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作为“理论的”人文科学的批判

一、哲学危机的落脚点仍然是“理论的”

我们知道，哲学总是处于一种危机的状态。但是，危机也是哲学发展的机遇。当我们回顾哲学史的发展时，往往发现，当一个哲学家或一种哲学思潮有能力提出新的问题，或暴露了以往哲学的致命缺陷时，就会引起整个哲学思想的转机。

海德格尔看到的哲学的危机究竟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哲学的落脚点仍然在理论领域里，或者说，它的落脚点仍然是“理论的”。什么叫作“理论的”？伽达默尔指出，“理论”这个词就其本来意义而言是指节日的观赏者，“理论研究者”就是指“节日代表团的参加者”。他通过“同在而参与了庆典活动，并且赢得了他的神圣合法的称号”^[34]。这里，古希腊的“理论”概念通常是指在官方宗教庆典中那些以官方身份巡视各地的人，从事理论活动的能力首先就是“由观看而来的入迷状态”。理论者（theoros）相当于旁观者（spectator）。

比如，现代形而上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为认识论、哲学心理学和反思现象学所吸引。而这些所谓的“理论”就是干一件事：对全部前科学经历主题化，或者说已经设定好某种框架。比如，“我”与某物相关联时，这个人称的主体之“我”未必在意识，原本就还没有“我”，也没有“我”认识的对象。“我”综合各种感觉信息，把它作为一个对象认识是距“我的”直接经验甚远的认识。实际上，这种认识正是导致理论“脱离生活”的公开秘密。德曼从阅读的总问题的角度提出“抵制理论”这一主张。同样地，“理论也许只是又一个比喻罢了”，“据此，理论文本必然常常无法具有严格的理论性。然而，理论事业的功能要求‘理论’自身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比喻，并要求理论文本将自身呈现为封闭的。理论的事业必然涉及抵制认出它自身的修辞状态”。^[35]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德曼对一些让人不安的理论观点的抵制。例如，一个关于“房子”的文本被看作与“房子有直接的接触”，而不是“阻止房子可以立刻地被经验到”，但是认为“我们直接通过语言去体验房子将会是一个字面主义的错误”。^[36]因此，理论的目标越崇高，方法越优越，它就变得越不可能。

今天，人们不断地陷入对生活的某种理论解释和表达之中，陷入连锁解释之中，在经历种种解释这个意义上，人类大体生活在“被解释之中”。这就好像说，生活存在的根本意义竟然要借助公开的叫喊或理论的表达才能对抗它的衰竭，这是十分奇怪的黑色悲观主义。按照海德格尔来看，最高声呐喊的形而上学和现有的哲学作为我们时代把握存在的框架，完全没有进入世界，没有进入前理论的生命领域。而这总是遮蔽了真正的存在。

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解释学鼓吹的非理论的方法，不就等于说，你只要活着、经历着，浑浑噩噩地过日子，自然就对原本生活的意义了解了？我们怎么还用得着某种方法呢？海德格尔会郑重地回答说，它的存在论解释学不正是克服理论方法的方法吗？正因为方法就是我们存在的一种经历，所以不需要到存在经历之外构造一种方法。如果说它的存在论解释学是一种方法的话，那么它针对的目标就是明确的。这是提醒我们早已经忘记了我们的存在本身，也是事到如今我们总是采用理论化的态度的历史效果。比如，胡塞尔要想回到前理论的领域去，但他的理论方法使他实际上并未达到他的理论目标。但是，这种说明是最要紧的事情。海德格尔举例子说：“从哲学上讲首要的事情就不是构造历史学概念的理论，也不是历史学知识的理论，而且也不是历史学对象的历史理论；首要的事情倒是阐释历史上本真的存在者的历史性。”^[37]因此，海德格尔就存在论解释学说了一句根本的话，即“只可在派生方式上称作‘解释学’的那种东西，亦即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就植根于作为“此在的存在之解释的”解释学。^[38]

二、讲台体验解说

理论性构造世界，为什么只能是某个天真而乏味的传统所为？为什么它使得海德格尔心烦意乱？海德格尔这些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

