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切活动都是精神活动

既然人的宇宙是一种精神实在的宇宙。而精神所要求的是超越在时空中的现实的身体与物质对自己的限制束缚，成为自由无限的精神，体现形上的精神实在。“精神的目的在成为纯粹的精神。”因此，在唐君毅看来，“人的一切活动，都可以说是精神的活动”。^[10]

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唐君毅先从人之饮食男女与求名求权两类活动入手，指出，“在实质上，（它们）均具有一种超越现实自己之意义，而求接触现实自己以上之生命精神”，它们都可以说是精神活动。^[11]

唐君毅论证道：

“人之求饮食、求健康、求长寿，以及男女之欲，似乎是很卑下的人生活动，然而人都知道他之所以有那种活动，是为了他自己的未来生命之存在，求他子孙生命之存在。所以他有那种种活动时，可说是在召唤他未来生命之精神，呼召他子孙的生命之精神，在要求与那不可知界的他未来的生命精神及他子孙的生命精神相接触，而呈现之，以诞育新的生命精神于现实宇宙。”^[12]

同样，

“人求名求权，也是很低下的人生活动。然而人求名，是求他的精神之存在，为人所知，是希望他的精神之存在，投入他人之能认识的精神之内。人求权，是求他的精神之力量，支配他人之精神，这都必须待他承认超越他现实自己以外之生命精神，且求与之接触，而后可能”。^[13]

只不过，在唐君毅看来，饮食男女与求名求权不是人的精神活动的全部，它们只是低层次的精神活动。就其精神价值而言，它们的价值较低，因为它们在精神的追求中不可避免地含有私的成分。人的精神活动则是一个从低层次的有私上升到高层次的绝对无私的递进过程。

在《道德自我之建立》第三部第二节中，唐君毅由此而展开了对十二种人类活动的逐层分析，并认为人类的各种活动是同源的。唐君毅分析的十二种人类活动分别是：（1）求个人生存的活动；（2）男女活动；（3）求名求权之活动；（4）求同情及表同情之活动；（5）求真之活动；（6）求美之活动；（7）自觉的节制其物质生活而磨折其身体之活动；（8）纯粹之爱；（9）自尊与尊人之活动；（10）自信与信人之活动；（11）宽容与器度；（12）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之活动。唐君毅认为，由这十二种活动表示的人生的一切活动，都具有一种超越现实自己的意义，而求接触自己以上的生命精神，所以，它们都是精神活动，都是精神实在的表现。这些活动之不同，只是它们所处的层次、高低的次序的不同，只是所含的“超现实的身体物质之限制意义”的不同，只是其表现形上精神实在之纯粹程度，及表现方式的不同。对“量”而言，人各有不同；自“性”而言，则无不为人所共具。因此，“一切人类之活动，都是属于同一的精神实在，只是同一的精神实在表现其自身之体段，一切人类之活动，在本质上是互相贯通、互相促进、互相改变的。”^[14]具体而言，低级的人类活动包含着高级活动的意义，低级活动可以转化为高级活动。这样，纯粹精神活动中人们所体验、感受到的幸福，比不纯粹的精神活动中更多。人们重视低级活动，能够自然而然地寻找到通向高级活动之路。明确这一点，人格的一贯性和统一性才有了可能、才有了根据。“唯由此，我才可以最伟大的动机与理想，去作最平凡的日常生活的事。”^[15]

由上述十二种人类活动推而广之，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化即人之精神活动之表现或创造”^[16]，即是说，文化现象在根本上是一种精神现象，文化活动是一种精神活动。这种精神活动不同于一般的心理活动，它“乃为一自觉的理想或目的所领导者，亦即为求实现理想或目的之活动”。^[17]当然，实现理想的活动，并非只守此理想之意识或心灵自身。“凡一实现理想之活动，皆必在此理想之自身外，兼肯定一可实现此理想之场所。”^[18]由此，便有此现实因为不合理想而和理想相对待而并峙，成为实现理想的阻碍。所以，理想的实现实际上就是破此对待，而使理想客观化与现实，使现实表现理想而理想化。在唐君毅看来，这就是一切精神活动的本性。因而“文化乃人之精神活动之表现（或创造），亦即谓文化之概念与精神之概念，同为一综摄主管内外之相对，心与物，心与生命，生命与物，个人与社会之相对之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