样性质的机构，组织和领导了科学工作者、教授、作家以及其他文化学术工作者参加了讨论。截至三月底，这样的讨论会在北京就已陆续开会二十二次，其中八次是关于哲学方面的”。“实用主义哲学是胡适派思想的理论基础，对胡适哲学思想的批判，在整个批判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批判胡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也是整个批判中的重要环节”。“胡适思想的批判，对全国学术文化界和知识分子发生了强烈的影响，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思想理论水平，大大地增强了他们研究工作的科学性和战斗性”。^[123]据统计，1955年1月至8月，三联书店出版《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七辑，计110万字。又据报道，对于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正由轰轰烈烈的全面展开阶段逐渐转入长期的细致的深入的阶段”，由批判胡适思想逐渐转为对其他反动思想的批判。《人民日报》、《哲学研究》已经开始发表批判梁漱溟反动思想的文章，冯友兰对自己过去的反动哲学也作了初步的自我批判。^[124]在哲学史方面，《人民日报》7月20日发表了《批判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实用主义观点和方法》，指出“胡适所散布的实用主义观点和方法，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一直起着严重的危害作用，进一步肃清这些流毒是我们当前文化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25]1956年第1期《哲学研究》“思想学术动态”栏目登载“学术界继续深入、细致地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报道，叙述了在“向科学进军”以后，教育界对胡适、梁漱溟等人唯心主义教育思想的批判。^[126]《哲学研究》第2期的“思想学术动态”栏目继续报道了“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继续发展中的新情况”：在批判实用主义思想方面，《中山大学学报》发表了《揭露并批判胡适标榜“反理学”的历史渊源和反动本质》；在批判梁漱溟唯心主义思想方面，《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批判梁漱溟所谓“周孔教化”》；关于中国哲学史的问题，揭露了胡适对清代‘反理学’的反动立场，指出“胡适标榜反理学的动机，乃是出发于维护旧的反动统治的腐朽政权及甘心作帝国主义奴才的思想的；他的反动思想和清代凌廷堪、费密等‘汉奸’学者的反动思想是先后契合的”。^[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