伽达默尔认为，《存在与时间》中的真正问题，“不是存在以怎样的方式才能被理解，而是理解是在什么方式下存在的”。我们来解释一下，所谓“存在以怎样的方式才能被理解”，是说理解外在于存在，只有存在的某一种方式（以怎样的方式）才能被理解；相反，存在的某一种方式或存在本身归根到底是不能理解的。这种存在的绝对客观性远离人的此在，表现出对人的此在的冷漠式遗忘，是传统形而上学迷误的源头。所以海德格尔转向“理解是在什么方式下存在的”，即理解是在此在之在世的地位、情境中发生的。这些都只是有关生存论的范畴解释的开场白。

关于这一点，通过海德格尔讲的讲台体验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里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讲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东西。我们一进教室，每次上课都会看到讲台。我们是如何对讲台进行解释的？海德格尔为此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象学的“看”的态度和理论性的“看”的态度的区分。首先，理论性的“看”的态度是用下面这种方式解释讲台的：它是以各种感官为中心的。因而，就讲台而言，“它是黄色的，黄色是一种颜色，颜色是真正的感性数据，感性数据是心理学过程的产物，心理性的东西是第一原因；这种原因，这种客观的东西是一定数量的以太波。以太核裂变为简单的元素，在简单元素之间存在着简明的规律性。元素是最终的东西，元素是某种最基本的东西”^[39]。可以说，在理论上，对讲台体验就是积累单纯的感觉最终认识眼前的物体是讲台。胡塞尔一定会认为，我们先有纯粹的知觉和被知觉到的纯粹桌子，然后才对知觉和桌子作出阐释，使它具有后天赋予的意义。尽管胡塞尔为这种拙劣阐释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比如，“本质直观”或“阐释的明见性”，但正如前面讲的，现象学讲的本质直观的对象尽管叫意向对象，但是对象必须有意义才能成为对象，这个意义是直观不到的。

这说明理论性的世界构造有一个抽象的、逻辑上无穷退行的遁点。我走进教室，看到一个可供哲学演讲的讲台，整个过程好像是我给讲台一步步地对对象的客观复制，然后再贴上（意义）标签。不论从哪一方面观看讲台，我都事先预设了些什么，假定了些前提，知道能认识什么、不能认识什么。

我们对讲台的源初理解是这样的吗？哪里可能是这样的呢？讲台哪里可能是一个正正方方的立方体呢？从这种分析还原过程看，任何我们在具体“逗留”中与世界打交道的内容根本未出现！

为什么？因为所有这些都是理论反思性的认识，都是理论观点的变形。从古希腊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开始，到近代哲学的先验哲学、知识学、意识现象学等等，它们或者把人作为一个灵肉综合的精神存在看待，或者依据这个理论性态度建立起人文科学和人类学哲学，但恰恰缺乏生命在其本真性中的自我理解和解释。

三、小小的讲台，大大的世界

我们为什么不可能按照这种理论态度解释？从一个进行感觉的自我到对象再到逐渐注意到这个对象的几种特征，这只有给最没有精神性的人以最大的兴趣。在现实中，我们可不是以这样的方式与物、与人打交道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是理解地与讲台而非桌子相遇，因为我们只能在作为意义全体的世界中与讲台相遇。我们与讲台相遇的方式，如知觉，一定是理解的，因而被遇到的讲台，也总是被阐释为“作为”讲课用的讲台。例如，当我们说“这里有一块黑板”时，我们当然已经理解什么叫“黑板”，否则无法说出这个事实。“如果有人在这间教室里做陈述说：这块黑板是黑的，更准确地说，在直接被给予的问与答的关系中这样说，那么，我们通过陈述之理解所指向的是什么呢？难道是指向宣告吗？或者指向进行陈述的表象，语音是其中的‘标志’吗？不，而是指向在这里、在墙上的黑的黑板本身！在对这块黑板的知觉活动中，或者说，在回忆中，在对它——这块黑的板，而不是其他东西的思想中，我们随之或随后进行陈述。在陈述中首先给出的，就是陈述之表述所关涉者。”海德格尔认为：“我们始终已经面对围绕着我们而存在着的诸物。并非陈述活动首先实现了关联，而是相反：陈述只有在始终已经潜在地与存在者相对待的基础上才得以可能。陈述着的自我，此在总已经在它所陈述的存在者‘近旁’了。”^[40]

