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分专业是人类的发明，人们必须在尊重不可认识的东西的同时，把一切可以认识的东西加以整理、吸收。因而，每个行当或者但凡持续性工作自身都有一种习惯，导致专业工作者越来越关注“自己的”问题，从而形成一种思维方式和理解思想的方式，并一头扎进他对“科学”“系统”“方法”吁求的狭小的天地。这群人只要一忙于自己的工作就会逐渐失去对社会相关性的感觉，失去整个自己范围的概念以及单位、同事、学术圈子、他的同胞互相施压和共同生活中的纪律约束。马克思将此描绘为“固定资本的发展”，它表明“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1]。
在一个非异化的社会中，每一个行当都可能如此“一心一意”地埋头在自己所属“行会”并由特定的“行话”进行言说。或者应该说，社会科学，只要它不仅仅作为职业来干，而且也不仅仅是操持特定的“行话”[2]进行言说的习惯构成的，就可能是对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社会事务上的人的问题的表达。因此，施特劳斯建议社会科学家：“绝不能忘记他正在研究人事，正在研究人”，以确保现实性的职业伦理总是在场，并且能够保持诸社会科学合法性到足够强度。这话说得对。因为，施特劳斯还谈到，社会科学家应有的公民视角，社会科学家和公民之结合，两者缺一不可，不可分割地互作说明，以致你一提起社会科学家，就不能不谈到作为公民的社会科学家。但是如此还不全面，因为施特劳斯继续提及“如果我们通过社会科学来理解人事的知识，难道我们不会被迫得出这个结论——必须废除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悠久的区分？”[3]施特劳斯也许依然未能充分了解人事研究和人文学问的关系，似乎在暗示把对人事的研究仅仅看成社会科学家的任务。
这里有一堵墙，远一些是另外一堵墙，如同“对人的研究与神的研究”之间的距离。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已经预见：“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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