同样，关于讲台体验本身，海德格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现象学的“看”和描述的真切性。一个讲台实际上具有历史性，在讲台中整体性地展开着自身的各种生命和各种经历关系。我们如果在讲台上不放电脑而放一床棉被，就会觉得突兀。在讲台旁边我们曾经进行过交谈，其间有其他同学在场，讲台的黄颜色总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某种颜色。我想，在德国海德格尔给学生讲“存在论：实际性解释学”课程的时候，一个教室全坐满了人，学生最后侵占了讲台的空间，海德格尔连转身都很困难。兴许来听课的人的理解多少只能靠体验带动解释活动。所有这一切在那张讲台的此在中存在着。在这样的显现中，讲台和周围的东西从最初开始就作为有一定意义的东西呈现出来。

说到具有意义的东西，听起来似乎是人赋予物以意义，其实并不是这样。从最初开始，在各种意义关联中各个物就在显现。请大家思考一下如下情况：有一个父亲想考验三个儿子的生存能力，给他们每一人100元，要求买能够装满整个房屋的材料。结果，一个买了稻草，一个买了棉花，都装不满。另外一个儿子则买了一支蜡烛，只花了两元钱，就充满整个房屋。对于我们的问题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房子要由光来展示呢？这完全不是不言自明的事。因为这将意味着，在光作为光的现成存在中有这样的事情，光似乎把作为房子的房子展示给了它。我们在前面已完全在牵涉揭蔽活动来讨论基本的理解问题了。

海德格尔在他的讲稿中对这种体验之理解提示了两个特性：一是非人称的经验状态，即使用“我”这个人称，此生的“我”也是“历史的我”；二是把这种非人称的经验状态称为“原体验”或“环境体验”，^[41]原体验、环境体验也可以叫“历史性”。也就是说，我们与周围的各种物相关联的时候，那里历史地形成的各种意义和解释在发挥作用，我们自身的态度和意识也在被历史地形成。因此，此在恰恰并不意味着要成为经过理论科学还原后剩下的某种东西。或者说，对象性的认识不过是二次性的经验。我们对讲台的体验，总是在一定的意义世界中与各种联结物相互联结，带有我们所经历的讲座的“当下性”和“逗留”，并且人之此在自身也常常作出意义被显现，所以被叫作“此在”。

在这样的显现中，此在恰恰并不意味着要成为一个知识的对象。^[42]大家想想，我们与讲台照面时，我们讲课时的兴趣，包括我们的愉快，不就是如其所是地在其显现中展示着，不就把整个世界（连结物）都收入眼帘了吗？精简地说，小小的讲台，大大的世界！

四、理解和解释总是基于实际生活存在本身

小小的讲台、大大的世界，这倒不是说我们的心胸有多么宽阔，我们的理解及感官的能力范畴的确限制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力；也不是说我们在看见讲台时，都会有这样一种强烈的“世界着”的体验。“我们就是缺少任何可以获得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或‘真理’的器官。”^[43]但谁也不能否定生命自身的生存活动，你看问题、想问题，都要求“世界着”。再说，即使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的人，他从来没有走进过教室，他叫不出这个是讲台。而在他走进教室之际，他也不会超然地成为无动于衷的观察者。譬如，如果让一个农民来看的话，他不会像我们那样把它看作“讲台”，而是“教师的位置”。他把这个对象看作有某种意义的东西。而如果让一个侗族的农民来看的话，也许会把它看成是与巫术有关的东西。不管怎么样，决定事物是什么的不是任何“基本实体”，而是意义，而意义从来不是孤立的，它只有在意义整体中才有意义。他在面对现存“过去的东西”时，必定献身于存在的特定处境中，这处境包含整个世界，他也因此被投入其前科学的经验世界，他也决不会进入一种理论的态度当中看待这个讲台。

在这个理解者身上，理解也是用某一个自己的生活重构曾在的过程，解释也总是基于某一个实际生活存在本身，是某一个释义者担负着的生活中特定的可能性。一句话，解释学不可能是脱离实际性生存的解释学理论。

五、实际的生活是前理论的生活

我认为，没有必要继续讨论这种解释与实际生活之间是否有别。海德格尔在思想上是如何考虑的？据说，在《存在与时间》之前的战时研讨班上，海德格尔开设的“哲学的观念和世界观问题”这门课，都是围绕讲台体验来进行的。有人认为，“哲学的观念和世界观问题”奠定了海德格尔一生思想的基础，这并非为过。然而，大家不会认为海德格尔真的是要关注讲台的本质之类的问题，我们不能不想到当时战争的形势。就像重复19世纪后期出现的、去发掘现实的现实性运动那样，海德格尔真正关注的是，所谓学问介入直接生活意识，关注方式转变的可行性。

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来看，理论性科学的不幸在于它的看的方式，在于它对前科学世界经验的茫然无视。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哲学家就赋予“看”在各种感觉中的优先地位，西方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看”这种感知方式为基础的，而作为纯粹看的纯直观地位最高。纯直观在认识论上的优先地位与现成事物在传统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相适应。传统哲学执迷于要到存在之后、人生之外、生活之外去寻找更本质的存在。在历史中存在的人，却在思想中肯定了人的超历史的存在。在海德格尔眼里，传统哲学观念的问题是与传统形而上学的问题连在一起的。传统形而上学把一切事物看作被表象者，即现成存在的静止的对象，而哲学就是一种理论，它的功能就是如自然科学一样，观察和认识事物，把握事物的真理。这种作为理论的哲学，并非生活本身的一种基本方式，显然与事物本身只有外在的关系，只盯着事物静止的现在，因而无法揭示事物的存在，因为存在并不仅仅是现在。同样，传统解释学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有效地运用理解这个工具。运用理解这个工具的主人，是人的主体意识。传统解释学分析理解，总是由分析主体意识开始，理解成为主体认识或表现的工具，它或是表现思想的方式，或是认知存在的手段。因而，实际生活进不了理论构造的领域，实际生活不能是理论抽象化的生活，而是前理论的生活。

也就是说，一定是实际生活“解释”在前，理论概念的把握在后。生活经历过后才能得到解释。这也意味用释义学现象学的方法论处理方式，才是实际的生活解释学。释义学现象学认为，最当下直接最源始的东西不是感性知觉，而是有意义的事物、意蕴。从这个角度看，理论的统治地位是意义、意蕴被掩盖的根源，感性知觉是理论科学与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取得谅解的基础。

六、理解是前主题性的

我们最直接遇到的是意义，还是感性知觉呢？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回到事情本身。如何回到事情本身？我们认为，不能用理论的方法回到非理论的事情本身，对事情本身的确切认识是海德格尔的一大重要贡献。

我们研究海德格尔的不可否认的激情，与偏心没有关系。因为，正是由于追求非理论地把握非理论的事情与非理论方法的结合，我们开始对世界的看法不同于两千年的传统。海德格尔用来看待的这个世界的，是一双含有诗意的眼睛。他的老师胡塞尔的反思现象学的眼睛实际上有一个缺陷。海德格尔认为胡塞尔做出的回到事情本身的决定，这只是一个次要的，甚至是错误的决定。因为在他那里，他将非理论的东西变成理论的对象，使得回到事情本身完全只有字面意义。海德格尔所愿看到和描绘的胡塞尔，应该从根本上对生活的意义加以把握。这就需要一种方法的改变，但这是一种悖论式的方法的改变：它不允许任何其他理论方法介入。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比如，仍然拿我们对讲台的关注方式来说，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我们对周围世界加以把握，并非在一种深思熟虑的分析性凝视中揭示世界的存在，它是在世界的全部功能语境关联中隐藏的东西突然浮现出来这一刻被揭示出来的，是在我没有把某物当作研究题目或反思对象之前某物“所给出”的样子被揭示出来的。也就是说，理解是前主题性的，理解尚未将理解者变为一个主题。值得注意的是“‘给出’这种说法本身就包含了太多的理论成分”^[44]。好像按照纯粹智性的理解，“给出”也就是将世界作为客体来把握的一切科学尝试。海德格尔十分清楚，在科学理论的彩粉框框中是找不到可以借用来表达实际性解释学的。呈现这种理论区别、分化以前的新的地平线，他就不能再做胡塞尔式的体验。他认为，那种先看见桌子的面，再通过联想把知觉材料综合起来成为一个桌子的概念，完全是理论的态度：好像我们可以将桌子独立地置于眼前作为理论关照的对象那样。完全当下在场的一个桌子，是能被称重、能以属性划分、能予以形式化的“普遍性”，也能与其他桌子进行比较的某种东西。那张实际生活中的桌子，恰恰与这种把握保持距离，哪怕是损毁了，不能用，也能立刻表明桌子是什么东西。胡塞尔式的体验阻碍了对周围世界经历和经历的周围世界的解释学理解的通路。

所以，方法论问题对于哲学来说实在是个重要的问题。事实上，你的解释总是从平日的常人状态开始的，像胡塞尔那样从事理论活动的意识中所给出的那种立场，恰恰是我们在周遭世界的体验中的例外。解释学不是要获得一种知识，而是要达到对人的实质在他的生存状态的认识。认识在此不是一条知觉之流，而是一次发生、一个事件、一种境遇。因为，甚至连“人”“生命”“生活”这些范畴都根源于生存的言谈，根源于生活本身所固有的言谈。

七、给研究的东西自行“显摆”自己的机会

这个结论当然不是随意得出来的。所谓“理论的”思维实际上就是科学思维和认识论、哲学心理学、反思现象学对全部前科学经历的主题化。它发端于范畴的理论解释。它的具体表现在于，把哲学上最初的东西看成是有预设的，预设所谓客观的解释或“不带预设”的解释。比如，我们平时所讲的那种最初、最原始的东西其实都是我们事先用自己看事物的方式和接近事物的方式预设出来的。但是，“理论的”思维完全不知道，这样预设出来的东西就绝不可能是最原始、最根本的。相反，它只能是派生的。表现在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上，就是我们总是把我们打交道的事物作为“对象”、作为“客体”、作为现成的东西来看待。

海德格尔认为，理解只能由“前理解”开始，这个观点很重要。它意味着从哲学上否定了主体可以在认识前处在清明状态，或者可以通过自觉意识方法去涤除先见的可能。主体或者理性不能从没有先见的精神状态中开始认识与理解。传统哲学追求从认识主体的清明无染状态中开始认识与理解，本身就是反历史性的。它在追求“客观”知识的同时，忘却了主体在“前理解”状态中的存在。对于传统的解释学来讲，如果人们没有理解某个文本的某个特殊段落，那么他们就不得不求助于解释，因为解释的自然目的就是要能理解。所以，首先是解释，而理解是它的结果。海德格尔的存在解释学颠倒了这种目的论的次序。现在首要的事情是理解，而解释只不过是发展或扩大这种理解。

它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个讲台一样给你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你感受到的都是意义。不需要经过可认识的物体层的中介。所以，实际生活经历本身，既是过程，也是我们和事物相遭遇的基本方式。既然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号召要回到实际生活经验本身，那么你在没有理论化你的生活之前，你就处于实际生活状态里头了，你已经感受到原本的生活意义。一句话，你的经历，也就是显示原本生活意义的方法。解释学所要反对的是人们做出的解释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现成的可以利用的解释，从而解除了他们自己的自我阐释的责任。你要把握你的实际生活意义，方法不在你的实际生活经历之外，而是你的实际生活经历本身的方式。

经常听到有人提问：在一个“对象”的研究中，除了找到对象的类，即它的现成的存在之外还能期望什么呢？分子的存在特征不就是组成它的元素、它的化学反应形式、它的组织功能等等吗？动物的存在特征难道不是在解剖中、在它们的行为中、在它们的进化中发现的那些东西吗？一个人的责任感不就是当某种复杂的生理过程发生于他的大脑中时，他的意识中就出现了责任感吗？而对海德格尔来说，这种对存在特征的思考和提问方式已经太不彻底了。如果要在方法论选择上思考彻底，就应该让研究的东西自行“显摆”自己的机会。谁曾经看到过自己的大脑，看到他所假定的在大脑中所发生的生理过程，看到责任感的现象呢？谁看到包括所有我们从其他来源或借助推理而认识的东西呢？当我们去面对人文社会科学最原始、最根本的因而也是最基础的东西时，像通常的那种人文科学方法论那样通过推导、演绎、外部描画来奠定基础，显然无法进入前理论领域。^[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